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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1926年11月北伐军入漳起、至1949年9月解放前夕龙溪县教育行政机构沿革和公私立小学实况，作概略的叙述；至于解放前幼儿教育和公私立中等学校部分另有专题撰述，在此不予涉及。
  （一）县教育行政体制
  龙溪县于民国初设劝学所，后改称教育局，作为县教育行政机构。北伐军入漳以前历任所长、局长距今时久，难于稽考，姑且从略。北伐军入漳时龙溪县保留教育局体制，设有局长、课长、督学、课员、办事员等职；至1937年抗日战争后裁局改为县政府第三科，设科长一人、民教指导员一人、督学、科员若干人；1941年起第三科改称教育科，科内人事编制除不再设置民教指导员外，其余照旧；至1947年间另行成立国民教育特种基金管理委员会，设有专职干事两人；1949年初省教育厅规定各专员公署所在县首先恢复教育局体制，龙溪县在内，设局长一人、下置国民教育和中社教两课，各设课长一人、课员一人；另有督学三人、办事员两人、还有国民教育特种基金管理委员会专职干事两人。
  现将北伐军入漳时及以后龙溪县教育行政机构名称及历任局、科长姓名列于下：
  （二）小学体制变革及学校、班级、教员、学生总教估计
  北伐军入漳以后至1949年解放止，龙溪县公立小学体制有过如下四次变革（私立小学名称则始终不变）：
  （1）1926年至1936年公立小学分为县立小学和县立初级小学两种名称，不与当时县以下各级行政体制（指区、乡、（镇）、保等）相配合。
  （2）1937年至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按县辖七个区各设区中心小学一所。校长兼区义教视导员，负责辅导区内各小学；区内乡镇设公立小学和初级小学；保设简易小学；此外还设有保战时民校，专办成人班和妇女班，属于扫盲教育性质。
  （3）1939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中期，撤销以区为单位的中心小学体制，改为按乡镇设立中心小学，校长兼副乡（镇）长；保仍设简易小学；原设保战时民校撤销，成人班、妇女班改归乡（镇）中心小学和保简易小学兼办。
  （4）1942年至地方解放止，乡（镇）中心小学改称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仍兼副乡（镇）长。同一乡（镇）如办有两所以上中心国民学校，以“第一”、“第二”以至“第三”区别之，如当时县城丹霞镇办有三所中心国民学校，分别称为“丹霞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现巷口小学）、“丹霞镇第二中心国民学校”（现岳口小学）、“丹霞镇第三中心国民学校”（现新桥小学）。保简易小学则改称保国民学校。
  龙溪县临近解放，全县公私立小学及班级、教员、学生总数究有多少，因时过三十余年，已记不清了，只好作粗略估计。先就公立小学来说，当时全县共有二十一个乡镇，设有中心国民学校二十八所，约计办有一百五十班左右；保国民学校七十余所，也约计办有一百五十班左右。总计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约为一百所、三百班左右。就员额来说，中心国民学校按每班分配教员一名半标准计算，教员总数当为二百二十余人；保国民学校除少数规模较大的仍按中心国民学校员额标准分配外，一般只有校长、教员各一人，办两个班级，约计教员一百五十人左右。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员额合计为三百七十余名。记得当时全县编制内员额只有三百三十名左右。超编四十左右的员额薪米由所在乡（镇）保自筹支给。全县公立小学学生约计一万三千名左右。
  解放前龙溪县私立小学基本情况：临解放龙溪县共有私立小学十七所，其中由教会出资办的有私立进德小学、私立养正小学、私立育贤小学、私立华英小学（以上四校属于基督教不同会派办的）、私立崇正小学（天主教多明我会办的）等五校；由海外华侨捐资办的有私立采蘩小学、私立石江小学、私立流传小学、私立华南小学、私立碧湖小学、私立福河小学等六校；还有由民船公会出资办的航民小学（解放后改称龙江小学）、由泉永同乡会出资办的私立成功小学、福州会馆出资办的私立建南小学、由漳州林氏大宗办的私立西河小学（附设西河蒙养园于杨老巷），由白鹭洲果子集市征税附加收入办的私立鹭洲小学（原为公办，后改为私立）、由北乡林姓宗族出资办的私立诗朋小学（由原来保国民学校改办）等六校。教会办的私立小学至解放止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海外华侨办的私立小学除私立碧湖小学、私立福河小学系解放前一、二年才申请立案开办的外，其他四校历史也相当长；私立航民小学则系抗日战争前几年开办的；私立鹭洲小学与私立诗朋小学，私立建南小学等是临近解放改办和创办的。私立小学十七所约有八十班左右，教员约计一百人，学生约计二千名左右。
