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柯联魁乳名天闻，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福建漳州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柯逢昌从事制鞋手工，处在当时军阀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业凋零，市面萧条，民不聊生，柯逢昌终日劳作，收入仍难维持一家七口生计。柯联魁兄妹六人，他是长子。在家庭的艰难支撑下，他进了学校读书。一九二七年在省立八中初中毕业后，升读省立第三高中（以上学校均在漳州），终因家贫，于一九二九年辍学，到港尾仁安小学做教员。
  柯联魁求知欲很强，一心想再学习深造，在得到家庭和亲友的帮助后，于一九三〇年前往上海，进劳动大学攻读。课余他常到南国剧社和大道剧社观看话剧，对我国戏剧界前辈田汉和郑君里十分崇敬。当后来他自己投身话剧运动，参加领导漳州芗潮剧社时，还经常选用南国和大道两剧社的剧本，上演他们演过的剧目。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柯联魁又被迫辍学。由上海回到家乡后，就到邻近的各县学校去做教员，解决生活问题。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间，先后在海澄白水营碧溪学校、海沧沧江学校等小学任教。
  柯联魁是一个有血气、有抱负的爱国青年，面对当时军阀刈据，豪绅争权，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生灵涂炭，民不安生的现实，决心以身报国。他在家乡结识了许铁如（彭冲）、蔡大燮等地下党员，接受革命的思想教育和影响。当他在海沧教书时，开始在党的外围做一些工作，替党的地下组织传送《前哨报》、《实话报》等报刊。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于一九三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柯联魁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他在沧江学校教书时，同校长杨章熹、教员黄金燧等人，在校中组织学习世界语，寄予人类有共同语言的伟大理想。他自制生字卡片，正面写上世界语，反面写上中文，随身带着，随时诵读；还规定在开饭时每人必须先说出三个世界语，然后才准吃饭。一时校内学习世界语成风。由于勤学苦练，柯联魁终于掌握了世界语，后来回到漳州工作时，他能将世界语译成中文在报刊上发表。
  柯联魁在海沧因参加进步活动，受国民党迫害，曾一度避往上海。在沪时，他结识了同乡、新诗人杨骚，和一些戏剧界人士。不久，他回到漳州，经友人介绍，到崇德女子学校执教。
  柯联魁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
  当他得知堂嫂不肯让她的养女郑铁鹰上学读书时，便编了歌谣，半劝半讽地对堂嫂唱道：“第一反对旧礼教，压迫妇女守在灶，一日三餐做了吃，叫伊怎样会开窍；第二反对旧礼教，压迫妇女将头（发）留，头壳梳得千斤重，叫伊怎样会抬头；第三反对旧礼教，不叫妇女上学校，在家洗洗又扫扫，二十当做大圆糕。”他终于把堂嫂说服了，让养女去上学。后来，柯联魁还引导这个侄女投身革命工作，最后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前线。
  柯联魁平日沉默寡言，着重实干，乐于助人。当他知道好友杨章熹、许守谦失业在家，生活处于困境时，他便将自己谋得的崇德女校教员一职，由三人共同担任，每月三十元薪水，分给杨十五元，许七元五角，他自己也只拿七元五角作为生活费。正由于他平素能急人所急，替人解困除难，朋友们都很尊重他，通常皆称呼他为“先”，表示堪为大家的先生的意思。
  一九三四年闽南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公开的群众文艺团体——漳州芗潮剧社成立时，柯联魁继蔡大燮、胡大机之后，被党派去参加剧社的领导工作。从此，他一心扑在革命文艺事业上，终日为发展革命戏剧运动而操劳。他努力工作，发挥自己对话剧钻研的心得与专长，团结和教育‘芗潮’社员，抵制反动的、黄色的文化侵袭和毒害，以进步的、革命的话剧为武器，唤起民众，振作精神，掀起抗敌救亡运动。他在工作手册上，记下了密密麻麻的工作布署、训练计划和演出方案等。他又编剧、又导演，并且还常常登台演出。他很重视社员训练工作，亲自动手抓，为社员上理论课、技术课。同时，他还联系漳州的《闽南新报》等报刊，编《芗潮文艺戏剧》、《漳州妇女》、《救亡呼声》、《大众歌声》、《拉丁化新文字》等副刊，除组织社员撰稿外，自己还动笔写文章。
  一九三四年秋，芗潮剧社举行首次公演时，按规定将剧本送交国民党龙溪县党部审查，竟被认为“宣传抗日，有碍邦交”，不准照原计划演出。当时党的秘密芗潮支部决定：斗争要讲究策略，一定要争取演出，扩大影响。柯联魁便多方活动，托友人庄某出面周旋，结果答应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台词，改为“打倒帝国主义”；《伤兵医院》一剧改演《酒楼小景》。这次演出很成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既锻炼了社员，又扩大了队伍。
