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交警总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交警第×总队”，前身是军统局头子戴笠在抗战末期串同美蒋成立“中美合作所”，先后开办了十几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塑造出几万名“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的武装特务。日本投降后，收编了一部份汪伪军，改编交通巡查总队，就用这些混血性特务部队，编成十八个“交通警察总队”，成为维护美蒋利益的工具。
  我原是中美合作所华安班忠救军教导营付营长，与梅县中美所十三班合并改编为交警第六总队时任付大队长，到最后被消灭前夕任总队长。现将亲身见闻的历史事实回忆记述如下。
  日本投降后，原中美合作所第六班（即华安班）和十三班，先后由华安县和梅县调到厦门集中整编。一九四六年一月，军统局派少将高参胡子萍，交警总局派上校黄天存到厦门点验，将两班的忠救军和别动军，合并改编为“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交警第六总队”。总队部设政工、督察、军需、军医、副官等五个室；六个直属队：即特务队、通讯队、迫炮队、平炮队、运输队和卫生队。下辖三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中队均按国防部连、排、班三、三制，每班十四人编组，全总队官警约计二千八百多人。这些人百分之九十都是闽粤边境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被军统局指使两省边区各县的“三青团”及地头蛇，以“中美联盟抗日”号召，骗到华安班和梅训班训练。到抗战胜利，听说，要改编为交警，开到北方去打内战，多不愿离开家乡而纷纷逃跑。
  当时交警总局长吉章简是广东人，即委派他的同乡，“梅训班”副主任汤毅生为交警第六总队长，总队部各室、直属队和大队，多安插梅训班的广东老乡。原华安班有两个副主任，陈达元调去台湾，雷镇钟调苏北交警十五总队长，三个闽南营长汤涛、汤秉衡、连济民，及一些连排长均被剔除，只留下外省营长杨卓夫、副营长祁缉光，被改编为第一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华安班原有三千多官兵淘汰了一半多。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勉强拖带到沪宁铁路上去护路，由于兵员不足，交警总局又将西南公路局护路大队调来补充。
  这时交警总局长换了周伟龙，把汤毅生调到北宁路内战前线任交警指挥官。军统局长毛人凤调他的浙江亲信周文新来接充第六总队长，官佐人事又开始调动，警兵继续逃亡，又到浙江军管区接收一部分新兵来补充，于是整个部队质量变了样。过去汤毅生以他的“梅训班”干部来控制总队各部，利用“华安班”的全部武器和干部，来训练装备原“梅训班”的徒手官警，引起华安班官警的鄙弃和不满。周文新接任总队后，转而依靠华安班的人员，报升他的浙江同乡杨卓夫去任交警暂编第四总队长，升祁缉光为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撤换了汤毅生的第二、三大队长，换上浙江人王治文为第二大队长，提升原华安班副大队长潘浩星为第三大队长。总队部人事也大变，调浙江人娄宗育来接替广东人翁汝梁的副总队长，新调来总队副王学元，政工室主任汤兆鹄，督察室主任丁渭，副官室主任彭罗金，军需室主任薛嘉祥，军医室主任郑达。直属队除特务队和运输队是周的私人队长外，其余通讯队长江春晖，迫炮队长赵凌霄，平炮队长陈扬英，卫生队长郑达兼均系华安班成员。经过一年多的人事变迁以后，总队才算固定下来。
  总队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初步合并编成，但由于广东派在人事、装备各方面的控制，和“华安班”被迫传授操课技术，还受到严密的监督歧视，因此不满而逃跑。汤毅生为了保存反人民实力，对未逃者日夜加强控制，对已逃者则派人到闽南各县去抓捕。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警兵不再逃走，但是没有达到主观愿望。直到警兵被押上美国运兵舰上，因台风不能出海北开，停在厦门港内时，警兵家属纷纷乘小艇围绕运兵舰呼唤，有个警兵应声跳下海向他家属小艇游去，翁汝梁还命令哨兵开机枪将他射杀沉海。就这样将当年号召他们起来抗日保家乡的青年，强迫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前线。
