漳州市图书馆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闽粤边红三团被国民党157师包围缴械，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
  “漳浦事件”。事变次日，尹林平同志即离开漳州经过厦门前往香港向南委汇报，我亦随行。我在港逗留至同年九月间，组织派我返漳任中共漳州工委宣传部长。有一天，工委书记马东涵同志找我说：“红三团被缴械后，有一部份同志陷落在厦门157师部队中，特委决定派你到厦门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到厦门后可先到《江声报》找白震同志，由他介绍你去见厦门工委负责人。有关红三团那一部，份同志在厦门的具体情况，厦门工委自会告诉你，再相机行动。”
  次日，我乘车到厦门，在《江声报》社找到了白震同志。他先安排我住进一家旅社，入晚才带我去见厦门工委负责人，介绍后，白便抽身走了。那位负责人自称姓陈、戴着眼镜。听其口音是海南人，他告诉我：“红三团一百多名同志被157师编为工兵连，驻扎在郊区禾山的一座祠堂里。我们想派人去进行联系，但找不到与这批同志相熟之人，所以报告特委请物色合适人选。”我当即对他说：“我过去曾在红三团团部工作一段时间，队伍中的人多数认识我”。他听了很高兴，就进一步将红三团同志的驻地及其周围环境详细向我交代清楚。次日清晨，我即从市区徒步行至禾山，很快便找到那座祠堂。我先从远处观察一下，附近无岗哨戒备，也不见士兵在走动，于是放心靠近，才看到祠堂门前仅一徒手士兵在站岗。我装作到野外散步的闲人，在其眼前来回走动，观望景色，以引起他的注意。不久，这个门岗认出了我，便返身跑进去，片刻则有两个士兵走出门来。我一看走在前面的是红三团团部的张号长，走在后面的则是三连连长绰号“黑石降”的林少克，既然见到熟人露面，我即转身漫步朝祠堂旁走去。他们隔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到了一处僻静地方，我看左近无人才转过身来，这时他们飞快走拢来，六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内心的激动已无需语言来表达。我们在一块草地坐下，我首先说：“特委关心同志们，派我来看望你们。”然后详细询问他们在厦门的情况，他们除告诉队伍在漳浦被缴械的经过外，还说被缴械后，当天晚上则有大部份同志跑回山上，他们这一百多人临时没得到通知跑不出去，才被157师编为工兵连。名义上连里有157师的几个军官，却经常不在连里，实际上是自己管自己。他们还秘密成立一个党的临时支部，凡连里大小事都由这个临时支部集体领导和做出决定。谈到当前处境，他们说：“现在虽暂时和组织失掉联系，但大家并没有失去信心。自从身陷此处大家反而更加思念党，怀念队伍，支部团结所有同志坚定地相信特委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刚才一听门岗报说你来，真是喜从天降，大家都很高兴。”我对他们说：“队伍被缴械后，特委对你们一直很关心，要我转告同志们，身处逆境更要继续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加强内部团结，不能灰心丧气，要积极抓住机会，摆脱羁绊，重返队伍。”他们听后表示一定遵照特委指示，积极想法回到队伍。临别，我还留下我家住址给他们，以便必要时联系。任务完成后，我就回漳了。
  约过半个月，一天我正在家里，听说外面有人找我，我到门口一看是张号长来了。我装作不认识，出门径自向塔口庵方向走去，他跟在后面，走不多远，我发现林少克也出现在附近，于是三人先后走到北廓顶的竹园里。大家在地上坐下来，我问：“什么时候来的？”他们答道：“部队昨天从厦门调动来漳，现驻漳龙公司后面（即今市财政局）”这次会见，他们曾将在厦门别后的一些情况告诉我，因时日太久，大多记不起来。只记得他们曾谈起陈树莲（何鸣之妻）自杀一事，他们都认为陈树莲是一位好同志。她所以会厌世自杀，完全是对何鸣后来行为产生厌恶不满之故。自何鸣当上厦门157师侦缉组长以后，经常在外纵酒，醉得昏昏沉沉，陈树莲实在看不惯，多次规劝他：“队伍被缴械后，百多个同志在反动军队里受苦，你居然还有心思喝酒取乐，怎能对得起这些甘苦相处的同志。”何鸣对陈树莲的责备规劝，置若罔闻，在外酗酒如故，陈树莲最后受不了精神上的痛苦才愤而自杀。
  自此以后，张林两人还找我几次都是密商如何逃回游击区的事，我也几次到部队驻地找他们，但不是直接进去找人，而是在门前逛一下，让门岗看到，再由门岗进去通知张林两人出来会晤，以此一直联系不断。后来特委指示要他们尽速设法分散跑回游击区，我向他们作了传达，并分几次给他们送去一些旧衣服和现金，以便回游击区时用。不久他们中大部份同志陆续回到游击区，重新拿起枪杆为革命而战斗。漳州解放后，听说张号长和林少克都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多么好的同志啊。
  二
  一九四八年夏。有一天，我偶然在漳州的香港路碰上了陈勾结。他是一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放牛娃，当过何鸣的勤务员，跟何鸣一起到新四军。那时我与党已失去联系，内心极感苦闷，一见到这个在游击区的熟人，我以为他是从游击区来的，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打招呼。他一看是我，也很高兴，路上不便交谈，我便引他到我家中。我问他：“你不是到了新四军，为什么回来？现在是不是在游击区？”他说：“我现在家中种田，不在游击区。”他又说：“我到新四军后仍与何鸣在一起。何鸣被捕后，有一天我到拘留所看望他，他说：这次我一定会死，我死后你要设法回福建，说完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他那支常用的派克钢笔，叫我带到漳州送你纪念。何鸣还叮嘱，见到你时一定叫你设法让我回到游击区。”勾结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我听了也很伤心。忆起在游击区，朝夕与何鸣相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他对我的关怀照顾和教育，革命情谊使我终身难忘。后来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使革命事业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原谅的，但他在闽粤边区多年，对于革命武装的建立和根据地的开辟等，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对于他的死，至今想起来，我还是惋惜的，我责问勾结，为什么不听何鸣的话再回到游击区？他说：“自何鸣死后，我灰心极了，便设法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只想在家当老百姓，所以就不再去游击区了”。听了这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对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鼓励他再回到游击区干革命，他听了满口答应。中午，我留他在我家中吃饭，临行，我拿一只五分重的金戒指送他做路费，并把我家的地址写给他。交代他回到游击区后，见到二公（即何浚，那时我不知道他已调离闽粤边区了）卢叨和陈天才同志时，把我的情况和住址告诉他们。不意他走后竟毫无消息。到了漳州解放前夕，我在平和游击区见到陈天才同志时，才知道勾结当时并没有回到游击区，而是跟着平和一个反动头子跑到台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