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出狱后的陈尚友住进西山疗养院，一住便是七、八个月。就在陈尚友进院疗养两个月，即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一举歼溃张贞49师，俘敌千余，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枪弹，使张贞部丧失过半兵力，于当月19日晚趁夜溃逃诏安老家，自此元气不能恢复。这一年，张贞正49岁，执符49师共历49个月，败出漳州又巧逢“4·19”。故漳属人编传民谣：“四逢四十九，张贞无路走。”老百姓一时视“9”为不吉利数，连印有“9”数的车船票也没人敢要。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前夕，十九路军把张贞49师一口吞并了，蔡廷锴派张炎去接任49师师长（肖樾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张贞失魂落魄地从永定坎市坐飞机飞往汕头，再乘轮船到厦门，回鼓浪屿升旗山寓邸，进门见到漳厦士绅知交挤坐一堂，连连慨叹：“无颜见闽南父老”，顿时嚎啕大哭，连声悲吼：“我本钱都输光了！我本钱都输光了！”
  1934年春，悒悒然的张贞带上漳码公安局长张式玉等几个心腹，远渡南洋“慰抚华侨”，实则散心。回来后索性到南京湖北路赁居当寓公。当年初冬，蒋介石任命张贞为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官居闲职，无所事事。他在参加一次军委会参议会后，便携带他的秘书郑之翰去闲逛北平名胜，散散闷心，也顺便去看望“得意文才”陈尚友。当年，陈曾在天津主编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实话报》。因为常常和省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争吵，被免掉了编辑职务，才转到北平做文化工作，住在泉州公馆，给《文史》杂志撰稿，也在吴承仕的文化社交圈转，结识了齐燕铭、曹靖华、张致祥和孙席珍。但他的经济拮据，生活清淡，只好到到中国大学国文系兼课，讲讲“周秦诸子”，挣点课时费。
  张贞和郑之翰到北平后，才从漳州会馆探知陈尚友和他的妻子诸有仁（后离异）住在泉州会馆。郑之翰一个人先找陈尚友通报“张师长到平”消息。郑之翰从护法运动的1918年起，长期当张贞的秘书，当然与陈尚友是老熟人。郑今天作“不速之客”，倒吓了陈一跳，连问：“你怎会知道我的住处？”陈对张贞到平事，充耳罔闻似的，觉得他和张到底有红黑之别，尽管有过两次救命之恩，还是不见为好。郑之翰楞在一旁，有点阴阳怪气地和陈尚友寒喧几句，转身便走，径直回寓，见到张贞便和盘托出。想不到张贞不责怪，倒问起陈尚友的生活情形。郑之翰只吐八个字：“青衫布履，襁褓待哺。”过几天，漳泉二会馆联席设宴为张贞洗尘，在北平的闽南乡亲几乎都到席，就是不见陈尚友一人。郑之翰在心里暗咒陈“忘恩负义”，张贞却对会馆同乡叮嘱“关照尚友”。张贞离开北平前夕，特地托赠500元给初当爸爸的穷“文才”陈尚友。
  1934年5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叛变，党的组织遭到大破坏，陈尚友差点儿再陷囹圄，幸得漳州会馆及时报讯，才躲往清华大学两位同乡处，幸免于难。
  1936年间，陈尚友在天津编《北方烽火》，在北平搞“新启蒙运动”，参加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后进入延安。当年7月，陈尚友回惠安探视老母亲。张贞呢？在“两广事件”发生后，由广州行营主任何应钦荐举，被蒋介石任命为广州行营中将总参议，协助何处理西南问题。张鉴于发动西南事变的桂系领导人白崇禧、黄绍竑是保定军校老同学，若参与其事，情法相愫，故耍了个滑头呆在南京迟迟不到职（后去香港，越两年才由港飞渝）。
  陈尚友探亲后经上海，拟去延安。在上海，他在法租界环龙路会见了从日本东京回国的林林同志，要林（跟张贞同是诏安人）和他一起去南京湖北路看望“大恩人”张贞，并要策动张脱离亲日派何应钦。到南京后，陈尚友单独去见张贞，正好张贞的老部属、老同乡林学渊（国民党中委）在座，彼此作久别叙谈，不入正题。张贞谈到准备抗战，说南京政府拟填阻江口，对付日军侵入长江问题。陈尚友此次会张，没有达到策反目的，过两三天便匆匆渡江北上，辗转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