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于一九一九年秋留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夏返国。施又于一九二九年秋被资送留法，一九三二年夏辍学归国。当留学和回国工作时，正值反动政府统治的年代，在求学上遭遇过种种波折，在工作上亦不能尽我所学者服务于社会，为提供新旧社会对比的实例和地方史料的参考，现就个人亲身的一些经历写成这篇回忆录。
  考选留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四年，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殖民地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交战国之一的法国，在这次战争中不但轻重工业区和市镇遭到破毁，全国的青壮年也几乎伤亡殆尽，其损失是惨重的。
  当时中国曾因对德参战问题引起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的激烈斗争。及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琪瑞又乘机另组御用国会（安福系国会），乃于一九一八年八月通过对德宣战案，派遣大军参战，在法国设立中国陆军司令部负责指挥。但中国陆军名义上说是参战，其实仅在后方从事后勤工作，这就是所说“华工”的由来，及一九一九年停战后，大部分“华工”仍留在巴黎和郊区或外省的工厂做工。
  战后的法国是必须大力复兴工业，重建社会经济的，但最感困难的是人力的缺欠问题。因而各工厂必须大量吸收外国工人，从人力上先予补充。这时蔡元培、吴雅晖、李石曾等正在法国，乃乘机创办华法教育会于巴黎近郊的哥伦埠，附设在华侨协会内，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生的联系和接待机构。同时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分会进行宣传，号召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用意在使一般比较贫苦的学生，得以边做工解决生活，边学习求得较先进的学术，且在工厂做工亦属于学习技术的一种方法，实是一举两得的，同时对个人和国家也都是有利的。
  其时驻防于闽西南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正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以“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为号召，在这勤工俭学的宣传，尤其是吴雅晖、李石曾等亲来漳州的鼓励下，就决定选派留法勤工俭学生。一九一九年秋，陈下令其所辖的“闽南护法区”各县选派青年学生二至三名，如有可能亦得酌增名额，留学生的费用预定为每人每年国币六百元，由各选送县份和学生家庭分担半数，赴法旅费全部由县府拨付，如家庭无力筹措费用的，可在法国由华法教育会介绍进入工厂“勤工”自给，这就是名符其实的勤工俭学生了。
  我当时肄业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听到这留学的消息，为个人前途着想，认为是个难得机会，对它抱着无比的奢望，可是想到自己是个贫苦农民的子弟，那有可能筹措每年三百元的费用呢？也就不能不自行打消这种难以实现的意图了，可是当时任省立第八中学校长的陈启基，是我的同宗，却对我极力鼓励，不但十分关心，且表示在经济上将全力支持，也就是说我的留学费用除长太县府补助之外，其余的由他负责按期筹付。经他这样的支撑，我就决定回原籍去参加选考了。长太县，共选取了三名，除我还有黄英磷（再兴）、庄舆坤等。我们由县知事陪送到漳州粤军总司令部集中前往法国。
  陈启基的代筹留学费
  陈启基是前清秀才，后毕业于福州全闽优级师范理化科，曾任省议员，不但和我昭穆不远，关系密切，且是当时长泰红极一时的士绅，他肯为我尽力，我当然是信赖和感激的。但他是怎样替我筹集留学费的呢？那是当我考取了留学名额后，他用我的名义印了许多出国留学的旅行名片，利用其社会关系，分送给县中许多豪绅和家乡岩溪一些较有资财的人家，用这旅行的办法收集；贺仪国币一千多元（具体数目不了解）。当时我和我父亲都认为用这种办法来受人之惠是很羞惭的。如果能把这笔款交给我带往法国去，或交由我的父亲按期汇寄，那我是可以较顺利地求学的，但是他却不这样作，暗中代我收受了贺仪之后，交给他的老婆去任意挥霍。在我到了法国之后，经我的再三函索和我父亲的屡次催讨之下，才断续地汇寄一些，结果使我在法国为费用的时有时无，遭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生活上的苦恼和求学上的挫折。现在回想及此，还是心有余痛的。