  综合上面所述。当时龙溪全县总共办有公私立小学一百一十七所、三百八十班、教员四百三十人、学生一万五千名左右。
  解放前龙溪县教育行政部门遵照当时上面规定，曾经会同县政干训练所举办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期间一个月。究竟先后办了几期，记不起来。
  （三）公立小学教育经费和小学教员待遇
  （1）北伐军入漳以后至抗日战争前，小学教育经费来源于指定的若干种税收和屠宰等税附加，由县教育局设立教育款产管理处经管。公立小学按每个班级四十五银元标准发给，其中包括教员薪水和办公费。曾郭棠任县教育局长时则依据评定的各校办理成绩分作三个等级发给，甲等每班五十银元，乙等每班四十五银元，丙等每班四十银元。当时教职员薪水按不同职务区别发给，校长为三十银元左右、课主任为二十五银元左右、级任教员二十二银元左右、科任教员二十银元左右。当时生活费用不高，教师们有这样的工资收入，生活还过得去。但因教育经费收入每因受到地方政局变乱影响而锐减，教员薪水免不了打折发给，有时甚至好几个月领不到学校经费，教员长期拿不到薪水，生活陷于困境，曾发生过教师们集体向主管当局索薪事件。
  （2）抗日战争以后至1941年陈仪来闽主政期间，地方财政实行统收统支，撤销教育款产管理处，教育经费改由县政府财政科列入年度岁出总预算逐月发给，除1938年间日本侵略军攻陷厦门，敌机大举轰炸龙溪县境，地方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而拖欠各校好几个月经费（虽经小学教师集会推派代表向县政府请愿，仍未获补发）外，教育经费尚能按时发放，小学教员待遇基本如故。至抗战中期起物价波动幅度较大，教员生活日感困难。后来实行每个公教人员除薪水外，每月加发公米九十市斤（后来增至150市斤），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3）1942年至临解放期间，省教育厅为谋求国民教育经费最后独立，避免受地方变乱影响或被挪用而无着，签准以省府名义责令各县市筹集国民教育特种基金，发动各乡镇及海外侨胞捐献，包括田地、房产、公债、现金⋯⋯等，并于1947年间规定县政府设立国民教育特种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经管机构，县长兼任主任委员，教育科长兼副主任委员，民政、财政科长、会计室主任兼任委员，下置专职干事两人。但此项基金筹集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很小，距实际需求甚远，其中还有名不符实的（指田地部份），所筹集的基金全年孳息收入还远远不足发放一个月的全县公立小学经费，只能用以提供某些教育特殊设施的开支而已。这个阶段教育经费实际上仍然如前列入地方财政统收统支之内。当时小学教员级别和薪给标准是这样：依省教育厅颁发的小学教员登记检定条例规定，凡普师毕业的得登记为小学正教员，简师毕业的得登记为初小正教员；高中毕业的得登记为小学专科教员，均属于合格教员。至初中或师范简易班毕业或高中肄业的视为不合格，只能以代用教员名义暂允任教，如教学成绩优良持有政府嘉奖令，可以申请检定由代用教员升级为初小正教员（原登记为初小正教员的，如持有嘉奖令，也可以通过检定升级为小学正教员）。小学教员按登记或检定取得的级别，定出基本薪（小学正教员为三十五元、初小正教员及小学专科教员为三十元、小学代用教员为二十五元）；还有职务加薪（分为校长、课主任、级任等级）和年功加俸（规定任教五年晋一级）；此外是个别获奖指明薪水增级的，这些合计起来就是每个教员的总薪额（公米照旧发给）。自此学校经费，包括教员薪额和办公费，不再如原先那样按班级多寡核计。这个阶段虽然学校经费能按月发放，但由于抗日战争末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经济濒于崩溃，因此滥印钞票，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直线上升，公教人员生活十分困苦，尽管当时财会部门按照物价波动幅度定出生活指数，就原工资加若干倍发给，总是远远落在不断飞涨的物价后面，主要还是靠每月领到的公米以维持最低生活，勉强度日。至1949年秋初临近解放，龙溪县公教人员薪俸改以硬币银圆折算发给，不过为数无几，仍然未能根本解决教师生活问题。
