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缘起
  我于一九三二年在厦门开设惠德家庭工业社，制造化妆品销售，因需用小玻璃瓶包装，遂与玻璃厂发生关系，且对玻璃的生产情况略有所了解。当时厦地玻璃厂尚在初创时期，规模还小，制造工序也较简单，了解也较容易。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发生后不久，我就迁回漳州仍操旧业。一九三八年五月厦门沦陷后，原有的同升等三家玻璃厂全部倒闭，因此，包装化妆品的新玻璃瓶来源断绝，只能收购旧瓶应用。但当时漳州制造化妆品销售的，大小共有五家，只以收购旧瓶包装是供不应求的。若长此下去，殊非久计，为此自忖唯一办法是解决玻璃瓶供应问题，遂千方百计加以图谋。
  迨一九四○年，得知南靖山城有潮汕难民在其同乡协助下，从事生产油灯、灯筒之类的玻璃制品，以维持生活。但因使用龙岩出产的白煤为燃料，且其时公路已被破坏，运输不便，兼之资金微薄，燃料不能多购备用，致常停产，难以维持生活。后经人介绍即招其来漳合伙经营鹤沙玻璃厂，惟仍因白煤供应时有时无，兼之技术落后，事故频繁，产品量少质差，企业奄奄一息，只是勉度难关而已。
  二、一切从零开始
  在当时经营这原始工业，是一切从零开始的，如：吹筒是从旧货摊物色购来的，坩埚要取土自制，白煤要用人工脚踏鼓风；更可笑的连锰粉都不懂，师傅只知道用乌药掺熔，而且要从广东梅县进货；更困难的是耐火砖无从购得，经多方奔走寻找后，得悉民国初年，东美华侨郭春秧曾在郭坑开办过糖厂，因经营失败遗下英国进口建炉灶的耐火砖，乃设法以每块（一枚庄）代价银元一元购买应用。由此可见当时经营玻璃生产的愚昧无知和重重困难。
  三、生产上的改革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有潮汕工人纷纷回乡。同时水陆交通逐渐恢复，运输较为便利。原来的生产工序已难适应市场需要，必须加以改进，适值福州来信推销坩埚，并得悉可使用松柴作为燃料以烟囱自行抽风，较人工鼓风既省力又提高工效，因此我决心进行改革。
  正当要进行生产改革时，却发生一件意外的波折：原来和我合伙者早有预谋把原班人员拉往厦门另行经营，因此从一九四六年起该厂由我独资经营。
  为了另起炉灶，我亲自到福州招聘技工，初时他们顾虑重重不愿离乡；因福州玻璃厂雇用技工的办法是旺季生产、淡季自谋出路，针对这情况，我主动提出：雇用期间定为一年，不得停工停薪，工资除供膳外，平均较福州的增加一倍；因为当时币值不稳定，以大米计给工资。当时福州技工每人每月工资一般自一百斤至二百五十斤大米，而资方均参加生产，并自兼师傅头（即现在的生产组长），劳动纪律严，工作精细。但我因未能参与生产工作，一切都得依恃师傅头的安排，这样只有满足其需求，才能促进工作的积极性。为此遂按技术高低定其薪额——除供膳外，工资每月每人为大米二百至五百斤不等，发薪时按当日米价计算。并商定年终时由资方发给还乡旅费。翌年春初由我亲往福州延聘。以一九四六年的实际情况说，全年连奖金计算，每个工人实领十八个月的薪金。三年间（1946—1948年），除个别人因家庭关系不再来漳工作外，人事上没有很大的变动。由于企业经营尚称顺利，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因而产品蜚声闽南与远销潮、汕一带。
  四、为维持企业而艰苦经营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决定，在企业经营上是尔虞我诈的，因此好景不常。我独资经营的玻璃厂，除我夫妻外，只一个亲戚帮作会计，对他信任自不待言。不料一九四九年春节后，我正拟往福州聘请技工时，发觉会计不来上班，这时才得悉：以他为主谋，早已与旧工友计议以合作形式在厦设厂，技工以工代股。因此我厂除徒工外，主要技工全部被拉走。这个突然拆台，几乎使我措手不及。根据当时情况，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倒厂，二是不借一切代价维持企业继续生产。
  当时我认为：我是独资经营的，在有劳资关系中，生产力再好也有一定限度；而他们是合伙形式，从技工到学徒，包括会计，出纳等在内，都是以工资入股，生产力自然会尽其所能。这两种方式对比，其生产力会比我厂约高一倍。因其产品搭配较得当。工时可拉长，原材料能节约使用。更因他们早有准备，全班人马提前到厂，马上可以开始生产。等我到福州延请技工，时间得延缓一个月。在这条件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我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我往福州前，先把我厂产品价格降低，对先前批发商进货的价格亏损部分，由我厂赔补。牢牢地把批发商掌握在我厂手中，这样批售商就产生了观望的态度，使对方的产品不能及时脱销，资金周转因而不灵。
  （二）提高收购玻璃碎的价钱，使我厂有足够利用的原料；收购价每担原只银元三、四元，提高为美元七元。对厦门各旧货摊，不但预付货款，且派专人驻厦及时收购，有多少收多少。计放款约一千美元，解放后均被倒帐。
  （三）为战胜对方，把产品售价降低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如四号灯筒每打由六角降至二角。这样使对方产品难以销售，不但没有工资可拿，连吃饭也成问题。
  漳州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解放时，我在厦门，二十日乘最后一条船至浮宫，当晚在该地迎接解放，翌日步行返漳。解放初期我厂的经营情况如下：
