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前言
  我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北洋军阀统治我国时期（日本大正年间）留学日本；一九三二年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日本昭和初年）重游日本。当时我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留学生的生活处境，我曾亲身经历一番。此事距今已五、六十年了。现在我国解放也已三十五年了，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伟大成就，半殖民地半封建已成为历史陈迹，一切耻辱随之洗刷尽净，中日两国的关系也已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得了正常发展。兹忆述当日留日亲身经历和见闻于下，供编纂地方文史参考。回首前尘况如隔世，亦使芸芸青年鉴旧社会求学之艰辛而知所奋发。
  留学日本的动机
  我是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于省立第八中学旧制四年丁班，受到前几届毕业生多人出外升学的影响，对出门深造颇具雄心，父亲认识时代潮流所趋亦甚赞成，加上班上杨维铨（杨骚）、戴阳光志趣相同，时相鼓吹。因为当时漳州已有过陈智君（陈亮）、林者仁（袖湖）、许敦谷等留学日本；在社会上大有名望，正在日留学的还有长泰刘锌、陈云裳，都是家庭所熟谙之人，这是促我后来留日的主要因素。我与杨、戴经常互相勉励：同是出门求学，出洋总比在国内高一筹。那时候社会上流行一句话：“留学欧美是镀金，留学日本是镀银”。正象器皿经过电镀光彩夺目，声价百倍。留学地域相同，声气相通情感接近，回国后往往在事业上工作上互相援引推荐，当时已形成留西留东两大派，比国内大学毕业的有较大优势。留日派在我国军政各界的声势大，并不逊于留学欧美，而且费用较省。基此，我们认为留日回国之后不愁出路，千钟粟与黄金屋至足诱人。但家庭考虑的除这些外更关心的是确否有官费待遇和能否取得官费的现实问题。那时候，刚好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京美专的许敦谷先生回乡过暑假，我们亲去拜望他打听留学日本的具体情况，证实日本一些高等学校确有官费生名额，家庭听了如吃下定心丸，我们东渡之计才得以落实下来。郑玑、江文新、黄庄钧等三人听到我们将赴日升学，也要结伴同去，这样一行六人，凡事可以互相靠拢商量完全可以补救出远门经验不够的缺点。这时许敦谷先生已先行东渡返校，没有熟人引导，但我们青年锐气正方兴未艾，尤其顾虑家庭一动摇镀银美梦便归于破灭，于是毫不犹豫决心自己走。
  我们从厦门到台湾，言语相通没有隔阂，但从台湾登轮就因不通日语大吃苦头。我们过去在书本上见到日本与我国同种同文，以为语言也该差不多，这时才知日本人说的可不一样，致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船抵长崎停搁大半天，由上海方面乘船来，将在这里转往神户上火车的留日学生人数很多，他们是抗议巴黎和会把青岛和德国在中国掠夺的一切利权转移给日本、要求取销二十一条件以及响应“五四”运动先后返回祖国，现在重返日本继续上学的。本来我们苦于旅途生疏，言语不通，幸在船上认识在东京高师留学的四川省学生吕焕文、杨易恒，虽系萍水相逢，但都是炎黄子孙，异乡作客倍加亲切，就在他们照料下，顺利抵达东京并进住“下宿屋”（客栈）。
  留学生考取官费和学习情况
