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自一九二六年秋，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后进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受训，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参加改组派，其名册被蒋帮抄获，我们由南京逃往上海、香港转广西，加入桂系反蒋内战。不料，道经梧州时，因桂系师长吕焕炎被蒋收买叛变，将改组派四十四名逮捕，作为投蒋的献礼。后由梧州解送广州驻军第十一军军部囚禁，寄押南海县监狱八个多月，经张贞保释回家。俟后，为生活和出路计，我改名汤涛，又投入蒋军干了十多年至今引以疚痛的错事，直到在云霄任内，幡然醒悟投向人民，，走和平解放云霄县的起义道路。
  （一）
  一九四八年冬，当时云霄县长陈仁庆，因贪污被地方各界控告免职。我由诏安调任云霄县长，至四九年十月一日和平解放，历时九个月，这期间我为国民党政府征粮，征壮丁及供应驻军（省保安第一团暨第八兵团刘铁钧师）军粮、军柴及付食品等。第八兵团刘汝明部自淮海战役溃败到漳州，沿途抢劫，强住民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刘师驻云霄时，全师无军锅、碗筷、草席、菜刀等用具，由地方负责供应（当时由县长任云霄地方供应驻军办事处主任，县党部书记长和商会理事长任副主任，业务工作由商会职工负责采购供应）。我们唯一要求；部队官兵不得在市场上强买强卖，进住民房。这样，云霄人民虽然免受骚扰，但地方已搞得粮空财尽。幸得早日和平解放，人民免遭蒋军的最后浩劫，聊堪告慰于家乡父老。现将云霄和平解放经过予以详述：
  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接到香港邮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文件，不知何人寄给我的。在那个时候，凡是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宣传文件，国民党禁止任何人传阅，如有违犯者，就以“异党”举疑犯论处，我折阅后即收藏起来，晚上便私自阅读起来，好像在黑暗里看到光明，心中激动不已。但是，我对共产党的政策素不了解，又不敢向人请教，只有半信半疑。越数日，我将文件烧毁。
  迨至平津战役时，传闻傅作义将军起义投诚，保全北平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重要文物古迹，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欢迎。我想投向人民的时机快到了。在六月间乃约县政府主任秘书李受图、自卫总团副团长吴荣贵和县警察局长张启圣，于晚饭后来我家坐谈。我首先讲话：“听说北平傅作义已经向共产党‘投降’，这对国民党影响极大，你们怎样看法？”大家默不作声，约数分钟后，张启圣说：“傅作义身任华北军总司令，还要起义‘投降’，国民党快完了。”吴荣贵说：“我们如有机会，亦好同样行动”。我说：“国民党军阀官僚太不得人心，看来大势已去了，我们怎样打算好呢？”散会前，我特地交代：“今晚只有我们四人，如有人传说出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希望共同保密”。
  约一周后，我示意张启圣请假回平和马堂家乡，上乌山找游击队熟人，想办法去联络。启圣回来说：“遵示到乌山游击队访张水满，向他说明你有弃暗投明的愿望，请他转报上级并赐示。据水满说：他向上级负责同志会报后，俟研究决定，再派人通知”。但是，多日无消息。
  七月间，我密询吴荣贵有无别的门路？荣贵答：“厦门有一位朋友与地下党有来往”。我便派荣贵去厦门寻访。约一旬，荣贵回来说：“那位朋友已离开厦门，没有办法”。其实，荣贵已经与地下党联系上了。他于四九年七月间，奉派到厦门时，适闽中地下党联络站洪国琮同志往莆田迎接南下大军，由其姑洪碧君同志接谈，约好在庄如真（系黄栋梁的爱人，庄希泉先生胞妹）家里会谈，研究云霄和平解放问题及应注意事项。参加者有洪碧玉（现在厦门市政府工作），庄如真（七九年夏在漳州病故）和荣贵三人。荣贵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由福州省话剧团出差龙岩，道经漳州来访时才对我说：当时，派我往厦门找朋友事，因为闽中地下党厦门联络站交代要保密，没有讲出真话。