  在法国的补习生活
  一九一九年九月间，我们和闽西南各县选送的留学生共约二十多人前往香港候轮赴法，到达香港时才知道全省要到法国去的约有六十多人，这是本省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在香港等候了一个多月才有轮船前来接运，上船后发现这只轮船已由上海载运了各省留法学生一百多人，连本省的合计起来已在二百人以上，同船来的还有政客张继，但不知道他是否特地率领这批留学生前往法国。
  同年十二月抵达马赛时，华法教育会派有专人前来接待，翌日乘火车前去巴黎。当我们到达时，华法教育会又派十多人分组接待，住宿在预定的旅馆里，在这接待过程中，华法教育会向我们每人收取了两百法郎的手续费，但巧立什么名目已经忘记了，因为我们都是初次来到巴黎，就在这里逗留了好几天，一面观察，一面等待华法教育会给我们分配在巴黎郊外的市镇或外省的中学里去补习法国的语文和一些基础学科。
  由于闽西南各县留学生都未曾学过法文也不懂法语，一九二〇年初全部被送到巴黎郊外的一个有名市镇——圣·日尔曼——翁——乃（前法皇亨利二世和路易十四的故乡，一五七〇年天主教与耶稣教签订和约，一九一九年法国和其联盟国与德、奥签订和约的地方）的中学里，专门学习法国语文，但主要是法语。
  我们在这所中学里，食宿是和法国学生分开，不相混杂在一起的，但吃的睡的以至御寒设备等却是一样。上课时我们虽有专用的教室，如果有听讲的能力也可以到法国学生的教室去自由听课不受限制，我们由校方代请了一位法国教师，专门教授法国语文，自修时也派有一个负有监督和辅导责任的所设监察员。在这个学校的学杂费和膳宿费用，记得每月不上二百法郎（法国银币名称），约合国币二十多元，这时法国战后货币贬值，我国银元每元约合法币八个多法郎（听说战前只值四个多法郎），这是我们初到法国留学时的有利条件。
  我在这所中学不及半年，就在同年六月间迁往附近的一个法国人家里去自学了，原因是在这所中学里全班都是中国学生，谈话动辄喜用闽南方言或国语，而且吵闹不安静，这对学习法语或其他学科都有很大的妨碍，难以进步。后来听说其他同学也先后自动地转到其他省份的中学去学习了，我们也从此分散而很少联系，因而彼此的情况也不了解。
  这时由于留学生感觉到留学补助费经华法教育会转交，常有受其控制而不便的缺点，也都设想其他汇寄的办法，自此华法教育会对于闽省留学生也不再负有什么督导的责任了，只是代转国内的来信和其他的通讯而已。
  我住宿在法国人家里，唯一的好处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接触和表达意思的需要，必须用法语会话，这样在法语的学习上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进步也比较快了。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其一，是偏于会话，对于法文尤其文法的学习是不利的；其二，是膳宿用费较贵，每月约需二至三百法郎，比在中学约高过一倍，从我的实际情况说是负担不起的。这时国内为我负责筹寄补助费的陈启基又久不汇款来了，在经济上更感困难，因此我在这人家住了约两个月，且学得初步的法语会话后，就迁到离华法教育会不远的一间私立小学里去住，为的是既节省费用，又可以学习法文。
  一九二〇年末，由于我的再三函索和父亲在家乡直接向陈启基的催促，才接到一笔补助费，同时为学习些基础学科如数学、理化等，便到北方的康比艺中学去学习，在这所中学里有二十多个中国学生，闽南的同学有平和的周隆南和南靖的黄士杰等。
  翌年六月间，陈启基已久不汇款给我，真有置而不顾之势。这时我已拖欠了一两个月的膳宿费，不得已才请我国驻巴黎领事馆（时陈篆任我国驻法公使）函请校长给我宽限，可是补助费还没有汇来。
  为谋自给，我不得不到南方的克鲁邹工厂去做工，约半年后，即一九二二年初，在再三的催讨下才接到长太县府和陈启基汇来的一笔不多的补助费。这时我认为求学是主要目的，就离开了这工厂到东方的一个小镇巴尔西复尔中学去再补习了。这所中学也有二三十个中国学生，我们虽然另行组成一个班专门学习法文，但也可以自由随班听讲补习一些基础学科。
  “弗里墨屈”战场的观感
  康比艺距巴黎约有六十多公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占领过这地方。当我初到这里的中学补习时，校长带领了我们留学生到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名叫弗里墨屈的小市镇去参观过，它在战争中是个战场。我们下火车后还得走一段公路，在公路的两旁还留有一堆堆的子弹壳、炮弹片等，有的炮弹壳只爆炸了一半，另一半的长度如直竖起来高及我的胸部。这小镇据说原有九百多人口，其北面有一片两倍于小镇面积的树林，可是当我们到达时，所看到的只是一片广阔的废墟。