  在日本东京，每月膳宿费大约需日元三十元，再加上另用钱二十元，基本上可以够用。日本人由于国税重、物价高，生活一般艰苦。当时中日汇兑比率为大洋（银元或钞票）一百元可兑日元一百四十元。如果留学生考上官费，可月领日元七十五元，就可免除家庭负担，有的人每月还能节余一点汇回家中添补家用，因此留日学生唯一的希望是考上官费。至于选择那个学校，读那个系只是次要问题。那时留学生可以报考享受官费的学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上了要先念一年的特别预科，主要是进修日语和复习中学课程。在这学校毕业后，才分配进入帝国大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仙台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五校。由特别预科进入本科后就与日本学生同班上课。
  上述各高等学校每年各录取中国留学生四十名。学年是每年四月一日开始，每学年分为三学期——四至七月、九至十二月、一至三月各为一学期。入学考试在三月间举行。五个高等学校招考官费生的日期互不相同，所以留学生可以换校报考，也就是每年有五个考上的机会。如果五个高等学校都考不上了，那只得等明年学年开始时再投考了。漳州四个报考东京高师的官费生都是两次落榜，因受经济牵制不敢进入自费的学校，第三次才考上的，所以多耽误了一年半时间。我考上高师，虽然不高兴念师范，但为官费只得放弃个人志愿，却没有勇气继续拼搏。因为如果明春重新投考志愿的学校，考不上，就会白白放弃了到手的官费待遇，时间和经济都是不能容许的。但也有宁愿冒险坚持志愿的人，如林荣年（回国从事医疗事业，学有专长，解放后，任厦门市立医院院长）考上东京高师史地科，只念一年预科就申请退学，重新抖擞上考场，有志竞成，终考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医学系。还有一种情况，如杨骚只在东京高师本科念了一年就不上学，也不重新参加考试，而在校外钻研文学，享受了两年官费生活。
  日本的国立学校，除上述的五所有官费名额外，还有许多出色院系的高等学校，政法有早稻田、庆应两大学，医学有东京齿科医专、女子医专、慈惠医专等。其他还有高商、美专、音专等学校。或国立，或私立，都是有名学府培养出不少人才。此外私立明治和日本两大学，留学生中也有不少真才实学之士。
  据我所能记忆的，漳属先后到过日本留学的人士，其姓名和肄业学校如下：
  林者仁：明治大学
  陈智君：未详
  许敦谷：东京美专
  王兆培：东京慈惠医专
  王发杰：千叶医专
  王和容：东京女子医专
  林镜秋：京都帝大
  林荣年：东北帝大
  张锡祺：千叶医专
  江文新：到日本不久即回国
  刘锌：明治大学
  陈云裳：明治大学
  戴阳光：青山农业专科学校
  庄奕馨：东京帝大
  庄净宗：九州医大
  杨骚：东京高师
  郑玑：东京高师
  黄庄钧：东京高师
  吴玉德：东京高师
  沈毅：东大医科研究生
  陈文藩：明治大学士官学校
  郑雪园：东京女子美专
  陈耀东：东京帝大（旁听）
  郑启镳：未详
  蔡大燮：未详
  苏光耀：日本大学
  留日学生的确出了不少科学家和名医，平江不肖生所写的《留东外史》中那样豪杰和纨袴子弟，未尝无其人其事。然而在上述两者之间，孜孜勤学不愿意丢中国留学生的面子的还是多数，如漳属留学生中的林镜秋（林荣年之兄，已故）那样苦志笃学之士，林荣年、张锡祺（解放后曾任安徽医学院院长，已故）那样追求进步业有所成的医生，杨骚那样著名文学家等等均是。