  （一）四九年招聘的技工，年终回福州过年后，五○年初又被挖走，因而又去招聘；为计划扩大生产，于四、五月间以美元三百元给师傅头再去福州招聘，结果被其挥霍空手而回，翌年也不再来。五一年初聘请当时任福州玻璃厂工会主席某来漳为我厂生产组长。
  （二）对方在厦门经营失败后，又在漳另组小厂，但不久又跨台，剩下几件破烂家具、模型等，由我厂以银元三百八十元收购。
  （三）为推销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在厦门升平路顶过店面，购置家具约花美元一千元，设立分销处。
  解放后，我为保存企业而力图发展，不少人视我为傻，说“人家关鸡尔放鹅”。本来，我厂五一年招聘的技工，到同年年底回福州后，厂里只剩一些学徒，解雇是容易的，何乐不为，但我有个信念：认为如共产党不好，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呢？这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因此对企业积极经营，把原米在台湾、厦门经营商业的资金，集中投入玻璃厂。
  自四九年春节后，我厂会计主谋拉走技工在厦设厂，双方在经营上进行竞争。对方在我厂的压力下，不得不拖长其生产工时，每日劳动在十八小时以上，因而有些学徒在生产中打瞌睡被师傅用吹筒烫罚，事被厦门《江声报》得悉，在报上加以揭发，并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进行调解。不久，对方派工友来漳配合我市总工会派员参加谈判。对方代表提出每日生产时间定为八小时，我双手赞成，但要求互派代表驻厂监督执行，而对方竞不答应不辞而去。可见对方来漳谈判是企图以工会对我厂施加压力，限制生产，但事与愿违，不能如愿以偿。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开始后，该会计受其厂技工学徒纷纷质难弃职而逃，双方通过这次运动的教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的错误手段有所认识，觉得今是而昨非，两厂的斗争得以结束。经过三年多的较量，我厂损失达六、七千美元，但企业得以保全
  五、创造条件争取公私合营
  由于五反运动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已不相适应，必须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公私合营。
  （一）改用玻璃沙试产：抗日战争前，厦门等地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的玻璃厂，都以玻璃碎为生产原料，从未使用玻璃沙，解效后上级有关部门曾考虑：公私合营后必将扩大生产，玻璃碎岂能满足需要？我亦有此同感，由于在抗战胜利后曾经到各地参观玻璃厂，同时参考有关制造玻璃的书籍，对于化砂生产略有常识，遂于一九五三年前往东山、漳浦采取玻璃沙，进行少量试产，一举取得成功。
  （二）试制耐火砖自用：五三年，国内自产耐火砖还在萌芽阶段，供应紧张，我厂为自力更生，遂试耐火砖获得成果，以满足需要。（公私合营后，至五八年大跃进时，乃分出另建漳州耐火材料厂）
  由于上述生产上的改进，取得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九五三年底，我在全省工商联代表大会上发言，申请我厂公私合营。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批准，命名为“龙溪专区公私合营漳州玻璃厂”，任我为付厂长。
  六、合营后的发展
  在私营时期，我虽雄心勃勃地竭力谋求发展，且于抗战胜利后前往上海、杭州、台湾等地参观玻璃行业，对比之下，就中以台湾的玻璃厂较为理想：它以燃烧烟煤产生煤气，然后用煤气熔制玻璃，熔炉构造多用池炉，温度高而稳定，质量好，事故少，炉龄长，劳动强度轻，且可以产量定炉形，可大可小，可说是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自忖有朝一日，我厂也能改用煤气生产，但这在旧社会只是空想而已。
  在暂时困难期间，由于化砂的主要原料纯碱供应不足，各地玻璃厂纷纷自行寻找代用品，如福州玻璃厂采用花岗石加以粉碎代替部分纯碱。我认为花岗石质地坚硬，又需经粉碎，不但成本高，工序复什，且含碱量不够理想，熔化时间较长。因而从平时积累的经验中，认为玻璃原料均为矿物质，我省我区矿藏丰富，如能就地取材，既减轻成本，且可为国家开发资源，创造财富。为此，我在出差时，经常注意可供利用的矿产。先在云霄后在漳浦旧镇附近农村挖取矿土以代纯碱，经试用后，效果较花岗石好。福州玻璃厂得悉后，其领导亲自来漳。同往实地采取应用。在当时纯碱不足的情况下，我厂生产得以不停工待料。
  五四年合营时，我厂仅有工人廿一人，连我夫妇以及由批发商转业者六人，合计二十九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设备不断更新，生产不断发展，已由原来的手工生产，发展为现在电子机械化。已达五百多人，为合营前的二十五倍，私营时因只用口吹，产品仅普通家用品，如油灯、灯筒、糖果饼干瓶、扎口小瓶等。大跃进时期，因工厂遍地开花，工业品需用瓶装，玻璃制品逐步增加，年产值逐年增加，现在约为合营前的三、五十倍，这是私营企业绝对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