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电厂前身是龙溪电灯公司，是在公元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创办，为漳州首创的民营公用事业。我曾参与其事，任董事之职。如果把这个事业经营过程，直至解放加以回忆，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旧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性，民族工商业本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怎能够振兴实业，繁荣地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与垄断，和地方官僚资本在形成中，大鱼吃小鱼的情况。
  （一）民营时期，惨谈经营
  一、企业发起创办和组织管理：
  漳州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前漳厦铁路已通车到江东桥，西、北两溪水运畅通，为闽西南土特产与工业品的吐纳口商业兴盛。辛亥革命后，地方上比较进步人士，为了振兴实，业，繁荣地方，发起创办龙溪电灯公司。资金来源，采取招集股份，资本总额定为银圆十万元，分为二千股，每股五十元，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股东多是漳州与厦门人，为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公司章程，以股东大会为最高议事机关，下设董事会，内有董事和监察。董事会互推一人为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经理由董事会选举或聘任，组成经理部，下分总务、工程、会计、营业等四股，执行董事会业务方针，办理具体工作。章程还规定：“参加股份者以中华民国国民为限，其股份之让渡亦同，违则股票失其效用。”这即是不许外国人买卖公司股票。公司曾向伪中央政府农商部注册，批准专利三十年，领得部长田文烈发给的执照。初开业时，老百姓叫电报为“铜线批”，看到电灯杆上的电火，说是“铁树开花”。
  二、机器设备与供电路线：
  机器设备在开始营业时，仅有两座机器，即五十匹马力煤气发动机，配用三十基罗瓦特发电机，与八十匹马力煤气发动机，配用五十基罗瓦特发电机。当时政府机关少，商店没有夜市。到了陈炯明军队驻漳时期，这里成为闽南护法区的政治中心，施行新政，建筑马路，为着适应需要，再买一部比较大型机器，即一百八十匹马力煤气发动机，配用九十基罗瓦特发电机。这三部机器都是三线式直流电，全部用木电杆。
  供电路线：以东门街州主庙发电所（即现在电厂营业所）为中心，向东至教子桥、浦头盐鱼市，以前这里是漳州通石码转到厦门的客渡港口，又是鱼市场，商旅往来热闹；西至县前、县后街、肃清宫；北至北桥头，也曾一度延长线路到郊区北庙（前汀漳龙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南至旧桥烧灰巷、新桥头、竹巷下、米市街。全部路线长约五英里。仅晚上供应电灯，白天没有发电。机关和军营用电居多，居民住户用电较少。
  三、专利虚有其名，偷电是致命伤：
  一九三〇年一月公司重新注册，增加专利期限，并领得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给予继续专利十五年的执照。这个堂堂皇皇的民营电器事业，官厅理应加予保护与支持，帮助其发展。按照设备能力和社会需要，有利可得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由于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国民政府的无能，便决定了它的命运不好过。初营业时，军队少些，官厅也还照规矩。如当时道尹要求在道衙门大堂内，安装一盏免费照明路灯，公司董事长不答应，他还乖乖地照章交费。以后军队加多，机关团体也多起来，日久弊生，营业变得没有保障。如军警机关和有势力者安电灯，表面上照办手续要交费，实际上七除八扣拿不足，甚至报销单拿去了，款也不付，挂账不还。
  同时，在军阀统治时期，地方政变多，每有变乱，公司必然遭殃。兵营、机关的电线，灯泡免不了被人拆走。而后新军队来到，机关成立，又要公司办差，为他们重新安装，公司既赔工又赔本。甚至机关门口、军营门口有武装警卫，公司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检查；少报多装，半公开偷电；有的自行接线，公开偷电，旧社会军队复杂，各自为政。有一个时期，有粤军、赣军、浙军等联军驻在漳州。头目多，军营多，机关也多，谁也管不了，公司遭殃。但红军进驻漳州时，买卖公平，公司从未受损失。
  以后，公司根据伪中央建设委员会所颁布《电气事业人员检查偷电及追偿电费的规则》，对于妨碍公司营业的偷电行为得以处罚，罚款的收入，分作十成。其中五成给得力检查员为酬劳金，另有五成拨充地方教育或公益慈善事业经费。公司则照这规定，报请官厅批准施行。但是反动统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南京的法令，到下面行不通，规则等于废纸；官厅布告保护，也虚有其名。因此违法偷电的现象依然严重，以致公司年年亏本。既没得红利，也发不出股息。事实证明，偷电损失是个致命伤。
  四、机器天天吃的用煤都要靠进口，钱就落在外国人手里：