  林镜秋原籍南靖，生长于台湾，学识渊博，为人很有骨气。台湾自割让与日本之后，台湾人民经过长时间拼死斗争终被镇压下来，过着屈辱的生活，但始终不忘祖国。一般有两个儿子的，一个报台湾籍，继承其在台湾建置的产业；一个则报中国籍，准备落叶归根。林镜秋、林荣年两兄弟则更特殊，都报中国籍。我们认识林镜秋兄弟是在刚到东京不久的时候，一个晚上，林镜秋到下宿屋来卖花生米，一经攀谈，双方听到乡音，就自然而然地亲热起来，从此时常在一起，友情日为深厚。那时他已毕业于明治大学法科，而且用日文写一些法学概论的著作，教授曾为该著述写了序文但未付梓。林氏兄弟继明治大学和东高师几经曲折分别考进京都帝大经济系和仙台东北帝大医学系。林镜秋对政治饶有兴趣，当时尤喜欢读京都帝大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名学者河上肇的著作。他痛恨日本财阀、地主，常见之于行动。有一年，我们往旁州海滨过暑假，见到从东京来的地主家少爷欺侮佃户的青年，他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使附近日人一反一贯轻视中国人的态度而生敬畏之情。
  在东京高师时的经历
  东京高师的科系、课程，和我国大专院校大致相同，没有什么值得一提。唯校长嘉纳治五郎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只是文学士而不是博士，然而是日本柔道（即柔术）的发掘者和全国大师傅。柔道是拳术的一门，和围棋一样也分段，最高九段，高段者有“点穴”的工夫，在日本中学以上的学校，柔道和击剑同为必修科，两者选修其一。日警和军人，特别是日警都会柔道，他们抓人碰到抵抗就施这门工夫。各街道都有柔道道场，它可说是日本大众化的一种体育活动，比我国的国术还为普及。妇女也有练到三段的，连饮食店的女职工也学会一些工夫。
  东京高师校园里有个坟墓，丰碑隆阜修整得很干净，有碑文曰“朱舜水先生之墓”。朱舜水是明朝浙江余姚人。当清兵攻陷南都时，避世前往日本讲学，传播中国文化，卒于日本，著有《舜水文集》；他精研六经，学问精粹，盖有裨于日本学术的发展。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取士的标准为“和魂汉才”四个字，日本乃大和民族，“和魂”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汉才”即精通中国古文学及经时济世文章。明治时代的几位国士，都是深研中国经史的。在东京上野公园里有座铜像，是一位站着的魁伟丈夫，和服革履，手牵一头小狗，他就是有名的西乡隆盛，他的汉诗是脍炙人口的，东京帝大每年还为其举行祀礼。
  中国留日学生每年在东京高师举行运动会，常有体育科的日本学生参加表演。一般说当时日本人是瞧不起咱们中国人的，这是造成我们很少和日本学生往来的原因。但也不能笼统说日本同学都是不可接近的，特别是一些思想较进步的学生，只要是志同道合，一经接触，消除误解，也是能患难与共，倾心缔交的。
  我们留日学生在“五·九”国耻纪念日，虽身处异国，仍集会纪念，在会场上讲话时，由于日警的制止，因而发生冲突的事屡有所见，其结果是动武而致被拘留。弱国无外交，天涯赤子吃亏是难免的。但留学生不屈不挠表现了中国人的昂藏气概，常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暗中钦敬。林镜秋曾告诉我说：中国学生被拘留审问时，凡表现理直气壮、坚强不屈的，常获先行释放。若惊惶失措、诿过他人者，日警反会开他们的玩笑，多给尝几天铁窗风味。
  在东京神田有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留学生的娱乐场所。记得有一次日本宪政会尾崎行雄来会讲演。他当过首相，曾留学美国，大家认为他是较开明的政治家，所以在他下台后邀请来会演讲。他于演讲后，留有时间让人提问，当时有几个留学生会上提问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青岛所拥有势力问题。他虽作答，但言辞模棱闪烁。原来，政友会和宪政会，一是三井、一是三菱大财阀所扶植的政客，无论这两大政党如何轮流执政，对中国的侵略本性都是一致的。