  （二）
  约五、六月间，云霄县特种会报室秘书刘楚夫送来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专员陈馀珊给汤涛亲译密电略开：“案奉第××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电开：据报‘弃党’份子汤维津（原电姓名）许德邦等，曾在香港受训后，潜往云霄进行破坏活动，仰即缉捕严办等因；仰该县长迅将汤维津、许德邦、张瑞吉等三名缉捕解送来署讯办为要”。我阅后问楚夫汤维津等何许人？楚夫答：“据查汤维津即汤跃津，系列屿镇长汤跃渊的小弟。许德邦是许桂芳参议员的儿子。张瑞吉是菜埔小学张泽茹校长的儿子。他们的父兄，县长可能都认识的，怎样办呢？”我只好说：“公事公办”。並将密电批交警察局缉办具报。翌日，警察局派员警到列屿拘捕汤跃津（后改名汤维奇）送警局。当日，汤跃渊同汤观澜（县参议员，是涛的小弟）来要求释放。我说：“案情未明，谁敢负责？”后来，警察局将跃津和供录送来给我审核。跃津供称：“因病到香港就医，并没有受‘弃党’什么训练，此次回家休养，亦无越轨行为”。我问他为什么要去香港医病呢？他不答话，也不理睬我。我说：“你讲到香港去就医，这话是讲不通的，广州有许多医院，你不去看病，你又不是有钱的人，为什么要去香港医病呢？”他仍不作声。我向张启圣说：“跃津的供录留在这里（后来作废），你再带他回警局讯问笔录”。启圣说：“听从照办”。警局将跃津的供录送来，我阅后便批：“因病准予保外就医，随传随到”。着觅两家铺保具结保外就医。跃津回列屿家里养病，至农历七月廿三日私往世坂许德邦处。
  当跃津保释后，驻军伪保安第一团团长胡季宽和国民党县党部监委张挺峰（中统特务）前来质问我：“你奉令拘捕‘弃党’份子，无权释放，竟将要犯汤跃津放走，责任重大，你想怎样办呢？”我说：“跃津不承认是‘弃党’份子，因病保外就医，有案可查。如何办？可以召开特种会报讨论决定。”即由特秘室发出通知，“订于本月×日上午八时，在县府会议室召开第××次党政军特种会报，讨论重要问题，希准时出席为荷。”计出席者：胡季宽、张秉任、汤涛、张挺峰、吴养廉、吴克承，列席者：张启圣、方锡梁、方志仁、石润华、汤观澜、刘楚夫等。我主持会报说：“本县奉令缉捕‘弃党’份子汤维津、许德邦、张瑞吉等一案，现经警察局缉捕汤跃津到案讯问，据他供称不是‘弃党’份子，经觅殷实铺保两家，因病保外就医，俟全案人犯缉捕到齐后，一并解送专员公署讯办，请各位发表高见，以便讨论办理。”张挺峰、胡季宽两人仍如前主张跟保追人。其余出列席代表均不发言。会报作以下决议：“由汤涛县长责令警察局跟保追回汤跃津。並缉捕许德邦、张瑞吉归案。一并解送专员公署讯办，呈报备案。”后来，一拖延，专员陈馀珊离职往台湾，保一团调防同安。因此，本案无人追究，得以不了了之。
  （三）
  九月廿三日，县参议员许桂芳（许德邦父亲）同吴荣贵、张启圣来访。桂芳说：“目前时局急转，人所共知，我等为家乡安危，特来商量一事。”我问什么事情？桂芳说：”现有一位解放代表，要来和你谈谈云霄和平解放问题，你意见如何？”我说：“欢迎”。並问代表何人？许说：“那位代表你是认识的，他的姓名目前不能告诉你”。许又说：“解放代表进城会谈时，要你负责安全”。我说：“安全没有问题”。许又说：“会谈地点不要在县政府里，拟在郊区”。后来，商议借用汤精义家里，双方代表都方便。彼此同意后，许说：“会谈时间，要同解放代表研究决定，再行通知”。
  廿四日，许、吴、张三位再来访我说：“解放代表决定廿五日早上进城和谈，地方各界代表人选由县政府决定，请发出通知”。计邀县政府汤涛、李受图，自卫总团吴荣贵，警察局张启圣；县党部张承芳；省参议员吴克承；县参议会吴养廉、许桂芳、汤观澜；高中吴正廷；商会方锡梁；农会石润华；工会方志仁，教育会陈风祺；云陵镇方剑秋；地方人士汤精义、张槐三、柳济川、张受尧、许镇南等。会后，增补张养源、吴士林、汤跃渊、张达卿、吴秀峰等为云霄县和平解放筹委会委员。出席和谈的各界代表为当然委员。