  市镇上连一些残垣断壁也没有，只看见原是街道的首尾仅以木板标示街名，街道的两旁房屋遗址，只用几块叠石标明原来的门牌号数而已。那树林已成为一片平地，几棵朽树和枯枝便是它的标志了。在这一大片平地上还残留着四通八达交织如网的战壕，壕的后壁每隔不远就有个窑洞，那是战时士兵的休息所。这时战壕中还有子弹壳、坏电线、破电灯泡等遗弃物。这些战争的遗迹，已足够我们想象当时战火的猛烈和武器的凶残了，从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产生了无比的愤恨和强烈的反感。
  在克鲁邹工厂“勤工”
  一九二一年七月，我为了没有钱可以应付在学校里学习的费用，不得不停学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南方有名的克鲁邹工厂去做工，在这工厂里亦有一些留学生，但我认识的只有闽西的徐泰咸、黄翼谋、吴西青等，我们在厂里的轧薄机车间工作，它是轧制建筑上应用的材料，如圆铁条、三角铁条、丁字形铁条和扁平铁板等，轧制的程序是把供轧制的一块宽约三十公分以上的方形断面及长约六十公分以上的长块铁，先在炉里烧到软红，而后取出经过粗轧机轧成适当的厚薄，再在细轧机上轧成各种要用的铁条。
  由于我们还没有操作的技术，所作的只是搬运这些碾轧后的铁条到避静而通风的场地上去冷却，这是厂里最简易而不需要任何技术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也有困难，那是因为工场地面铺着铁板，轧下的铁条排放在这上面，铁板是灼热的，要穿上木鞋才能行走；同时排放铁条的场地是用不太小的方形铁条构成铁栏，这也很难走。这种工作如在冬天还好，倘是夏天是更加难耐得住的。这样要每日工作八小时，是非有强壮的身体不能支持得了的，每当下工后我们回家要烧饭时，真是觉得疲困不堪了，徐泰咸他们一些人就有些支持不下去了。
  我们这样辛勤劳动了一天，所得的只是八至九个法郎的工资，在法国这只可供个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从这事实不但可以看出法国资本家对我们的残酷剥削，同时亦说明我们想要积存些钱去求学是很难的，因此只能“勤干作工”，而谈不上什么“俭以求学”了。这现实证明我们当初对于“勤工俭学”的希望是太过于理想了。
  当时长太县府的补助费亦和陈启基给我筹寄的一样断续不继，陈炯明在我出国后半年就回师广东去了，县知事或县长时常更换，这就非靠情面和催讨不可了，如当郑智卿任知事时，因是本籍又与陈启基友好，才汇了一年补助费给我。有时是由陈启基的介绍，依持当地土皇帝叶定国的权势向县府催讨才汇寄的，甚至有些豪绅向县长提出取消留学补助费的建议，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当时反动政府对我们这批留学生是如何的不重视。
  方文征的被枪杀
  云霄的方文征是个富家子，他到法国不久就离开了补习法文的那所中学，租住在一个法国人家里，因结识了房东的女儿，交谈都用法语，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漂亮的法国话。当我于一九二一年秋到南方克鲁邹工厂去作工不久就听到他被枪杀的死讯了。据说文征那时在“华工”陆军部当翻译，因和租住的房东的女儿姘识，出入相随俨若夫妇，但这少妇已有订婚过的未婚夫在外服兵役，其所以和文征那般亲热，无非是骗钱花用而已。某日，她的未婚夫归来探视，久别重逢之下，拥抱接吻（这本是法国习俗）。文征见情嫉妒，竟拔出手枪示威，对方不示弱夺枪击杀了文征，这千金之子竟死于非命，但事后未闻“华工”陆军部或我国驻法公使馆，对这件事做出什么调查了解或进行交涉。
  有一次，文征的同乡留学生吴正谊和我相遇，对我说文征的家属托他前来调查其被杀详情，并要我协助，我告以所闻情况，他停留一二日就不辞而还巴黎了。这事件也就如此再无下文了。法国军人轻率杀人而终毫无罪责，这反映了当时我国反动政府的媚外屈服，同时亦说明了法国政府对待我国留学生无视的态度。
  入东方高等纺织专门学校学习
  一九二二年八月，我获悉东山的萧焕章已进入埃比拿省的东方高等纺织专门学校肄业，又从他打听到这个学校的肄业期间凡两年——即纺科、织科各一年，如专学一科一年就可以结业，该校且备有各种机器可供实习，入学不必有什么高深的数理基础，只精通法国语文能听讲作笔记就行了。
  我由于补助费时有时无，而家庭又难以支付留学费用，一心想争取在一两年中结束学业归国，免致一无成就，因此决定投入这个学校。
  在我进入东方高等纺织专门学校后，才听说北京政府汇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十万元，作为救济勤工俭学生之用。我想也许可以得到些补助，但据说只限于在工厂做工的才有权享有，而且正在发生纠纷。
  这所专门学校是法国东南方埃比拿和亚尔赛斯等省的纺织业和纺织机器制造业的资本家出资合办的。自一九二一年间就有我国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学生前来肄业。这时闽省学生除我和萧焕章外，记得还有长汀的赖寿仁和福州的林铮等。