  东京高师正如日共作家德永直在其所著《没有太阳的街》一书中所描写那样：每年有一二次由皇太子或某一亲王来校对日本学生讲话，戒备极其森严，当然也不会让中国留学生参加。
  东京高师的校舍建在丘陵上，下临一道山谷叫千川沟，那里的街道真是“没有太阳的街”，又脏又臭，为工人和贫民聚居的地方。工人有歪歪斜斜的平房住就算不错了，还有住在没门没户可挡风雪的草棚里，或日间排摊卖些破烂旧货以糊口，晚上就在摊板上过夜的。至于极穷困的贫民窟，则街头巷尾有岗警监视，一般说外人是不进去的，要是出于好奇心进去遛达，贫民们为了愤世常会骂你甚至打你。每年大年夜，照例有天皇御赐年金，每人五毛钱，纸袋上印有“天心悲悯、皇恩浩荡”的敕语。
  在东高师校里，留学生有一间休息室，课后可以在室里抽烟聊天。该室桌子上有留学生国民党党部陈列的孙中山先生著作单行本，当时留学生一般是不大关心政治，很少人去翻阅它。我在这室里初次会见田汉（即田寿昌和我同班），他似是病后，个子瘦瘦的。记得闲谈中他曾说过：“在这里念完亦算不了什么”，现在想起来他是有超人见解的。他那时正在东京组织戏剧表演，我在青年会就看过他们的演出，足见有为之士早就露出头角了。
  留学生的生活困境
  我国在日本留学生的“官费”，是从庚子赔款项下划拨出来，按月由北京政府汇给留学生监督处分发的。由于国内军阀割据，财政支绌，官僚机构办事腐败，我们在日本留学时，为了领取官费，一年要几次吵到留学生监督处，甚至到我国驻日本公使馆去催讨。那时官费常被拖欠四、五个月，弄得官费生书卖完、衣衫典尽，甚至连寄家信的邮资四分钱、洗澡费五分钱都拿不出来。更难为情的是长期积欠下宿屋的房租和饭钱，每当月终账房开出清单来，无钱付账，更尴尬万状。中国留学生监督和公使因经不起留学生的吵闹催讨，有时迫于无奈只好向日本政府借款来发给官费，后来因借多还少，也借不到了。官费发不出，公使躲开，我们就在公使馆坐等，通宵达旦，半夜又饿又冻，就进入厨房搜寻东西吃，把桶里养着的鱼，柜台上剩下的火腿拿来，旋开瓦斯炉烧煮作点心吃了。这个时候公使馆里差役也溜走了，只留下大门前两边的岗警，但他们也已司空见惯，不来多管闲事了。曾有一个北京大员屈驾来当留学生监督，他，养尊处优，油光满面，是典型官僚。我们去找他，他竟然打着官腔，发起官威，桌子一拍，拂袖就要走。我们拦住他，他看势头不对，才回身坐下和我们磨工夫。半夜里他要解手，我们怕他溜走，叫茶房拿夜壶给他就房子角落方便。留学生要的是钱，又涉世未深，一经他应许愿帮忙，也就满怀着希望一哄而出。可是过两天再去找他，他已悄悄地溜之大吉。
  留学生在东高师每届毕业时，按例由一个教授率领出发参观，南至九州，北至仙台，费用仍由庚款划出开支，每人还发给另用五十元，沿途游览名胜古迹，由老师加以说明，固然一路师生欢悦，无所不谈，但不涉及政治和国交。
  留学生念完各专科学校后，可以再进入帝国大学的同一科系肄业，一般不必经过考试。我曾请准学校介绍进入帝国大学，但该大学只收文、史、教育等系，我要求的是经济系，恰是该大学学生最拥挤的学系，未得允许；同时考虑官费生制度仅剩一年时间就将停止了，自费实在负担不起，因而怅然回国了。郑玑、黄庄钧晚我一年毕业，因没有官费也不得不回国，我们可说都是镀银镀得不够的次品。
  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社会
  日本人对天皇一般是极其尊敬的，说到关于天皇的事都用“敬体语”。我听过奈良小学初一年级的国语（日语）课，小小儿童随着老师的提示，会滔滔不断地赞扬天皇的圣德天威，用的也是“敬体语”。日本军国主义就这样从幼童时便开始灌输忠君爱国思想的。