  柯联魁工作十分勤奋。他一面认真地阅读和选用剧本，一面自己编写剧本。他认为要办好一个剧社，演好一出戏，必须抓好“一剧之本”这个首要环节。他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投身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导演过田汉的《伤兵医院》、《放下你的鞭子》；美国辛格莱的《居住在二楼的人》；俄国果戈里的《巡按使》；欧阳予倩根据法国剧本翻译的《油漆未干》，以及《她的秘密》、《婴儿杀戮》、《未完成杰作》、《警号》、《张家店》、《五奎桥》、《可怜的斐加》等。他还创作了《女人》、《小英雄》、《仁丹》、《抓汉奸》、《艺术家的爱》（未完成），还改编了《八·一三炮声》。这些剧目，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能引起观众共鸣，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女人》一剧，描写一个女人知道丈夫参加了共产党后，她害怕会遭受杀害，便暗地里向国民党警察局告密，要求保全她丈夫的性命。结果，许多革命同志被捕杀，她的丈夫却保住了命。当她的丈夫知道内情后，义愤填膺，亲自将妻子处死。《仁丹》在漳州街头演出时，由于剧情逼真，竟使围观群众以戏作真，对“汉奸”无比愤恨，齐声喊打；一个断臂的伤兵，还拔出枪来要惩办“汉奸”。演出队同志赶忙高举旗子，说明这是在演戏后，才算平息下来。
  柯联魁在艺术实践上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无论是负责导演，或者自己参加演出，都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努力塑造角色。他坚持勤俭办剧社，和社员同甘共苦，经常排戏到深夜，就吃点蕃薯当点心。外出巡回演出时，与社员一道自己动手装卸布景、道具。他为了改进化装，提高演出效果，还与胡大机、黄德询等研制成功油彩，除供本社使用外，连武汉、广东以至南洋等地剧团，也纷纷汇款前来定购。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中国新文化主将鲁迅先生病逝。噩耗传来后，正在漳州“民众教育馆”工作的柯联魁，在党的领导下，倡议开展悼念活动。经过一番努力，由“民教馆”出面，在文庙召开漳州文化界悼念鲁迅逝世大会。他在会上介绍和歌颂了鲁迅光辉的一生，鼓动大家学习鲁迅精神，团结一致，抗御外侮。柯联魁还致力于开展歌咏运动；在平型关大捷和金门沦陷时，“芗潮”先后组织了二次万人火炬大游行。
  为了发展壮大闽南革命话剧运动，柯联魁十分重视对兄弟剧社的联合和辅导工作。他曾代表“芗潮”协助龙中师组织剧社；替南靖民众剧团导演剧目。还跟剧社到厦门、海沧等地巡回演出。抗日战争爆发后，闽南工农子弟兵红三团改编为抗日独立大队，驻防在平和。柯联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和彭冲、蔡大燮等同志带领剧社前往小溪，向人民战士和根据地人民作为期二天的慰问演出，上演了《张家店》、《汉奸子孙》、《中秋月》、《小英雄》、《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受到红军战士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芗潮剧社社员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一九三七年十月后，先后有二十多人由地下党和芗潮剧社发动介绍参加了新四军，为革命输送了新生力量。柯联魁就亲自发动了海沧沧江学校学生江启渊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江后来牺牲，现定为烈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厦门沦入日寇手中后，漳州成了国防前线。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柯联魁已转移到南靖，在山城中心民校任教导，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活动。由于时局紧张，党交给柯联魁一项特殊任务，叫他在南靖、天宝一带组织群众，以便在日军继续进犯时，开展游击战争。
  芗潮剧社通过一系列活动，博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但也惹得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他们一面公开刁难、破坏“芗潮”的活动；一面阴谋制造事端，进行无耻的迫害。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演过几次大逮捕的丑剧后，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开始了血腥的屠杀。那天夜里，刚从南靖回到漳州的柯联魁，住在北门柯衙内亲友家中，半夜十一时许，住所突然遭到国民党武装和便衣特务的包围，柯联魁落入了魔掌。当时柯联魁面无惧色、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一个爱国青年，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干的是抗日救国，难道这也犯了法吗？”敌人理屈词穷，无言可答，横蛮地连鞋也不让他穿上，只拖着木屐便把他押往北庙“牛运窟”，在一阵乱刀砍杀下，柯联魁倒在血泊里。
  柯联魁并没有死，当刽子手离去后，他艰难地一步一步向附近竹林爬去。可是，奉反动头子的命令再返回来的黄皮狗、黑皮狗，又一次下毒手，惨无人道地对身负重伤的柯联魁再补上几枪，然后挖坑埋掉。党的优秀文艺战士柯联魁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年仅二十八岁。在秘密杀害柯联魁同志的第二天，反动派立即出动大批武装特务，包围了“漳州民众抗日救国服务团”，逮捕主要负责人，强行解散光荣战斗了四年半的芗潮剧社。
  柯联魁同志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损失。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和全国戏剧协会，都曾发表文章，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发表读者来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救国运动、暗杀柯联魁同志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