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看，国民党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张贞就救过陈伯达一命..”
  我长期研究国民党陆军上将张贞，发现张贞早年同陈伯达有着缠缠绊绊的关系。虽然，张贞1963年客死台北，陈伯达1989猝逝北京，但两人间的生前关系，却烙印在永远抹不去、擦不掉的历史车辙上。
  张贞、陈伯达在汕头初识
  张贞，字干之，福建下南部的诏安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委第一、四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陆军上将衔；陈伯达、原名陈建相，笔名陈尚友，福建上南部的惠安县人。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文革”中红极一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居党内“第四号要人”的地位。张、陈二人，一黑一“红”，可是彼此间的关系却绊缠了25个年头之久。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张贞和陈伯达在广东汕头初识了，从此两个人结上了不解的私缘。
  张贞于1911年初在漳州中学堂参加同盟会，后来加入“漳州学生光复队”赴榕参加“一一·九”福州光复斗争。旋又加入“福建学生北伐军”开赴沪宁，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第二营。孙中山颇尝识这支“阵容壮盛”的队伍，遂改编为临时大总统府卫士队，张贞得幸参与拱卫日理万机的孙中山。1912年10月，张贞被选送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受训，再入保定军校（迁北平，改称陆军大学）第三期炮科深造，与白崇禧、黄绍竑、刘建绪同届同学。未毕业，便奉命南下入闽，在厦门、同安参与指挥福建下游护国军的反袁斗争。孙中山南下护法的1917年，在陆大毕业的张贞南奔广州，任首先响应护法的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的第四旅第二工兵营营长。翌年，入闽组织民军，先后任福建靖国军、自治军司令。1922年，陈炯明叛变，任讨贼军第八军前敌司令（后任军长），请缨前驱讨陈，受到孙中山“极慕”的电赏。孙氏二次组织军政府，张贞调参谋总部任参谋处主任；准备北伐的1925年冬，在东莞任国民革命军独立一团团长，并在惠来、揭阳办“随营学校”，训练福建籍军事干部（后迁福建诏安，改为“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收拢原靖国军旧部，以图闽省。已升独立第四师师长的张贞，连任军干校校长。1926年7月，张贞在潮汕得好友许卓然、秦望山和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张觉觉（后为共产党员）的荐举，就将初识的该市党部秘书、原“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陈尚友（陈伯达）聘为师长秘书、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
  陈尚友，其高祖父陈金城曾为清抗英名将、江南提督陈化成书写殉职神道碑，也曾与陈庆镛上书弹刻诬陷林则徐的直隶总督琦善。可是，这个“书香门第”到了陈尚友的祖父辈便衰落了。陈在集美师范毕业后当小学教员，有时给《厦声报》投投稿子，结识了该报编辑张觉觉。1924年7月15日，陈担当《厦声报》驻沪记者，也进入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学习中国文学，与山东人张叔平（康生）同校。那时，中国处于大动荡之中，他也处在红黑间的摇晃中。1925年春，陈尚友从上海回到厦门，由国民党右翼分子黄振家介绍加入国民党，又参加黄振家、梁龙光组织的右翼团体“孙文主义学会”，还捉刀起草《宣告》。当年秋天，他经吴康介绍到广州中山大学学习。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发生后，广东国民党中的左、右派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一天，中共党员罗明从“新学生社”讲演回到文预科宿舍，陈尚友纠集黄振家等五、六个右翼学生围攻罗明，指骂：“你宣传反帝为什么不包含赤俄，你是卢布客”。罗明凛然争辩，陈尚友一帮人恼羞动拳。在侧的黄振村（即后为左联作家的马宁）一头对准了陈尚友的胖肚狠狠撞去，把他撞个面仰脚翘，跌倒在地。既然陈尚友向右转了，便离开广州到汕头国民党党部当秘书，后来结识了张贞，不久便当起独立第四师师长秘书兼福建军事干部学校政治教官。
  张贞赏识陈尚友，据说，一是爱其“文才”。陈尚友在《洪水》杂志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军中的重要工作》一文，深受打扮左派面目的张贞讨欢。他颇想陈“文才”可以替自己写文捉刀；一是陈尚友曾经反对永春籍的军政府参议宋子靖出任广州福建同乡会会长之职，诬说宋子靖是“陈炯明的爪牙”这正中了张贞的下怀。因为在反袁运动中，张贞的好友许卓然到福州策动福建巡抚许世英的卫队反戈督军李厚基。宋子靖原约定用侨领陈新正募汇的款项支持许卓然。但事有眉目，许向宋要钱，宋失信支款，以致策反迁延时日而泄密，许世英被迫离职，卫队被缴械，许卓然被悬赏通缉，泉属护国军第一支队长钱凤鸣、副官汤文河等五志士被捕杀。为此，许、宋失和，张贞对宋反感，彼此产生裂隙，在护法时期曾经刀枪相向。陈尚友反对宋出任同乡会会长之举，当然得到张贞的赞赏。