  日本天皇的皇宫大门外有座“二重桥”，它跨过环绕皇宫的城壕，过桥是一片大广场，场外才是道路，二重桥距这道路约有一百公尺。皇城门前的左右有岗警，行人经过这里都得面向皇宫行礼，否则日警会喝住他，跑过来盘问，如果是日人就会受叱责，朝鲜和台湾人就要挨打，中国人也要挨骂几句。我们除开节日看热闹，从人群里走过去之外，平常为了民族自尊心的缘故是不到这里来的。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天皇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事件——“天皇机关说”事件：美浓部达吉博士是东京帝大的宪法名教授，他的“天皇机关说”问世后，立即引起日本陆军部的强烈反对，认为天皇是皇国的实体，不是人为方便的机关，从而掀起了“国体明徵”的轩然大波，说什么要明确国体，澄清视听，换句话说即是要厉行军国主义，扑灭进步思想。美浓部教授终于被停职，还取销其博士学位。美浓部的学生遍及全国，不少是教授或政法界名人，普遍遭到检举整肃，株连等横祸。
  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普罗（即无产阶级）革命思潮随之兴起和发展，势不可挡；城市工人罢工，农村佃户抗租，华族（即贵族）子弟受到鄙视，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亦成为统治者最焦虑而难以处理的问题。特高警探或便衣公然强行进入大学教室监视讲课，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批评和反对。
  在这情况下，天皇、皇后、皇太子等出门时，沿路戒备也更加森严，他们要通过的街道早半天就警跸断绝通行，大街两旁警探构成人墙，群众只能站在其背后等着观看，所看到的只不过几辆黑色帘幕封得严严实实、车顶上闪耀着金色菊花徽的汽车，其中还有付车，疾驰过去而已。虽则如此戒备，仍发生过“大逆事件”——记得是当时的皇太子（即现在的昭和天皇）出行时，刺客从警察举手和观众脱帽行礼的间隙中，打了一枪。翌日报纸刊载消息，说刺客是个名门望族的子弟，并谓系与朝鲜人同谋的，该朝鲜人已被抓获云云。
  日本国会、市议会议员也学欧美做法，竞选很激烈。记得有一两次，竞选人也光临我们留学生的宿屋，拉开纸格门，双手递上名片鞠躬如也，请投一票，慌得我们一时不知所措。他们挨户求人投票，几乎是逢门便进、逢人便叩头。
  日本有几位首相相继被刺，连本领高强的日本警探都不易抓到凶手，偶有抓到，报上登出消息也是昙花一现，讳莫如深，不见下文。是谁干的呢，有传闻说是日本浪人的大头领头山满，这个人与军部有着密切关系。一次是军部亲自出马挥起军刀。某日晨，首相与两三个省相（部长）都死于非命，内有历任大藏省（财政部）省相高桥是清，听说这一位内阁对军部没有唯命是听因而激怒了陆军中的少壮派致遭杀身之祸。日本陆海军都拥有很大势力，特别是陆军尤难驾御，他们享有无形特权，每次组阁如军部不派陆、海军大臣（即陆相和海相）参加，即使内阁其他各省省相都齐全，仍避免不了流产命运；即使组成了新内阁若不屈从军部意旨，军部的对策是召回海、陆相，逼迫首相下台。所以每当该国对外侵略气焰最嚣张时，就索性由军部推人出任首相，形式虽由元老在御前会议上奏，也是衔军部之命而已。这次大刺杀，还有某元老遭到池鱼之殃而挨了揍。
  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里的学生，学习汉语（中文）和俄语似乎都念得不差，大概是日本帝国主义将中国和苏联当为假想敌或侵略对象。当我租住在牛込区贷间（日人余房出租）时，邻近的士官学校或陆大学生曾找我请教中文，有的还要学中国话，谈话中也爱夹杂一两句我国的普通话。陆大都是军官前来进修的，有不少人到过我国东北，在他们的眼底我国可能是块令人垂涎的肥肉吧。