  入学后我先学织科，因为这在机器操作和学理与计算上都比较简易。在织科结业后是否继续学纺科在我是颇费踌躇的，那时我虽还有一些钱，但要入纺科得缴交一千法郎的学费，一时是筹措不来的。又想如果这时不继续学纺科，那又将等到何时呢？而补助费是否会汇来又没有把握，再三考虑又和萧焕章商量后，认为必须再学纺科，至于费用可一面向国内催讨，一面可请求校长宽限，这样我又学完了纺科。在这期间虽得过一笔补助费，但为数甚微，仅可维持个人生活，无法清缴学费，因而不得已又请求校长加以宽限。
  一九二四年七月毕业后，为维持生活即奔往巴黎找工作。这时虽又汇来一笔补助费，除清还学费和添补一些衣服之外已无所剩了，那有川资可以回国呢。
  归国前后
  毕业后我逼留在巴黎等待回国旅费的筹寄，先后在巴黎佛力诺汽车厂、巴黎云母厂等工作过。我的父亲在家乡为筹集旅费而奔走催讨，但由于县府的敷衍和推诿终无结果，这样只得向亲朋戚友告贷而凑集了一笔旅费汇寄给我，这时我已等待了整整两年了。
  一九二七年夏整装回国，及抵家乡，眼看父亲为我的留学而辛劳奔走求援了这么多年已身染重病了，真是羞惭和懊悔！
  我归国后已没有权力者的支撑，那能找到工作机会呢？只得以师生关系找林者仁（袖湖）谋个职位。这时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继续北阀的时候，林者仁在徐州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司法处任处长，给我先安排在该处挂个随员名义等待委派。未几，由他介绍在该会财政处帮忙，因得处长陈长栋委任山东获鹿县财政专员。林者仁因我还缺乏作事经验，叫龙溪的曾季鸾偕同前往就任。当我们两人拿了委任令到达该县时，该县已为阎山部所占驻，且另派了财政专员已就职了。这时战地政务委员会因为“五·三”惨案发生而被阻于衮州车站，事略平后才移驻北平，我们也不得不折返北平，记得派往济南任典狱长的留法同学何存厚这时也因惨案的发生逃到这里来。不久该会办理结束，我也因父丧而返乡了。
  一九二九年夏，因留法同学吕隆庆任石码中学校长，我被邀为教务主任。
  第二次留法和回国后的颠沛生活
  一九二九年秋，驻漳四十九师师长张贞，为开采闽西矿藏和创办实业而缺乏技术人员，遂决意资送留学生，林者仁建议说：开采矿产可广资源，实为养军善策，但培养人才务求其速成，为此应资遣已精通某国语文且有科学知织者，期于两三年内学成归国，从速举办，否则旷日费时，于事实恐无济。张贞采纳了这意见，因而选派了前留法勤工俭学生吕隆庆、黄如虎、吴郭荣和我四人再度赴法留学，预定为期三年，每年每人资助国币二千三百元，赴法旅费三百元，这次资助是够充足的，据说是使我们能安定生活，专心学习的。
  当动身时，我们满怀雄心壮志，希望将来学成归国后，能参与地方实业的建设。当船由香港经赛德港而入地中海时，船上的一个法国老妇说：“你们到这里可以看见文明的地方了！”我们气愤地用法语责问她：“那么，你为什么要到东方来呢？”她盯视了我们一下走开了。这正可以代表当时外国人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蔑视态度。
  我们抵达巴黎后，分别进入学校，吕隆庆习开矿，黄如虎学机械，吴郭荣修冶金，我进入巴黎私立士木工程学校学公路和轻便铁路，可是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张贞部被中国工农红军击溃败退诏安，旋又被十九路军所讲编。这样他已不能割据一方，那有财力和意图再来“栽培”我呢？这时我们已留学两年了，心想学业中断是很可惜的，但又考虑如果没有资助，是绝不敢再尝那过去勤工俭学时的苦味的，因此商议后决定把刚接到不久的一笔资助作为旅费而返国了。
  一九三二年秋，我在十九路军七路工程处测量队工作，勘测过漳州至龙岩适中的公路，翌年夏因龙溪职业中学校长徐泰咸系留法同学，得在该校任土木科教员五年。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四九年秋漳州解放前的十一年间，我携带着眷属辗转于永安、南平、建瓯、福州等地，如一只小舟漂流于大海之中，先后在十多个机关和学校工作过，已无稳定的职业，也常因生活而受过种种的威胁。
  一个感想
  解放后，我先后在广东修建公路指挥分所第三工程队、龙溪专署建设科水利股、水利电力局等单位工作，参与勘测漳浦通往诏安的盘陀岭公路、漳浦跑车道、长太大枋水库、龙海院后水库、龙海洪塘抽水机站..等的修建工程。
  我先后两次留学法国，历时十年，初学纺织，继学公路。但归国后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除参加军路修筑工作几个月外，都在机关和学校任事，已不能以我所学者为社会服务，且时有挨饿受寒的威胁。而解放以来，能在中年以后，以我所能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微尽一分力量，且现已退休，使老有所养。从这具体事例已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