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海外交通历史悠久，很早就与海外诸国友好往来，与东南亚的关系尤为密切。
  早在唐嗣圣间（公元684年），就有一个叫康没遮的外国商人来到漳浦。这比漳州的建置时间还早三年。五代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三佛齐镇国李将军携带香料到漳州贸易，以所赚的钱在府城西厢营造普贤院，并手书法堂梁上。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这件史实堪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史上的一则佳话。宋代，漳州与泉州、福州、兴化为福建四大造船地点，海外贸易有了发展。据曾任漳州知州的廖刚记载，漳州海舶出海往往事先充分准备。“必先计物货，选择水手，修茸器具，经时阅月，略无不备，然后敢动。”许多漳州海商往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卷”然后出海经商。元代，政府曾一度将福建市舶司与盐运司合并为都转运司，管理漳泉盐货和市舶。据外国史书记载，元代时“屡有外洋商船”到漳州贸易，基督教圣方济各派（即天主教）也曾派教士到漳州传教。
  明代，漳州的海外交通迅速发展。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前期，其所属的月港逐渐取代泉州港，成为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是当时从中国经马尼拉（吕宋）至美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启航港，在我国海外交通史上和国际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月港始兴于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年），当时月港居民“多货番”。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年）已呈现繁荣景象，有“小苏杭”之称。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年）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港。这时期，漳州建造的双桅过洋大船来往暹罗、马六甲、彭亨、日本、琉球等国，“络绎于海上”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局部开放海禁，于月港开设“洋市”，置督饷馆，由漳州府海防同治掌管。从此，月港的海外交通更加繁荣，万历年间（1573—1620年）走向全盛。当时，商舶出洋，必须到官府领取“引票”（即准许证）。起初，“每请引百张为率，尽即请继”。万历十七年，“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每年“限船八十有八”，东西两洋各平分四十四只。由于“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万历二十一年增加到一百艘，二十五年又增加到一百三十多艘。每年风汛期，它们满载我国特产扬帆于波涛之中，驰往异域之邦，后，风回航转，夷产填舟，厚利而归。月港的商舶抵达东南亚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如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等，并常抵日本、印度。月港海商还通过马尼拉这个中继站和南洋群岛的其他地方，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进行广泛交易，并从而与美洲发生了贸易关系。十六世纪时、墨西哥有一万八千人从事丝织业，“其原料来自漳州和广州”。从漳州输出的商品达五六十种，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砂糖、茶叶、纸张、果品、铁器、文化用品等。称誉海内外的湖丝、漳纱、漳缎、漳绒（又称天鹅绒）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拉丁美洲人民把中国丝织品比喻为家春天那样美妙。由于中国丝绸大量倾销到美洲市场，一度导致了西班牙本土丝绸工业的破产。输入的货物中，见录于《东西洋考》的就有一百一十四种，品种之多超过历代，且多数是民生必需品。对外贸易总额是相当可观的。仅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初五台风袭击月港时，停泊在江面上的商船损失的货物达数十万两白银的价值。由此可判断，月港每年对外贸易的总金额当庄数百万两以上。对外贸易处出超地位，墨西哥银元大量流入中国。1686年，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官吏上书西班牙国王时说：每年从墨西哥运来菲律宾的银元，输往中国的达五十万以上。以月港而言，有人估计，“岁无虑数十万”。这对解决当时我国的“银荒”，满足国内市场对银币的需求，活跃商业资本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政府的月港饷税收入，年达两三万两，有人称之为“天子之南库”。海外交通的兴盛，给漳州带来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如当时漳州府城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
  除我国商舶由月港出洋贸易外，也时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船到九龙江口与中国商人贸易。嘉靖间，留居浯屿的葡萄牙人一度达五六百人。