  日本的警探是残忍狠毒的，从“松川事件”纪录片上就可看出来。我时常看到日警溜到人家的屋里，名为检查卫生，实是在喝茶和妇女聊天，老半天赖着不走。日人都怕这些人，因得罪土地庙小鬼不好居住。日警最注意的是朝鲜人，其次台湾人，对中国留学生倒少来麻烦。但一年间也会来找一两次，东拉西扯绕了个大圈子，然后问对日本的观感如何，有什么不舒适等等。有时开门见山，板着脸孔责怪中国人民排日，最后哈哈大笑地走了。他们虽穿着西装，但不是好料子，抽的是朝日牌的二等香烟，一般都是庸俗昏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甲午战争前，清帝国积弱尚未暴露，日本人是惧怕中国人的。听说在甲午战争一发生，日本举国惶惶，城市老年人上寺庙烧香，乡下老年人朝着刚升起的太阳顶礼，祈祷天照大神（太阳神）和救苦救难世尊的保祐，三岛免于沉沦。东京神户有一家四川人开设的小酒馆，我们有时进去小吃，老板曾告诉过我们说：他年青时到日本来，曾经亲手打过日人的耳光，他们不敢怎么样；甲午战败以后，反过来挨日人打，也不敢怎么样。
  朝鲜人不但有我国北方人高大的躯体，也有北方人的气概，多数对日本抱有刻骨仇恨。一个同住在下宿屋的朝鲜留学生告诉我说；日本神官的冠和朝鲜人的鞋子是同一个形态的。我在牛込区贷间住宿时，邻室住一位朝鲜人，年纪三十多岁，出入西装，大概是已经在社会工作了。有一天参加朝鲜什么纪念集会后回来，一进屋就坐在窗台上骂街，操日语咒骂经过窗前的日本人，从晌午一直骂到深夜。房东全家人屏息不敢出声，也不见日警来麻烦他。听说日警最注意的是朝鲜人，最怕招惹的也是朝鲜人。
  东京大地震和留学生的处境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早上，我与杨骚及林镜秋兄弟，正从房州海滨乘火车回抵东京。行李尚未解开，刚要吃午饭，突然间发生了大地震，天地轰鸣颤抖，房屋摇晃，我们慌得站起来抱着门柱。地震始于十一时十八分。震源是在相模湾。这次横滨全毁，东京发生大火灾，被烧达五十八万户，死九万多人。日本房屋大多系木结构，故遇震少倾倒，却易燃烧，尤其这回的地震发生在人家炊午饭的时刻，家家所用燃料均为瓦斯，炉灶掉落，瓦斯冒出，不到一个钟头，东京全市已熊熊烈火，不可收拾。夜里从上野公园一望，半天红炎炎，满园难民扶携呼喊，宛如天倾地陷世界末日来临。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了二百多亿日元的横财，还抵不上这次地震的损失。
  地震发生的翌日，日本成立山本权兵卫内阁，一连串发布《非常征发令》、《暴利取缔令》、支票缓付一个月和戒严令，足见社会不安和经济紊乱的程度。有一个名叫甘柏的大尉，乘机在监狱里打死革命家大杉荣。日本军人是惯于在社会动荡时杀害革命人士的。
  我住在东高师附近的一家下宿屋——国师馆。这一地带幸没有火灾，当晚大家都不敢在屋里过夜，怕发生余震。后来经过伦理学老师、东高师学监的同意，得以挤进日人中间，在运动场露天过一夜。九月二日上午，我上街时，突然来了六、七个日本自警团，手执木棍、钢刀、长矛挡住去路。其中一个年长者问我是不是朝鲜人，我说是中国留学生，出示东高师的“在学证”，他听后劝我少出来。事后就传说开：“朝鲜人放毒”、“朝鲜人放火”等等消息。到下午竟发展成支那人（即中国人。当时日人称呼中国人有几种名称：客气的是‘民国人’、其次是支那的客人、卑称也是普遍的叫支那人，侮辱性的是清国奴。）和朝鲜人在一起捣乱的传闻，制造舆论后，不客气连中国人也打也杀了。记得有个中国留学生要返回本乡区第二中华宿舍，有日本老婆伴送，刚走出街口就被日人打破了脑壳，他的日本老婆仅说他是留学生，也挨了揍。这天晚上我们再找东高师学监商量宿处，他也不允许我们外出。直到天色大黑，才得到通知：留学生集中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我和林家兄弟就在草棚里过夜，大家通宵轮流站岗，以防不测。
