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学成回国后，则任省立第八中学的校务委员，不久继郑江涛为校长。至一九三一年省立第八初级中学与省立龙溪高级中学合并为省立龙溪中学，省教厅另派沈裕康为校长，沈系驻军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的乡人。我离职后就和驻军四十九师军法处长柯宜干（莆田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商量，能否利用庚款前往日本参观一事（用庚款给中国人往日本参观，不限定留日学生，每人可得日元五百元），他也想偕行，乃请得该师师长张贞与驻厦日本领事联系，辗转获得东京日本政府的同意。临行前柯因公不获抽身，我只得独往。
  当我往厦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领取入国参观手续时，领事冢本（留学法国的青年外交官）在交谈中曾无意透露出他们编造有闽南与各县地方士绅的名册，并了解其情况。联想到漳州日本教堂的住持谷了悟，时常到南市街怡瑞棉麻店，不惮与漳州士绅交游已历有年所，表面上看是出家人好文墨，其实是负有台湾总督府的使命；此外还有城门顶的日龙公司、姓木屐的日本医生，及卖仁丹、卖狗皮膏的日商也经常到处和地方人士接触，带着台湾人当翻译，这些都是该士绅名册的供稿者，而非单纯作生意的。又如厦门旭瀛书院院长冈本是东高师博物科毕业生，他对我国华南各省矿产很熟悉，漳平大深铁矿早就有日人前往测探过。
  在由厦门开往日本的轮船上，我会过一个日商，个子不大，穿着大岛纺绸和服。在言谈中了解到他这次是为装运驻军四十九师向日本购买的一批军火而去东京的，他曾说购买的那些步枪和机关枪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是什么式的，因我是外行弄不清楚，但明白无误这些军械都不是新造的，日本把其老旧军械买给中国的地方军事机关，已属常事，不足为奇。
  我到长崎过门司要转搭火车候车时，顺便到街上遛达，偶然看到中国领事馆，就走进去想拜会领事。一进门，既没设传达，会客厅陈设亦甚简陋，领事和办事人员都不在馆，我和女佣人聊了一下，她说“领事馆的经费老不见发下，年关已到，米店也来讨账，真讨厌死”。看起来竟是债台高筑。当我要离开日本又从长崎上轮船返回上海时，才会到那个领事。他是江苏人，四十岁左右。他慨叹：弱国外交官当不得，最感头痛的是我们一些不三不四的行商——卖油纸雨伞的、补碗补盘的、补雨伞的，可怜巴巴到异国求蝇头小利，日警为了限制他们串街走巷，在僻静地方用白粉笔画上圆环，规定他们在环里作生意，不许逾越，否则被日警看到了，一是打、二是抓，被抓后，当地华侨迫领事馆交涉领人，领事馆还就得出面，典颜向日政府交涉，真是丢人。
  这年大年夜前夕，报上登载出一起检举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参加共产党案件的报道，并附印各人相片，我认识其中一个四川人李初梨，曾和他们兄弟三人同住过玉川馆下宿屋，那时他还是个青年人，正在念中学，这时已进帝国大学了。回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五年在东京时，虽然时常看到发生罢工和抗租的报道，还少看到检举共产党事件，尚没看过中国留学生被检举的事。到了一九二八年间日本政府才发动过第一次共产党大检举、逮捕了数千个革命者，继为一九二九年又一次大搜捕。至于上述大检举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据正在日本留学的陈文藩、苏光耀说，这也是第一次。那末，中国留学生革命力量之被摧残则是遥遥领先！
  日本的书店本来已拥挤，我游时更挤不进去了，尤其是书橱中红炎炎书皮的社会科学、普罗文学类书籍大为畅销，这是八年前我在日本时所未见的。不过这一类书籍都是经过检查加以无情砍削，留着许多空白，极其难看；但据文藩说，这些空白处，日人却有办法补上。我问起日本学生中的共产党人的情况，文藩说日本人劝我们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因其随时有被检举的危险，万一中国人被牵连了，他们心里也不好过。
  我参观长野县立师范学校时，教师中有个东高师同学，临别他送行近一里路，谈话中，他则反映日本经济不景气，政府税收减少，学校经费已拖欠三个月。日本也积欠学校经费、教员闹罢教的事都是我过去所没见到的。
  回想我回国后当了几年中学校长，备历寒酸生活，当时驻军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曾答应帮助我再赴日进修，我蓄意改行学医，这番乃求东京日华学会会长某某子爵介绍于金泽医大。到校时，该校校长说解剖尸体这学系限定学生数，不能接纳，但为免我空跑一趟，过于扫兴特许让我参观一下。由一个专攻血型的研究生殷勤陪同参观，临别，他托我替他在我国找个大学教席，或者代选择一个城市开业行医，日本人对在我国工作还是饶有兴趣的。
  还有一件颇为出人意料的事是日本小学生毛笔字写得相当好，无论城市或乡村小学都陈列着学生书写的成绩。参观一所中学时，有个班级正在上中国地理课，讲授的是东三省。教师出身于东京大学，他从地质到物产，地势到交通，都讲得很详细也很熟练。还说：“像这样好地方，民国人不去开发，听任匪贼排日，破坏日中亲善..”然后满脸严肃地说：“所以日本皇国不得不出兵讨伐、扫荡……。”这就是日本当日利用教学居心不善歪曲事实迷惑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