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是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于省立第八中学旧制四年丁班，受到前几届毕业生多人出外升学的影响，对出门深造颇具雄心，父亲认识时代潮流所趋亦甚赞成，加上班上杨维铨（杨骚）、戴阳光志趣相同，时相鼓吹。因为当时漳州已有过陈智君（陈亮）、林者仁（袖湖）、许敦谷等留学日本；在社会上大有名望，正在日留学的还有长泰刘锌、陈云裳，都是家庭所熟谙之人，这是促我后来留日的主要因素。我与杨、戴经常互相勉励：同是出门求学，出洋总比在国内高一筹。那时候社会上流行一句话：“留学欧美是镀金，留学日本是镀银”。正象器皿经过电镀光彩夺目，声价百倍。留学地域相同，声气相通情感接近，回国后往往在事业上工作上互相援引推荐，当时已形成留西留东两大派，比国内大学毕业的有较大优势。留日派在我国军政各界的声势大，并不逊于留学欧美，而且费用较省。基此，我们认为留日回国之后不愁出路，千钟粟与黄金屋至足诱人。但家庭考虑的除这些外更关心的是确否有官费待遇和能否取得官费的现实问题。那时候，刚好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京美专的许敦谷先生回乡过暑假，我们亲去拜望他打听留学日本的具体情况，证实日本一些高等学校确有官费生名额，家庭听了如吃下定心丸，我们东渡之计才得以落实下来。郑玑、江文新、黄庄钧等三人听到我们将赴日升学，也要结伴同去，这样一行六人，凡事可以互相靠拢商量完全可以补救出远门经验不够的缺点。这时许敦谷先生已先行东渡返校，没有熟人引导，但我们青年锐气正方兴未艾，尤其顾虑家庭一动摇镀银美梦便归于破灭，于是毫不犹豫决心自己走。
  我们从厦门到台湾，言语相通没有隔阂，但从台湾登轮就因不通日语大吃苦头。我们过去在书本上见到日本与我国同种同文，以为语言也该差不多，这时才知日本人说的可不一样，致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船抵长崎停搁大半天，由上海方面乘船来，将在这里转往神户上火车的留日学生人数很多，他们是抗议巴黎和会把青岛和德国在中国掠夺的一切利权转移给日本、要求取销二十一条件以及响应“五四”运动先后返回祖国，现在重返日本继续上学的。本来我们苦于旅途生疏，言语不通，幸在船上认识在东京高师留学的四川省学生吕焕文、杨易恒，虽系萍水相逢，但都是炎黄子孙，异乡作客倍加亲切，就在他们照料下，顺利抵达东京并进住“下宿屋”（客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