  九月三日情况更严重，中国人在街道上露面是不安全的，我们三个人被安顿在中华留学女生宿舍暂住，该处既非大街，留学生已回国过暑假还未回来，比较不被注意。当晚又传说：“巢鸭监狱朝鲜人破牢而出”、“朝鲜人暴动了”等等，情势岌岌可危，我们处境紧张。翌晨，听说日人不伤害中国人，我们才敢从中华女生宿舍出来。在回下宿屋的一路上，越过自警团用以堵截朝鲜人，横在好几条街道上的粗草绳，由于朝鲜人从小就说日语，而且同是黄种人，匆促间实在难以辨别，日人就想出测验的办法来：起初通过的人要倒背日语五十音图（日语字母表），仍然难不倒朝鲜人；就进而叫人倒背“伊吕波歌”，朝鲜人至此就混不过了。“伊吕波歌”是日本海空和尚所作的咏佛法解脱的歌词，用日语四十七个假名（字母），乃是千古绝唱，每个日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外国人包括朝鲜人即使从小精通日语也不一定倒背出来。
  这次屠杀朝鲜人的暴行延续了很久，范围很广，不仅东京一地，几乎遍及全国。据林镜秋昆仲说，他们九月四日乘火车返回冈山第六高等学校，途经好几个县市，亲眼见到沿途各站停车处，都有成群的日人拥进车里搜寻朝鲜人。被认出是朝鲜人，不管男女老少，就拉下车，在车站月台上，团团围攻活活打死。事后在报上曾刊载一篇朝鲜作家所写的文章，报导视察东京郊区朝鲜人聚居地方的情况说：在那儿田沟里满是朝鲜人的尸体，手杖往水沟里一搅，脓血翻滚，草地上到处有血迹。他说日人把家藏的古老兵器——日本刀、匕首、铁尺、土枪、猎枪，以至手枪等等，通通拿出来试试刀刃锋芒、枪支火力，大有机会难逢之概。
  何以日人这样憎恨朝鲜人呢？据说朝鲜人向社会各企业所要工钱低，日本工矿乐于雇佣，严重影响日本工人的就业机会，积恨在心，一泄为快。其实彼时日本政府已下了东京戒严令，目睹灭绝人性的屠杀，何以不加制止？目光犀锐的人一眼看穿是日本政府乐得人民有条泄愤平恨的渠道，借此转移人民的攻击方向。因为人祸天灾使举国人民陷于极度绝望中，难免向政府暴发不满情绪，连带提出各项责难，风波将是不小的。
  日本是地震的国家，有关地震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世界上无出其右，要是稍为节省其侵略性的军事开支，多做些预测、预防的措施，未尝不可以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也是利口难辩的事实。
  重游日本的见闻
  
  我学成回国后，则任省立第八中学的校务委员，不久继郑江涛为校长。至一九三一年省立第八初级中学与省立龙溪高级中学合并为省立龙溪中学，省教厅另派沈裕康为校长，沈系驻军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的乡人。我离职后就和驻军四十九师军法处长柯宜干（莆田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商量，能否利用庚款前往日本参观一事（用庚款给中国人往日本参观，不限定留日学生，每人可得日元五百元），他也想偕行，乃请得该师师长张贞与驻厦日本领事联系，辗转获得东京日本政府的同意。临行前柯因公不获抽身，我只得独往。
  当我往厦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领取入国参观手续时，领事冢本（留学法国的青年外交官）在交谈中曾无意透露出他们编造有闽南与各县地方士绅的名册，并了解其情况。联想到漳州日本教堂的住持谷了悟，时常到南市街怡瑞棉麻店，不惮与漳州士绅交游已历有年所，表面上看是出家人好文墨，其实是负有台湾总督府的使命；此外还有城门顶的日龙公司、姓木屐的日本医生，及卖仁丹、卖狗皮膏的日商也经常到处和地方人士接触，带着台湾人当翻译，这些都是该士绅名册的供稿者，而非单纯作生意的。又如厦门旭瀛书院院长冈本是东高师博物科毕业生，他对我国华南各省矿产很熟悉，漳平大深铁矿早就有日人前往测探过。
