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国东北三省沉沦在日寇铁蹄下，列，强虎视眈眈，妄图瓜分中国，祖国山河破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爱国志士纷纷起来要求抗御外侮，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大旗，站在领导全民抗战的最前列，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全国各层阶人民，奋起抗日。
  在文化战线上，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它领导着全国文化战线的对敌斗争，各地戏剧工作者积极参加当时蓬勃发展的救亡话剧工作，无数演剧队活跃在祖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当时党的漳州地下组织“漳州工委会”领导着漳州地区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初，在工委的领导和“左联”漳州干事会的支持下，由一批年青的地下党员以及爱国的、进步的工人、店员、教师、学生参加，组成了芗潮剧社，以话剧为武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柯联魁同志就是当时党派去参加剧社领导工作的。他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奋战在舞台上，放射出青春的光华。
  柯联魁同志乳名天闻，中共党员，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柯逢昌是从事制鞋手工业的，处在当时军阀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百业凋零，市面萧条，柯逢昌终日劳作，收入仍难维持一家七口生计。柯联魁毕业于崇正初中后，就读于漳州的省立第三高中，一九二七年毕业后，就走向社会谋生，一九二八年到港尾仁安学校做教员。但他的求知欲很强，一心想再学习深造，便于翌年前往上海，进神州戏剧学校攻读。由于他爱好戏剧，在校认真学习并结识了不少上海戏剧界知名人士，参加了中国戏剧协会。他对，话剧的表演，导演以及化装、舞台美术，都很有钻研。他在沪时常爱看南国剧社和大道剧社演出的话剧，对这两个剧社的主持人、我国戏剧界前辈田汉和郑君里十分崇敬。当后来他自已投身话剧运动，主持芗潮剧社时，还经常选用甫国剧社和大道剧社的剧本，上演他们演过的剧目。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一年后柯联魁又被迫辍学，由上海回到家乡后，就到邻近各县学校去做教员，解决生活问题。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先后在靖城小学、海澄白水营碧溪学校、海沧沧江学校、漳州崇德女子学校任教。
  柯联魁是一个有血气、有抱负的爱国青年，面对当时军阀割据，社会不宁，豪绅争权，鱼肉百姓，人民备受压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现状，十分愤懑不平。他在家乡结识了许铁如、蔡大燮、胡大机等地下党员，接受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教育影响，在党的外围做了一些工作，如当他在海沧时，就替党的地下组织传送过“前哨报”、“实话报”等报刊。
  柯联魁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当他在海沧教书时，就自学和组织同事们学习世界语。他自制生字卡片，正面写上世界语，反面写上中文，随身带着，随时诵读，还规定在开饭时每人必须先说出三个世界语，然后才准吃饭。一时校内学习世界语成风。由于勤学苦练，他很快就掌握了世界语，后来回到漳州工作时，他能将世界语译成中文在报刊上发表。
  柯联魁为人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助人为乐。当他因参加进步活动，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从海沧逃回漳州后，经友人介绍，进崇德女子学校执教，月薪三十元。那时，他的朋友杨章希、许守谦都失业在家，生活困难。他便将这一份工资，每月分给杨十五元，许七元五角，剩下七元五角作为自已的生活费。正由于他平素能急人所急，替人解困除难，朋友们都很尊重他，通常皆称呼他为“先”，表示他堪为大家的先生的意思。
  当一九三四年初，柯联魁接受党的指派，参加领导芗潮剧社后，他便努力工作，发挥自已的艺术专长，团结和教育社员，抵制反动的、黄色的文化侵袭和毒害，以进步的、革命的话剧为武器，唤起民众，振作精神，掀起抗敌救亡运动。他一心扑在革命文艺事业上，终日为发展革命戏剧运动而操劳。他在工作手册上，记下了密密麻麻的工作布署、训练计划和演出方案等。他又编剧又导演，并且还常常登台演出；又搞社员训练工作，为社员上理论课、技术课，又编副刊写文章。他在巩固剧社，提高其战斗力，占领闽南戏剧舞台，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柯联魁一面认真地阅读和选用剧本，一面自已编写剧本。他认为要办好一个剧社，演好一出戏，必须抓好“一剧之本”这个首要环节。他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投身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导演过田汉的《伤兵医院》、《放下你的鞭子》；美国奥尼尔的《居住二楼的人》；俄国果戈理的《巡按使》；欧阳予倩根据法国剧本翻译的《油漆未干》以及《她的秘密》、《婴儿杀戮》、《未完成杰作》、《警号》、《张家店》、《五奎桥》、《可怜的裴加》等。他还创作了《女人》、《小英雄》、《仁丹》、《抓汉奸》、《艺术家的爱》（未完成）和改编了《八·一三炮声》。这些剧目，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较高水平。如《女人》一剧，描写了一个妻子因为害怕自己的丈夫在北阀军中参加了共产党，会遭受杀害，便暗地里向国民党警察局告密，但要求保全她丈夫的性命。结果，许多革命志士被捕杀了，她的丈夫却保住了命。当她的丈夫知道内幕后，义愤填膺，亲自将妻子杀死。当《抓汉奸》在漳州街头演出时，由于剧情逼真紧凑，竟使观众对“汉奸“无比愤恨，齐声喊打！一个断臂的残废军人还拔出手枪来要打，演出队赶忙高举旗子，声明这是在演戏后，才算平息下来。