  沪宁铁路在美蒋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后，被称为国际交通路线，是沟通帝国主义巢穴的上海与蒋帮统治中心南京的命脉，是当时南京政府军事人员物资支援华北、东北的主要交通线。原来是由第八、第十五及第十八等三个总队担任护路，第六总队到达后接替第八总队，由昆山到常州奔牛站沿线防务。另派一个大队，担任由江荫的藻港口到丹阳县姚家桥之间长江南岸防务。
  关于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铁路沿线，位置于阳澄湖和太湖水网地带，是新四军抗日活动地区。当年日伪军曾在车站、桥头重要地点，建立碉堡据点工事对付抗日军民，日本投降后，蒋帮收编一些汪伪军为交警，照样运用沿线碉堡工事镇压人民。还在铁路两侧五公里范围内组织护路村队，归交警指挥巡逻放哨，规定在日出前和日落后，不准人跨越铁路或沿线行走；不准大小船只通过铁路桥梁；不准群众到车站铁路沿线附近集会游行示威。这些横行霸道的苛刻禁令，将一条交通坦途变成了祸害人民的鬼门关，使沿线人民咒骂交警比“日伪二鬼子”还要坏。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率领第一大队及迫击炮队担任长江南岸防务，那时正是淮海战役到了最激烈阶段，江阴江防指挥部下令严密封锁通往江北各港口，不准船只进出。当时被封锁冻结在藻港口、魏村口，尤其是在荫沙口的几百只木船和小轮船，既不准进也不许出，使数千船民客商陷于绝境，到处呼吁鸣不平。后来被迫不得不暂时开放疏散，船民们争先脱离虎口，而互相挤沉、撞伤致死者数起。此外还强要各乡镇组织警备班、巡逻队、守望队、递步哨等，以协同监视江面动静。並派工派料构筑江防工事，督同沿江区乡镇不时清查户口，盘查行人。破坏和杀害地下党组织与工作人员，真是无法无天，干尽了坏事。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大军正准备渡江。蒋介石溜到浙江奉化，南京政府惶恐南撤，第六总队也撤到苏州。这时交警总队长周伟龙，主张将京、沪、杭地区所有交警总队随总局撤退湖南，为军统局和四大家族所反对，将周伟龙扣押送到台湾。以副局长马志超升任总局长，调升第十八总队长郭履洲为副总局长兼上海指挥所少将指挥官，调升周文新为交警第一旅长兼第六总队长，调副总队长娄宗育为副旅长，以祁缉光为副总队长。四月二十日解放大军胜利渡过长江，六总队于三十一日随总局慌忙撤退到上海北站。我以代总队长身份，随同撤退到上海的总队长们，在周文新、马志超的带领下，去见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并由汤引导我们去见了蒋介石。蒋、汤都对我们说：“上海外围工事巩固，有如马奇诺防线，且有国军据守，你们交警八个总队分守市郊城防线，市内有保安总队和警察维持治安秩序。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有充分的人力物力资源和高楼大厦，只要决心与大上海共存亡，作到一街一卷一楼一底的殊死抵抗，即可扭转国际舆论，博得友好盟国的同情支援，复兴民族，有厚望于你们”。他们讲了这些话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溜去厦门鼓浪屿，不几天汤恩伯也跟着溜到福州，第六总队先调守闸北郊区木城，以后沪南吃紧，又调到漕河泾去作预备队。马志超在慌乱中临逃走前，还召集我们说：“大上海的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应当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卫斯大林格勒那样守住它。我先到福州去将总局安排好来支援你们”。他并发布命令，任命我为第六总队上校总队长。待我回来到第一旅部去找周文新，旅部已空空不见人影了！这时守七宝的前线部队已被解放军打垮溃退下来，我只好率部仓惶向市内苏州河北岸撤退，路上遇到交警总局上海指挥所指挥官郭履洲，他命令我率残部死守北站大楼待援，等我率第一大队到达上海北火车站大楼一带，得知第三大队及直属队被青年军堵击不许过苏州河，在跑马厅被解放军解除武装。第二大队虽然突过苏州河到新光内衣厂，在解放军的包围下，经过内衣厂工人劝降放下武器，我在北站大楼指挥住福兴面粉厂的第一大队，及被打垮的第十八队，逃归我指挥的一个残余大队，在解放军四面围攻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晚上全部被俘。这个总队从产生到消灭，其作恶时间为三年零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