  月港的兴起，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我国的制糖、冶铁、农艺耕作等技术和先进的农具等，随着海商和华侨传到了南洋，对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外国的一些物种，如原产美洲的甘薯、烟草、花生等经菲律宾传入了我国。据史书记载，漳州是我国最早引种甘薯、烟草、花生的地区之一。这些农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对明清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漳州名产天鹅绒（即漳绒），其制作技术传自日本，而漳州丝织艺人又结合本地织造漳缎的经验加以改进，用本地木机制作天鹅绒，质地比日本的还优良，输往日本后，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清代，漳州天鹅绒的制作技术传到了南京，后又由南京传到了湖北。
  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宋元之际已有许多漳州人移居南洋诸国。元朝周致中《异域志》“爪哇”条记：“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有更多的漳州人侨居异国。从月港出洋谋生的商人和劳动人民“往往久住不归”，寓居异国，有的还与当地妇女结婚。如龙溪人余士前的父亲是一个海商，娶了一个“番妇”，后客死异国。有些华侨在侨居国当了官。如万历间，有一个姓张的漳州人任渤泥国“那背”（大酋）；又如越南阮朝嗣德年间（一八四八——八八三）曾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文明殿大学士的陈养纯，原籍龙溪县二十八都回部五洲上社，其祖先于明季到越南经商而寓居越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洋各地和日本，印度甚至远至美洲的墨西哥，都有漳籍华侨的足迹。下面，择几个地点简略介绍
  （1）吕宋
  吕宋的漳籍华侨最多。因其地距漳最近，故贾舶多往。“民初贩吕宋，得利数倍，其后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何乔远《闽书》）。许多商人久居不返，渐至数万。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发生了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吕宋华人的血腥事件，死难华人达二万五千人，其中，“澄人十之八”。漳浦人江光彩就是在这次大屠杀中遭难的。由于漳泉旅菲华侨众多，因而闽南方言对菲律宾的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菲律宾语言学家马努厄尔的研究，菲律宾的他加禄语中有几百个词汇来源于闽南方言，读音与闽南方言近似。如：
  Bihen（闽南话“米粉”），Miswa（“面线”），Tanghen（“冬粉”），hebi（“虾比”—虾米），Pansit（“扁食）、Lupia（“嫩饼”——春饼）、
  Saypo（“菜脯”——萝卜干）、Kutsay（“久菜”——韭菜）、am（“奄”——米汤）、Sangley（“生理”——经商）。
  （2）爪哇
  明《西洋番国志》“爪哇”条记：爪哇国人有三等，其中一等为“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下海者”。万历间，龙溪县人颜大、颜二兄弟先后到爪哇锦存经营土产，后颜二到巴达维亚开土产商店，娶了一个当地妇女，夫妻还经营木材、橡胶园，1649年，颜二被巴城华侨推选为“甲必丹”，去世后，其妻继任。有许多漳州华侨还在爪哇当了官，有的还奉命出使中国。如正统元年（1436年）有个名财富八致满荣的入贡使臣，“自称福建龙溪县人，姓洪名茂仔，取鱼为业，被倭掳去，逃至爪哇，为改今名”。他到北京后，请求明政府“送还其家。”又如正统三年，爪哇使臣亚烈马用良、通事（翻译官）良殷南、文旦等，“俱福建龙溪人，因渔飘堕其国”。他们经明政府准许，还回乡祭祖。
  （3）日本
  尽管因倭乱等原因，明政府严禁对日交通。但漳州沿海商民仍“率多潜往”。嘉靖间，因往日本而被台风飘至朝鲜的漳州人不下五六百人。顺利到达日本的，当比这个数字更多。1602年，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发起把长崎稻佐乡净土宗的悟真寺改为华人的菩提寺，并经日本当局允许，将近三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华人的坟地，可见当时旅日华侨不少。长崎的唐通事多数是漳泉人，如明末清初，日本长崎福济寺（俗称漳州寺）最大施主、唐通事陈冲一是龙溪县人，其子孙称颍川藤左卫厅，世代依命为唐通事。当时，长崎的华侨社会中分成四个地方性派别：南京帮、漳泉帮、福州帮和广州帮。漳泉帮颇有势力，在贸易的各个方面超过了广州帮。福济寺的创建，正是这种势力的反映。
  漳州旅外华侨以自己的勤劳和才智对侨居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爪哇新村，旧名厮村，“中华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成为有千余家的繁华港口，“贾舶至此互市，百货充溢”。万历三十一年，闽抚徐学聚在《报取回吕宋囚商疏》中写道：“吕宋本一荒岛，魅魑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沿其城舍，遂为澳区。”1595年至159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德莫尔加也说：“没有中国人，这个城市（马尼拉）就不可能存在或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