  当时没有像解放后建立公教人员公费医疗和年老退休及死亡发给丧葬、补助费等制度，教师生病要自费治疗；衰老离职要赖子女奉养；死亡要家里自费埋葬，政府当局对此一概不闻不问。
  （四）小学校舍建筑、修缮及设备用款来源
  解放前龙溪县公立小学极少专建整座新校舍，一般只有从事修葺，至多是局部改建（远不如解放后城乡小学大多数盖了整座新校舍），所需工料费，县政府财政部门无力拨给，大多由学校所在乡（镇）筹给（也有由海外华侨捐建的，如角尾乡中心国民学校所建部份校舍）；就是添置课椅桌、体育设备⋯⋯等也这样，但要提请乡（镇）民代表大会或有各保保长参加的乡（镇）务会议讨论通过。如果属于各乡（镇）普遍设施的，例如1947、48年间各校前后为参加县政府教育科主办的全县小学自制教具展览和卫生品物展览，大量自制教具和充实学校卫生设备，就由县政府主管科拟定各校所需费用由乡（镇）筹给的提案，交有各乡（镇）长参加的县政会议讨论通过办理，这是当时各县各部门关于地方财政预算外开支筹款的共同惯例，不仅是龙溪县这么办。事实上这是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而各乡（镇）保长也免不了乘机从摊派保甲经费中捞一把，以饱私囊，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为人民所不满。
  （五）小学学制、课程、教学以及训导设施、毕业生升学情况
  小学学制：北伐军入漳前小学原为七年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后来改为六年制，就是初小四年、高小两年，长期沿袭下来，至地方解放还是这样。
  小学课程：解放前几年龙溪县小学课程包括知识科和技能科。知识科方面初小一至二年级为国语、算术两门；初小三至四年级为国语、算术、常识三门；高小一至二年为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等五门。技能科方面，初小一、二年级为美术、唱游两门，初小三、四年级及高小均包括体育、音乐、美术、劳作等四门。
  小学班级编制和教学方法：解放前龙溪县公私立小学如设于城镇、规模较大的，一般班级是同一个程度的单式编制；规模较小和乡村小学班级是单式编制与两个不同程度的复式编制兼而有之。单式编制比较好教，容易提高教学质量；复式编制教师讲课比较吃力，要能灵活掌握动静，善于利用小黑板，如不事先备好课，往往要造成课堂的混乱，降低学生学习质量。解放前小学教师进行课堂教学，一般是依靠当时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各科教学法参考资料》。较有能力和责任心的教师除参考此项资料外，还参酌班级具体情况，预先写就备课提纲，这样可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为数不多。不像解放后普遍重视备课，订好课时计划；校领导还要不时上课堂听课，过后进行讲评；有时上级要择优组织公开教学，交流典型经验，这些做法当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解放前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依不同学科性质交替采用启发式、问答式、讲演式、练习式、示范式等教法，一般小学尤其是教会办的某些私立小学老师，教《国语》要学生对课文和词语注释死读硬背（有些小学对其他智识科除算术一门外，于复习期间依课文编写问答式提要，也让学生背熟），为的争取提高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和在参加全县性学生抽考中名列前茅。这种加重学生负担和不重视培养学生思考及理解能力的做法，无疑是教学上的一种偏向。
  小学训导设施：解放前龙溪县小学里训导设施在纵的方面是采取中心周宣传教育方式，于学期初订定“中心训练周〓”，以一或两周为一个中心，通过晨会教师轮流作围绕中心的精神讲话，进行适应中心的学校环境布置（包括标语、绘画），编出中心壁报，周会表演符合中心内容的节目，举行以训练中心为主题的作文、演讲、写字⋯⋯等比赛（有的学校还根据中心活动周学生的表现，选举模范生），这是小学训导设施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教导学生树立以全国统一规定的校训“礼义廉耻”为中心的旧道德观念。横的方面是采取学校社会化组织形式，中心国民学校大多采取乡（镇）公所组织形式，下设卫生室、图书室、体育场、消费合作社、小农场⋯⋯等，管理人员推选学生担任，教师们居于辅导地位；保国民学校则采取“保”的组织形式，把学校办成为雏形的社会，用意在于培养学生为当时社会事业服务的共同兴趣和信念。