  热力发电比水力发电的成本贵得多。当时本省还未有开采煤矿，燃料一般是用台湾煤，台湾尚受辖于日本；如用开滦煤，那是英国人所经营；用抚顺煤，又是日本人投资的。在抗日战争前，旧中国的煤总产量，每年不过二千多万吨，其中抚顺占七百九十万吨，开滦五百四十万吨，两者已超过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其他机器用的滑机油，不是买美国“三达”或“德士古”的油，即是用英国“亚西亚”的油。总之，钱都落在外国人手里。根据营业收入作比例，只是燃料与滑机油的消费量，约占总支出百分之四十二，每年给外国人拿走的钱，讲来可怕。
  五、大小机器与零星配件也都是外国货，受尽垄断与掠夺：
  旧中国工业落后，讲来更痛心。公司应用的大小机器和配件都是外国进口的，甚至一枚小罗丝钉也是外国货。好比大的发动机是英国“斐罗珍”牌唛，发电机是美国奇异厂出品，其他灯泡、胶皮线以及零星配件也都是外国货。洋行买办与代理商，还要层层剥削。这样遭受外商的垄断与掠夺，公司经营更加困难。
  （二）增资整顿，募股不成
  一、计划增资，认股者寥寥无几：
  一九三一年因机器与路线都老了，而输电范围过大，偷电漏电又多，已负荷不来。从地方事业着想，增资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当时的计划是募集新股东三十万元。第一期先招十五万元，旧股东十万银元打折为二万元。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到处闹土匪，农村破产，广大农民购买力下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市场只是虚假繁荣；加上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虽然城市呈现畸形活跃，毕竟外强中干，商人认股者寥寥无几。
  二、地方官僚资本乘虚而入，大鱼吃小鱼：
  在这段整顿期间，地方官僚资本和地主买办阶级，乘机而入。如民有银行（代表人龙溪县县长林学增）投资一万元，张干之（即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投资五千元，其他与地主买办阶级有相互关系者投资共有一万二千元，纯属商人投资者仅有一万四千元。其时旧股东的愿望是在新股东招足三十万元，公司显有前途才打二折减为二万元，合併经营。至此新股东募集不成，却给新股东占了便宜。在选举权方面，新股东又占了绝对优势，大鱼吃小鱼。
  三、新机器买不来，也给外国人捞去一笔大财：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工农红军进入漳州，四十九师张贞部队溃败，同年六月八日红军撤往苏区。到了十九路军接防漳州之后，公司原打算前往南洋招募华侨投资，嗣又以股东内部有意见，事又不成。原定整顿计划，是添购新机器，建筑新厂房，扩大输电范围以发展营业；并改用交流电，使用油渣燃料，以节省主要费用，扩大业务。因此曾向香港签订合同，定购德国喜望孟阿恩厂四百五十匹油渣发动机一座，和三百五十基罗瓦特直接式高压交流发电机一座，计价美金一万六千元，折合当时伪币六万余元。其余如电线、电杆、变压器等还需五万余元，厂房应迁郊区，建筑费也不少。但新股东招集仅四万一千余元，还不够购买一付新机器。这样德国新机器运到香港时，公司无款可履行合同，只得眼巴巴地被人没收定金，又给外商捞去一笔大财。
  四、原有机器越老化，光整顿也不是上策：
  新机器已买不来，就以这笔新招股东的资金，把机器与线路经过一番整顿，并加强管理，偷电或揩油不付电费者，较为减少，营业收入也有所增加。然而原有老机器，不添购新机器，光整顿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五、在重重压榨下，亏损仍然严重：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内有反动统治的压迫与摧残，外受帝国主义的垄断与掠夺，双重压迫，倒行逆施。虽然经过一番整顿，而旧社会每况愈下，命运注定了它的困难是不能克服的，新旧股合供之后，越拖亏损越严重，负债累累。如欠“天元”、“豫原”两家钱庄共有三万元。公司仅在初开放时发过两次股息。其后，股息不能发出，股东的红利更不用说。章程虽有“职工可在分配红利中获得奖金”的规定，也只是
  “画饼充饥”，分文未得。
  （三）接管官营，实行统制
  一、仿效日本在台作法，统制电气事业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伪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建设厅长陈体诚等组织福建考察团，前往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考察农林、水利、电气、铁道、专卖、土地整理、教育等事业。在其《台湾考察报告》中曾说：“闽省与台湾仅隔一衣带水，自然之环境相同，所生的物产无异。自气候地质以至农林渔牧，也无一不相同。所以组织考察团，以输入关于各种建设上之知识。”在他们看来，是要取经借镜，名正言顺的。可是作法上却有极大谬误，即是把日本统治台湾的一套手段，用来侵占民营事业，而不是从建设上的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在陈体诚的考察总结中更明显地说出这样的话：“欲求国民经济全部发展，必须出于统制之一途。”这所谓“统制”，即是要把民营事业收归官办。具体说来，是走统制经济政策的新路，把民营龙溪电灯公司，统制到官方手里去的。
  二、伪建设斤接管后改为官营：