  九月廿五日上午八时许，在汤精义家里召开了云霄和平解放和谈会，所邀各界代表全体出席。乌山游击区党委指派的解放代表汤维奇（即汤跃津）由下河乡乡长许镇南陪同到会。会议由我主持，并介绍双方代表姓名。我首先讲话：“今天会谈意义重要，关系到我县人民的安危，希望各位代表同舟共济，为家乡多作贡献。”继请解放代表汤维奇讲话，维奇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已得到伟大的胜利，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是宽大的。”旋即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文告，并提出建议如下：
  1、原云霄县县政府、自卫总团、警察局、县党部、县参议会和农、工、商、教各群众团体，自即日起停止行使权力。
  2、原各机关团体所有人员、武器、财产、档案文件，限三日内缮造各项清册各四份，等待接管，不得转移损毁。
  3、原各机关团体所属人员，应在原地待命，等待接管安置；社会治安工作，仍由原军警负责维持。
  汤维奇讲话后，我表示赞同，并请各界代表协商讨论，希望达成和平解放协议。各界代表热烈发言，方锡梁起来请问解放代表和平解放后，对在座各代表的生命财产能否保证安全问题。当维奇发言解答时，忽然接到东山的伪专员童懋山打来电话，要我去接听。我临离会场时宣布会议暂由李受图主任秘书主持，继续讨论。
  我到县府接听电话，童懋山说：“东山驻军洪师长和本人召”开云霄、诏安、东山三县县长会议，你即日赶来东山出席会议”。我答：“我有病无法出席”。童说：“会议重要，非来不可！我说：“有病不能去，请你将会议决议案通知我，遵照办理”。童又吓恫又训斥：“你不是有病，你们在云霄搞什么和平解放的鬼名堂，你上当了，缴枪后，你只有死路一条！现在还来得及，你把解放代表和有关人犯立即扣押送来东山，将功赎罪，还有重赏呀！”我答：“这是全县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我无法扣押什么人”。童又说：“如果你不能做到，就即刻离开云霄来东山，我们还能原谅你。否则，你自己走了绝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不理，童又摇铃说：“你如果真是不能来的话，就派你的弟弟汤观澜代表出席”。我说：“。观澜不是县政府人员，无权代表”彼此不高兴，放下话筒不谈。
  我回到会场时，会谈已结束，大家正在闲谈，等我开饭（县政府备办午餐，请双方代表吃午饭）。他们问我东山来电话有什么事？我说：“童懋山和驻军要召开云、诏、东三县县长会议，要我去出席”。汤维奇、许桂芳等人说：“不要理他们”。后来，有人唆使观澜去东山了解动态，说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观澜果真于廿五日晚到达东山城关，即被童、洪扣押在师部。廿六日早观澜来电话说：“三县县长会议没有开，我已被拘禁，童、洪要云霄缴交军粮八万斤，军柴十二万斤，银洋二万元。否则，不释放我回云霄”。我告诉观澜说：“云霄无法负担，不能答应，让他们拘留就是了”。方锡梁问我关于观澜情况？我告以上情，并责骂童、洪的骗子行为。锡梁要我设法营救，后请精义到东山以假讨价真骗释的方法，把观澜搞回来。廿八日观澜同精义安全回到云霄。廿九日东山派伪军一个连驻阳下村，一位军官来县政府要粮、要柴、要银元。我起义已决，拒不接见，派人向他说：“城区现无此物，你们要，就到西区下河仓库去拿吧！”他看形势不妙，当日返回东山。因此，童、洪对我更加痛恨，欲置我于死地。后据友人说：云霄和平解放后，厦门版中央日报刊登汤涛在云霄叛变投敌的新闻。其用意可想而知。
  （四）
  九月三十，我接漳浦来电话（云霄和平解放前后，云霄和邻县的邮电通讯保持照常通行），他讲普通话，问我是什么人？我答：汤涛。他又问：“你是不是云霄县长”？我答：是的。我问：你是什么人？那里来的电话？他说：“是漳浦人民解放军。
  ”他问我说：“云霄县各项移交清册准备好吗？”我说：“全部准备好了，欢迎大军前来云霄和平解放”。他又说：“人民解放军就要来云霄了，你们移交的东西，负责保管好，不得破坏烧毁”。我说：“懂得”。