  此外还于每日晨会后做早操（冬天改为课间操），下午正课结束后开展课外康乐活动；包括各项体育和文娱活动；还于每年“四四”儿童节开展各种庆祝活动；又各校选拔学生参加全县学生运动会的各项比赛，这些也属于小学训导方面必要开展的活动项目。
  解放前龙溪县小学训导设施实况，略如上述。从实质上分析，它是我国旧道德传统和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综合产物。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从表面上看，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中一个比较开明、主张社会改革的流派，但归根到底无非是通过培养学生具有共同兴趣、目的和观念，以调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理论体系。它于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我国教育领域甚为流行，影响很大。当时地方教育行政人员和小学教师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下，大多由于认不清社会发展的的规律和趋势，把它看做是进步的办学方向，而积极地加以推行。
  小学毕业生升学情况：解放前龙溪全县中学初中班招生总数大约只为小学应届毕业生总数（约1600人左右）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大约为800人），因此每年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约占半数。以学校为单位来说，录取率较高的是一些规模较大、办理较善的公立中心国民学校，和历来对学生课督较严的某些私立小学。考不上中学和不报考中学的小学毕业生，他们的出路，居城镇的当商店或工场学徒，或学做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有一部份闲在家里待业，或自学准备来年再次报考中学；居农村的则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不存在出路问题。
  解放前龙溪县教育行政体制及历任负责人和小学教育实况略如上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政局动荡不定，教育事业免不了直接间接受其影响，加上在旧社会里教育受轻视，小学教师被看不起，社会地位低，物质待遇差，生活比较困难，不能安心工作，不少教师转了业或到南洋谋生，因此教育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历任县教育行政主管人员中虽不乏有抱负的人，想在教育事业上有所作为，但在反动统治时期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直至临近解放，国民党派系明争暗斗越来越激化，学校人事处理受到很大压力，应付诸感为难，往往卖力不讨好。反观今日在党领导下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教育列为五个战略重点之一，教育经费预算不断增加，人民教师受到尊重，物质待遇逐渐改善，生、老、病、死受到优厚照顾，正争相发挥主人翁高度责任感，为开发智力资源，打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做出积极的贡献，人民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航向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前后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显然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教育领域的不同反映。
  笔者解放前曾经从事龙溪教育工作多年，以时隔太久，对当时情况记忆难免有模糊不清之处，上面所谈，与事实出入自所难免，有望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