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清朝末年，由于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国势日益颓唐，帝国主义乘机侵略，迫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一八五八年“中法天津条约”订有：“中国官须厚待天主教徒，法人得往内地游历”的条款；一八六〇年“中法北京条约”订有：“法教士得在内地自由买地造屋”的条款，自此各帝国主义多援例在我国通商口岸以至内地先后建立教堂。藉传教之名，进行侵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分子更藉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恃势凌人；国人有不肖者，亦以入教取得依靠为荣，甘与人民为敌，因而导致教案时起，地方官绅慑于淫威，或疲于奔命，或乘机敲诈。人民群众在其高压与欺凌之下，或怒目怀恨，或倾家荡产，结果不独宗教本身已失人心，而所谓传教事业亦难以进展。现概述漳州“古县教案”一起，作为例证。
  据吕宗档案记载：“漳州开教于公元一七一二年，在城内建有一座弥加厄尔圣堂。在翰苑李神父家里，那时尚存有这种遗迹，迄至太平天国时，这些遗迹完全烧掉了。”按一七一二年（清康熙五十一年）距今已二百七十多年了。由此可知在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前，天主教已在漳州设堂传教了。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苏主教在漳州重建教堂，到二十世纪时才有固定的本堂。一八九二年由PetunsAuunire负责管理漳州教务。自此先后在漳州东乡翰苑、甫乡古县等处建立天主教堂。
  古县教案发生于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当时该乡唯一的天主教徒郑维要挖一个水井，乡民因迷信风水，早认为黄山仔的祖坟是龙首，郑维住屋已压在龙身上，挖井之地正是‘龙心’所在，如挖井则挖龙心，龙心被挖则龙必死，龙死则全乡必败，乃群起反对。但郑维以古县为南乡大社，郑姓为大族，且系教徒，有恃而无恐，不听从群众劝阻，强行挖井，致激起公愤。
  其时适逢该乡正在迎神赛会，极为热闹，乡民对郑维因其是天主教徒，不肯为迎神捐资，早已心存不满，现又要挖井破坏风水，更引起众怒，遂结集成群拥至郑维住家，打算拆屋填井，郑维见来势汹汹，不敢与抗，急奔入城向天主教外国传教士顾心明（时任多明我会会长，通称顾会长）求援。
  顾心明获得讯息后，即偕同一个中国“姑婆”（帮助传教的修女的通称）轻装赶来郑维家，为其作保镖，督工继续挖井。乡民一见郑维竟恃洋人势力，蛮横不讲理，更加愤怒。这时已近黄昏，十八个社参与盛会的乡亲们正分坐三十六席欢宴，闻知这讯息后，遂群起离席，包围郑维家，厉声喊打。此时顾心明正在郑维家吃晚膳，见情忿而掷下用膳的刀义（洋食具），举起手杖向乡民示威，青壮年辈因而更怒不可遏，拾起碎石瓦砾纷纷飞掷。
  乡中老绅郑圭海（清廷赐以“孝廉方正”）闻讯，深恐伤及洋人，必招致“剿社”大祸，乃情急夺门而出，奔赴郑维家，紧抱顾心明，以身掩护，意在使乡众有投鼠忌器之心，不致伤及洋人，或得缓和情势。在郑圭海的婉劝下，乡众才渐息怒而罢手，郑维亦因得免于难。
  正当郑圭海在劝解中，顾心明与姑婆乘机从后门抱头鼠窜，星夜回城，奔赴各衙门装伤诬告古县“恶霸”纠众欧打教士，请火速严办，否则决不干休。同时有传道严正通（严好讼成性，且恃洋教士为后盾，又喜交官结吏，因而红极一时，历届新任官吏，必趋访拜候之。）共谋，电告省城洋教士转报省府称说：古县乡有人聚众捣毁教堂，伤害教士，应责令地方官火速严惩。
  讯息传来，漳州府、龙溪县官员战战兢兢，手忙脚乱，当夜四城门严扃，如临大敌。龙溪县知事计达三（？）自带亲勇一、二十名，漏夜赶到古县调查实情。经查明事系郑维挖井触犯众怒而起，乡众只毁郑维住宅的小部分，填其水井一口，教士经乡绅保护亦未伤及，并无严重事件，乃报省请示。但由于省方官员慑于洋人势力，复电强令严办惩凶，追究责任。因而龙溪县不得不即派官兵七百名到乡，坐镇郑圭海之家，专办此案。
  乡众在事件发生后，早知大祸将至，一面纷纷搬迁财物于外乡；一面仍锣鼓喧天进行“跳火”活动。当宫兵来临时，全乡男女老幼自鞍轿至两亭约一华里间，排列成行，跑请官府查明事实。或喊救命，或呼冤枉，恳求勿听一面之词。同时恭请官兵入乡，三餐鱼肉酒菜招待，以图取得其欢心，免遭灾难。
  县知事计达三实地勘察案情后，乃邀集该乡乡绅：举人郑左山廪生郑瑞堂、郑克昌、“家长”某等，藉了解案情之名，扣留于县府礼房。在此情势下，秀才郑祖年乃出为奔走营救。经数日后，县衙责令交出肇事主犯并赔款。郑祖年与乡民面议后，才买通郑达充当主犯（其时郑达家仅一老母，乡民答应如他受判刑，当尽一切义务以报之），郑达送交县衙后，先受杖刑，后又枷刑示众于漳州四城门，其用意是在“警戒”百姓切不可有排外的行为。
  乡绅郑左山等释回后，亲至天主教堂向顾心明低头赔罪，继又央人从中干旋，议定赔款银元一万三千三百元。因赔款为数至巨，乡民无法筹付，后商得郑左山同意，由其出资，而以许其父母的神主得入祀于大宗为互换条件。后闻知内幕者言：出面调解的官绅，在经手赔款中均有中饱。此案结束后，在郑维住宅的墙角上立了一个“保护”的石碑，这是清廷地方官吏因惧洋人而保护教徒的具体表现，也是教徒依恃洋人势力取得“胜利”的罪证。因此该乡有句民谚流传说：“金鉴成米计，不值一只香仔狗，”乡众对这事件含恨在心，至今偶而提起犹有切齿之慨！
  怪不得解放前天主教在该乡创主教堂已逾半世纪，而信奉者寥寥无几，教务毫无进展，这正是由于教案的发生提高了乡民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