  同日下午，负责联络的张启圣告诉我：“大军决定明日（十月一日）进城和平解放，县府里是准备给党、政同志住宿的地方，你的眷属要先迁出外住，以免临时搬家麻烦”。晚饭后，我将眷属移住下港尾友人方某家里，临行前通知李受图、汤秀清和张启圣三人前来商议，並分领任务：李受图负责保管各项清册，协助交卸工作。汤秀清负责县政府和自卫总团警卫勤务。张启圣维持城区治安秩序。
  ，当时，云霄和平解放筹备委员会，负责宣传和平解放工作写贴“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云霄”“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等标语。十月一日组织地，方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云霄。云霄锣鼓喧天，鞭炮轰鸣，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和平解放。这是云霄和平解放的史实。
  （五）
  自从云霄和平解放后，我亲自办理交卸工作，得到新生，在各级党委教育和领导下，继续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在解放诏安前夕，驻云霄清华小学的人民解放军某部营长，邀我去营部，座谈关于通往诏安的路线地形和伪军、政、党、警等负责人情况。因我四八年曾任诏安县长，和诏安县长陈秀林、自卫团长沈思泰、警察局长李烈英、自卫支队长张冠雄等多系老同学和同事，对他们比较了解，介绍情况谈至午夜，某营长及连、排指战员同志都很高兴。这是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翌日，诏安胜利解放。
  一九五〇年一月间，云霄人民公安局通知：汤涛、李受图、吴克承、吴养廉、张秉任、张挺峰、汤精义、汤观澜等八人到局谈话。崔局长说：“上级决定要你们八人去漳州龙溪地区旧人员学习班学习”。翌早到公安局集中时，张挺峰逃往东山，其余七名都往漳州学习。
  四月下旬的某夜，学习班负责同志申保成叫我去谈话，要我为人民做点工作。我说：“如我能做到的工作，我愿意为人民服务”申说：“你明早吃饭后，带些日用品来这里随同行动”。
  次早，，我同申同志到闽南公学集合，乘汽车到漳浦旧镇、云霄。越日由徐队长来约我去接受两项光荣任务：甲、了解东山敌军动态。，乙、动员梁山股匪缴枪自新。我接受任务后，经多方了解，决定先往湖丘村去进行工作。当日，我步行四十华里到湖丘，查明该村逃往东山的青年学生多人，内有一人系汤姓寡妇的独子，即动员汤姓寡妇往东山劝她儿子回来。五月九日中午，寡妇和她的独子返回湖丘来见我。我问他东山伪军近况如何？那青年说：“西埔军队（包括郭兆熊部）开始向城关移动集中”。因此，我判断敌军向城关集中，可能准备上船逃走了。即写一报告，着该青年赶送云霄公安局转交雷绍典部长核办。结果，这一件情报发挥了良好作用，人民解放军某部首长命令驻云霄、诏安沿海岸部队即回东山岛敌军进攻，俘虏敌军一团人枪约一千左右，大获胜利。
  五月十三日，雷绍典同志从东山打电话到云霄公安局，着转告汤涛速来东山公安局工作。十四日，我到东山公安局报到。雷部长说：“你这次工作做得好，现派你在东山公安局协助申局长工作，你意见如何？我答：“可以”。我在东山公安局工作一个半月，至六月廿八日奉调返漳州待命（当时，干部待遇系供给制，我在东山工作期间，生活上同局长、武警队长等同样待遇。离局时，公安局还发给我粮票等项）。
  （六）
  时光流逝，一晃云霄和平解放三十二年了。回忆云霄和平解放的经过：事前派张启圣、吴荣贵联络请示，临解放时，由乌山游击区党委派汤维奇同志前来谈判，达成协议。不发一枪一弹，解放全县，并保全各机关社团的人员、财产、武器、档案文件等。解放后由汤涛亲自办理交卸，由云霄人民政府县长石瑞接收在案。依照中央《79》年第六号文件，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肯定云霄和平解放的起义性质。我毅然起义投向人民，这是做了一件应该做而且做对了的好事。党的政策“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希望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走和平统一祖国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