  当伪省建设厅计划接管公司时，股东大会曾推举股东代表三人上省交涉，我是其中之一。亲身体会到反动统治是无法无天的，民营事业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得听任排布而已。当时伪建设厅凭其估计，只以二万元要收买公司全部财产，几经交涉，才许给三万元。当陈体诚来漳时，董事往九龙饭店见他，我也在座。他也答应可给三万元，并负一切债务清还之责。无如在旧社会“官有两口”，到了一九三七年三月公司移交之后，即借口代还公司债务，不肯照约，还给公司的收买价款三万元，而将公司改名为福建省建设厅漳州电厂，属于官营事业，派杨以运为筹备主任（后任厂长），改组管理机构。
  三、援用台湾“官有其权、民有其利”的方法，企图吸引投资：
  官厅接收之后，印发福建省漳州电厂股份两合公司章程，向商人募股。据说系要扩大经营到龙溪县辖及邻县各大乡镇的电气事业，资金定为伪币四十万元，由伪建设厅认股百分之六十，为无限责任股东；商人认股百分之四十，为有限责任股东。在民股还未募足时，先由建设厅代热。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长及付董事长各一人，由建设厅指派充任之。”又规定：“经理由董事长或付董事长兼任，其他营业主任、会计主任、技术主任均由建设厅指派，各职员由经理遴选任用。”这是按照台湾电气株式会社的办法，依样画葫芦，规定上列人员都由官厅指派，不经过股东大会选举。虽然章程中有两种优待规定：“商股股息六厘，官股股息五厘；商股可优先分派股息，如不及六厘时，则由建设厅负责补足。”这也是台湾电气株式会社“官有其权、民有其利”的办法，用以吸引商人投资。结果商股没有人投资，伪建设厅自己只得出些力，拨了几笔款，作为补充材料，和在水头社建设新厂的工程费。
  四、抗日战争时，机器部分疏散龙岩，私家电力应运而兴：
  抗日战争发生后，闽南各民营汽车公司经理人在鼓浪屿开会，讨论战时联营问题，我也到厦门参加讨论。那时厦门前线还风平浪静，而漳州突然打来长途电话，说要破坏公路线和桥梁，大家骇然。漳州电厂的基建工程，就在我们漳浮汽车运输公司水头附近地方，便因公路破坏，汽车停驶而停止建筑。及一九三八年五月厦门失陷，电厂又怕漳龙路线破坏，急忙地把五十匹、八十匹发动机折散，化整为零，连同其他器材迁往龙岩；其后，又把漳州街道上电线拆除一部分，移用于龙岩，开办龙岩新厂。漳州只剩下一座搬不走的大而又老的机器，勉强供电。
  这时国民党三青团认为有机可乘，大做其生意，除了创设青年电船，行驶漳、码、厦，载客运货外；又在下营街开办“青年电厂”，置有四十基罗瓦特发电机，抢夺漳州电厂南门一带的业务。漳州电厂也因部分机器拆到龙岩去，供电不足。龙溪师范、寻源中学、协和医院、大观园澡堂旅社，和两家碾米厂锯木厂，也自装电灯，私家电力应运而兴。这样电厂受到各方面的打击，已是专而不利了。
  （四）抗日胜利，归还民营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原私营公司董事会以伪政府接管公司财产，并未付给收买的价款，因而利用张贞挂上董事长的名义与地位，继续与伪省政府交涉，讨还公司财产。这时陈体诚已离闽，终获得伪省主席刘建绪批准，转饬伪建设厅交还，恢复民营。我提议应由股东开会，沿用漳州电厂名称，并以龙岩为分厂。由于战时煤炭不得进口，乃改用木炭为燃料，更由于机器老旧，效能降低，路线损坏，漏电严重，供电发生问题。这时青年电厂已经停电，在龙岩的机器又搬不回来，乃在市中心的府口街和南门米市街各另设一个小型临时发电站，以补助供应民用电灯与街道路灯。
  总之，归还民营后的最大困难，倒是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腾，每天早晚不同，而电费只能每月收取一次，不能随时调整电费，因而损失惨重，入不敷出的差距越大，机器保养越成问题，灯光也越不亮。因此，当时漳州流行着这样的民谚：“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这正反映了旧社会公用事业的腐败，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怨叹。
  （五）解放之后，大放光明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漳州庆获解放，驻厂军事代表张浚清协助电厂维持生产。同年十二月间召开股东大会，登记股权。人民政府并鼓励我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一九五〇年四月龙溪专署工商科科长陈君实与董事会协商，召开股东大会，我主持会议。股东一致同意公私合营。陈君实为公方代表，我为私股代表，林南洲为经理。合营后政府一再增资，及至南峰山新电厂基建完成，乃改称国营漳州电厂。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间，私股原董事陈志康在公方领导下，参与财产清估小组工作，将原有私股股金转入石码电厂，并将厂改为公私合营，我与陈志康为私方董事。龙岩分厂改为国营，其中漳州私股的定息，同样按期发放。
  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漳州工农业生产飞跃发展，工业与水利灌溉用电量增长很快，这时发电量已超过解放前三十倍多。据一九六〇年底不完整的统计，输电路线东至江东桥，南至程溪墟，仅漳州市郊一个公社则有六十八台电力抽水机，说明水利灌溉效用的巨大。现在白天田头溪边马达声轧轧不停，入夜大街小巷也照得如同白昼。有人说：“旧社会是何等黑暗，到今天才大放光明。”新旧社会对比，天渊差别。社会主义好，这真是现实写照。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