  柯联魁在艺术实践上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无论是负责导演，或是自己参加演出，都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努力塑造角色。他坚持勤俭节约办剧社，和社员同甘共苦，经常排戏到深夜，就吃点蕃薯当点心。外出巡回演出时，与社员一道自己动手装卸布景、道具。他为了改进化装，提高演出效果，还与胡大机、黄德洵等研制成功油彩，除供本社使用外，就连武汉、广东以至南洋等地剧团，也纷纷汇款前来定购。
  为了发展壮大闽南革命话剧运动，柯联魁还十分重视对兄弟剧社的辅导和联合工作。他曾代表“芗潮”协助龙中师组织剧社，替南靖民众剧团导演剧目；还跟剧社到厦门、海沧等巡回演出，赴平和小溪慰问红三团。
  一九三四年秋，芗潮剧社举行首次公演，按规定送审剧本时，国民党龙溪县党部竟认为“宣传抗日，有碍邦交”，不准演出。当时党的芗潮支部决定；斗争要讲究策略，一定要争取演出，扩大影响。柯联魁便多方活动，还托友人庄某出面周旋，结果龙溪县党部答应修改剧本后演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中国新文化主将鲁讯先生在沪逝世，噩耗传来后，正在漳州民众，教育馆工作的柯联魁，在党的领导下，倡议开展悼念活动。后来由民众教育馆出面，在文庙召开漳州文化界悼会鲁迅逝世大会。他在会上介绍和歌颂了鲁迅光辉的战斗一生，鼓动大家学习鲁迅精神，团结一致，抗御外侮。柯联魁还致力于开展歌咏运动，组织万人火炬大游行，对掀起闽南抗敌救亡运动高潮，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力量。他还亲自为芗潮剧社的演出编辑特刊；组织社员撰稿，在当时的漳州报刊上编了“芗潮文艺戏剧”、“漳州妇女、”“救亡呼声”、“大众歌声”、“拉丁化新文字”等专栏。他以笔代舌，宣传党的抗战与统战方针、政策；又以笔代枪，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厦门沦入日寇手中后，漳州成了国防前线。由于局势紧张，柯联魁曾接受党交给他的特殊任务，在南靖、天宝一带组织群众，以便在日军继续进犯时，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工作的需要，柯联魁转移到南靖，以教员的身份掩护开展活动。
  芗潮剧社通过一系列活动，博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但也引起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他们一面公开刁难、破坏“芗潮”的活动，一面阴谋制造事端，进行无耻的迫害。在演出过几次大逮捕的丑剧后，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凶相毕露，挥舞屠刀，向革命派砍杀过来，血腥的屠杀终于开始了。
  刚从南靖回到漳州的柯联魁，当夜住在北门柯衙内亲戚家中，半夜十一时许，住所突然遭到国民党武装和便衣特务的包围，他们凶神恶煞地将柯联魁从床上拖起来，反绑双手。柯联魁面无惧色，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一个爱国青年，一生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干的是抗日救国，难道这也犯了法吗？”武装特务无言可答，横蛮地连鞋也不让他穿上，只拖着木屐便押往北庙“牛运窟”，在一阵乱刀砍杀下，他倒在血泊中。
  柯联魁并没有死，当刽子手离去后，他艰难地一步一步向附近竹林爬去。可是，奉反动头子的命令再返回来的黄皮狗、黑皮狗，又一次下毒手，惨无人道地对重伤的柯联魁再补上几枪，然后挖坑掩埋。党的优秀文艺战士柯联魁同志壮烈牺牲了，时仅二十八岁。
  在秘密杀害闽南戏剧家柯联魁同志的次日，反动派立即出动大批武装特务，捣毁漳州青年战时服务团，逮捕主要负责人，强行解散芗潮剧社和服务团。至此，这支光荣战斗了四年多的我国话剧大军的一支轻骑兵，被国民党顽固派那双毛茸茸、血淋淋的手扼杀了。
  柯联魁同志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损失。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和全国戏剧协会都曾发表文章，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发表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救国运动，暗杀柯联魁同志血腥罪行的读者来信。
  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镇压，并没有把“芗潮”社员和一切爱国革命志士吓倒，他们有的先后走上抗日前线；有的高唱“我们生在四十年代，我们献身戏剧舞台”的战歌，把话剧运动转向闽西南纵深发展。“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花”。烈士的鲜血是绝不会白流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十年代末埋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今天八十年代初，正朝着四个现代化疾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