  在由厦门开往日本的轮船上，我会过一个日商，个子不大，穿着大岛纺绸和服。在言谈中了解到他这次是为装运驻军四十九师向日本购买的一批军火而去东京的，他曾说购买的那些步枪和机关枪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是什么式的，因我是外行弄不清楚，但明白无误这些军械都不是新造的，日本把其老旧军械买给中国的地方军事机关，已属常事，不足为奇。
  我到长崎过门司要转搭火车候车时，顺便到街上遛达，偶然看到中国领事馆，就走进去想拜会领事。一进门，既没设传达，会客厅陈设亦甚简陋，领事和办事人员都不在馆，我和女佣人聊了一下，她说“领事馆的经费老不见发下，年关已到，米店也来讨账，真讨厌死”。看起来竟是债台高筑。当我要离开日本又从长崎上轮船返回上海时，才会到那个领事。他是江苏人，四十岁左右。他慨叹：弱国外交官当不得，最感头痛的是我们一些不三不四的行商——卖油纸雨伞的、补碗补盘的、补雨伞的，可怜巴巴到异国求蝇头小利，日警为了限制他们串街走巷，在僻静地方用白粉笔画上圆环，规定他们在环里作生意，不许逾越，否则被日警看到了，一是打、二是抓，被抓后，当地华侨迫领事馆交涉领人，领事馆还就得出面，典颜向日政府交涉，真是丢人。
  这年大年夜前夕，报上登载出一起检举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参加共产党案件的报道，并附印各人相片，我认识其中一个四川人李初梨，曾和他们兄弟三人同住过玉川馆下宿屋，那时他还是个青年人，正在念中学，这时已进帝国大学了。回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五年在东京时，虽然时常看到发生罢工和抗租的报道，还少看到检举共产党事件，尚没看过中国留学生被检举的事。到了一九二八年间日本政府才发动过第一次共产党大检举、逮捕了数千个革命者，继为一九二九年又一次大搜捕。至于上述大检举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据正在日本留学的陈文藩、苏光耀说，这也是第一次。那末，中国留学生革命力量之被摧残则是遥遥领先！
  日本的书店本来已拥挤，我游时更挤不进去了，尤其是书橱中红炎炎书皮的社会科学、普罗文学类书籍大为畅销，这是八年前我在日本时所未见的。不过这一类书籍都是经过检查加以无情砍削，留着许多空白，极其难看；但据文藩说，这些空白处，日人却有办法补上。我问起日本学生中的共产党人的情况，文藩说日本人劝我们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因其随时有被检举的危险，万一中国人被牵连了，他们心里也不好过。
  我参观长野县立师范学校时，教师中有个东高师同学，临别他送行近一里路，谈话中，他则反映日本经济不景气，政府税收减少，学校经费已拖欠三个月。日本也积欠学校经费、教员闹罢教的事都是我过去所没见到的。
  回想我回国后当了几年中学校长，备历寒酸生活，当时驻军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曾答应帮助我再赴日进修，我蓄意改行学医，这番乃求东京日华学会会长某某子爵介绍于金泽医大。到校时，该校校长说解剖尸体这学系限定学生数，不能接纳，但为免我空跑一趟，过于扫兴特许让我参观一下。由一个专攻血型的研究生殷勤陪同参观，临别，他托我替他在我国找个大学教席，或者代选择一个城市开业行医，日本人对在我国工作还是饶有兴趣的。
  还有一件颇为出人意料的事是日本小学生毛笔字写得相当好，无论城市或乡村小学都陈列着学生书写的成绩。参观一所中学时，有个班级正在上中国地理课，讲授的是东三省。教师出身于东京大学，他从地质到物产，地势到交通，都讲得很详细也很熟练。还说：“像这样好地方，民国人不去开发，听任匪贼排日，破坏日中亲善..”然后满脸严肃地说：“所以日本皇国不得不出兵讨伐、扫荡……。”这就是日本当日利用教学居心不善歪曲事实迷惑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