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教区与本区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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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漳州文史资料选辑1979》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20003182
颗粒名称: 一、福建教区与本区演变情况
分类号: B923
页数: 4
页码: 84-87
摘要: 八闽开教首推泉州,据泉州府志记载:隋末唐初有比得尼亚两个贤士前来传教。现在泉州尚存有这两人坟碑遗迹,他们大概是航海而来的,我国与海外交通贸易也是从泉州开始的,传教时间比济南还早些。至于以后的情况,那是有不同说法的:有的说若望蒙德古尔米奴任过泉州主教;有的说泉州曾有三个主教。他们首先到海澄县港尾白沙村,在那里学习中文,当其为我国官府所逮捕时,已能用中文写呈状申诉,只因他们是违法入境的,故被官府依法将其驱逐出境。若望回到菲律宾后担任多玛斯大学校长。因没有入境手续,官府要抓他们,便逃往金门,后荷兰船长又把他们运送厦门。其中多数是漳州翰苑人,一七八四年国籍江伯多禄神父,因被告勾引外人入境之罪而受逮捕。
关键词: 漳州市 演变 教区

内容

八闽开教首推泉州,据泉州府志记载:隋末唐初(公元六百至七百年间)有比得尼亚(Bitinia)两个贤士前来传教。现在泉州尚存有这两人坟碑遗迹,他们大概是航海而来的,我国与海外交通贸易也是从泉州开始的,传教时间比济南还早些。
  至于以后的情况,那是有不同说法的:有的说若望蒙德古尔米奴任过泉州主教;有的说泉州曾有三个主教。但据靠史料,福建传教始于公元一五〇九年(即明武宗四年),首批传教士是多明我会大会长若望基利斯督慕,同行者有伯尔纳德神父。他们首先到海澄县港尾白沙村,在那里学习中文,当其为我国官府所逮捕时,已能用中文写呈状申诉,只因他们是违法入境的,故被官府依法将其驱逐出境。若望回到菲律宾后担任多玛斯大学校长。
  有人说:公元一五七七年(明神宗七年)有奠斯定会会士MartinobeHerada,JeronimoMarino来过漳州传教;以后又有来自北京的耶苏会神父到漳州翰苑(后坂)乡、兴化涵江等地继续传教。但实际上,正式来漳传教应该在公元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开始的,当AngeICocci与利玛窦(意大利人)等由澳门路经福州时,前者到福安,后者进北京。公元一六三三年(明崇祯六年)有多明我会神父JoanBaPtMoraIes,FraneDiez,FrancCapiIIas,和方济各会神父AntonisSantamaria等曾偷偷进入我省境界活动,后被我国官府发现,加以逮捕,虽予宽大释放,可是他们却不肯回国,又避往海外转入泉州一带活动。
  公元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有VitorioRicci等传教士取道金门、厦门转入漳州翰苑、山城、海澄港尾、古城、石码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因没有入境手续,官府要抓他们,便逃往金门,后荷兰船长又把他们运送厦门。迨一六六六年(清康熙七年)又被我国官府发现,把他们逐回吕宋。这时有罗文藻者,系本省福安县人,曾在吕宋读书,笕铎和受祝圣主教,加入多明我会;当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后,他被委任南京总主教——第一任中国主教;他曾祝圣过我国耶苏会神父为主教,死于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
  在公元一六六五年(清康熙四年)时,在福建的外籍传教士共有三十六人,其中二十五人是耶苏会神父,九人是多明我会神父,一人是方济各会神父,当我国官府下逐客令后,多明我会神父仍隐在福建赖着不走,进行地下传教工作。
  到公元一六七六年(清康熙十五年),有ArchadiedeRosaris在厦门与兴化传教,后死于兴化。后继者有MaGrn。VentaIIoI,他在闽南工作四十年,经常驻在漳州翰苑乡,来往于漳城岭东之间。曾设立仁慈堂。
  公元一七〇七年(清康熙四十六年)有几个多明我会传教士在闽南一带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又有几个外籍传教士路经厦门转入福安,进行地下传教工作,一七四八年(清乾隆十三年)有国籍神父,如严多明我、严伯多禄、严玫瑰、伯多录圣母、味增德、多玛斯、满(Buaon)FeIix、严西满等人,曾在吕宋受过奴化教育。其中多数是漳州翰苑人,一七八四年国籍江伯多禄神父,因被告勾引外人入境之罪而受逮捕。当时教堂被烧毁,满伯多禄与GaspanViIlan也被逮捕。
  十九世纪时,福建天主教会的局势非常紧张,当时在本省只有四个外籍神父和一个外籍主教——若瑟加尔慕。而漳州籍神父有黄味增德、黄安当、陈伯多禄,他们都在本地区传教;另有三个国籍神父,即是江多玛斯、JgnatiusAiluzar和多玛斯Badia从吕宋毕业回国协助传教。这时是西班牙籍的Calderon当主教。
  公元一八五九年(清咸丰九年)台湾开始设教。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Burugal在厦门建筑教堂。
  公元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福州与福安成为一个教区,厦门与台湾成立一教区;但台湾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乃自立为监牧区,与厦门教区在教务管理上分了家,虽然如此,但在人事调配和办理修院上是互相支持的,这又俨然一家。
  至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长汀教区(包括六个县),从福州区划分出来,由德籍多明我会会士管理。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邵武另立一个监牧区、由德籍救世主会会士主持。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建宁府又从福州区划分出来,由美籍多明我会会士接管,在接管时持枪相见,互不迁让。这正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利用宗教进行侵略上是存在争夺的。而福宁府虽自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已从福州区划分出来,自成一区,且经罗马教廷于一九四八年指定该区为国籍教区,但迄今十余年教务归中国主教负责的诺言,仍是“空头支票”,只是一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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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文史资料选辑1979

《漳州文史资料选辑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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