  蒋介石反革命叛变 张贞放陈伯达一马
  1926年10月8日，张贞独四师联合钱大钧部第58团出松柏关，由广东饶平推进福建平和，开始东路北伐孙传芳、周荫人的福建第一师张毅部。11月7日攻克漳州城，12月5日于瓜山参与生擒张毅，继而推进福州驻扎西门。18日，福建战事宣告结束，成立政治委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实为何应钦代主席），张贞任委员、福州卫戍司令。此时，陈尚友随福建陆军干部学校迁抵福州。正巧，何应钦在福州筹办军事干部学校，着急于物色教官，经张贞推荐，陈尚友便去当该校政治教官，得了个少校军衔。陈尚友的提升，算是张贞扶了一肘、垫了一脚。
  陈尚友在福州，想不到碰上永定县人、原张贞“随营学校”教育长陈明（原名陈少微，中共党员，后为中共福建临委书记）。陈明正在榕城办《福建评论》，“文才”陈尚友也给予撰撰稿，帮帮编辑，常来常往。陈明觉得陈尚友有进步倾向，便把他介绍给回福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重要人物王荷波（1924年6月曾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相识。王正在组织工人纠察队，问陈尚友：“你同意担任工人纠察队顾问吗？”陈答应了。尽管陈当时不是中共党员，而国民党右派已经从他的行迹判为“赤色分子”了。
  1927年4月5日，强横劫夺北伐胜利成果后举刀进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于当日16点30分亲自签发并由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署名拍出密电，给在闽的福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和独四师师长兼福州卫戌司令张贞、新编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军第三路指挥谭曙卿，通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莫利哀路孙总理遗邸的谈话会内容，并作了“清党”前夕的“三点密令”，要动刀杀共产党人和赤色分子了，黑名单点到共产党员陈祖康（后叛变）和国民党左派樊渊博以及“赤色分子”陈尚友的名，要“立即捕杀”；宋子靖特地从南京打电报给张贞，要“就地处理”。这三个人的性命顿时捏在张贞的手中。可是，讲私谊的张贞并没有举起屠刀，纵放在军校的这三个人逃出福州城。张贞与陈尚友交谊犹深，陈逃奔时，张给了1000光洋作路费，还派了心腹林学渊护送抵厦门。陈尚友入厦，先是躲在他的姑表兄弟黄泰楠住的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的天花板上。没几天，厦门也是血雨腥风的捕杀共产党人，陈尚友吓坏了，连忙与林学渊、黄泰楠商量，决定乘轮远走上海，“走为上策”。陈尚友化了装，带只手提箱，匆匆踏上船舷赶水路到上海，后来在这个共产党诞生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一条命能够活下来，的确是张贞施了救命之恩。
  张贞等到陈尚友等三人安全逃离，才集合福建军事干校全体官兵训话，宣布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并训示说：“陈尚友、陈祖康、樊渊博昨天是朋友，今日已是敌人，现已在逃，应予缉拿！”知内情的员生听后，暗暗嗤笑他空放“马后假炮”。
  陈伯达策反张贞 半途折往武汉城
  1927年4月底，张贞奉蒋介石命令，率独四师到浙江江山驻防待命，直至8月初全部抵扎江山，喘息未定又移防江西玉山。那时候，正逢南昌“八一”起义军南下，驻防赣东玉山县的张贞部距离南昌不远，倘若能够策反张贞，无异予南昌起义之烈火添薪加油，革命声势更可大振。于是，上海党组织派遣陈尚友和陈文总两名地下党员担负策反张贞的神秘任务。
  因为陈尚友从厦门逃到上海，不久经张觉觉和陈少微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共（1934年改名陈伯达）。张觉觉，原名张余生，1928年在漳浦叛变；陈少微，1930年在漳州被捕，经过党组织营救，取得张贞默许，睁一眼闭一眼，才得以越狱继续革命，在八路军工作时牺牲于山东。而陈文总呢？一名陈君文，1926年北伐军入闽，曾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任泉属政治监察专员，后来赴日本留学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到上海，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尚友和陈文总奉命离沪南下策反张贞。半途，陈文总听到汪精卫疯狂捕杀共产党人，便携款逃跑了；陈尚友也想抛弃使命而半途折返，但想到张贞在危难关头救过他，谅至玉山不会有杀身之祸，便壮着胆子朝赣东走去，抵达独立第四师防区，先找老“熟人”摸底，最后探知汪精卫曾经派出代表说项张贞，这位打扮左派面目的张师长已经“一边倒”，倒到蒋介石、何应钦的怀抱里去了。老“熟人”劝阻陈尚友去见张贞，免得脑袋搬家，陈也心惊胆战，于是离开玉山跑去武汉，把党交给他的策反张贞这个重大的秘密任务撂掉，只顾自护个人的脑袋。
  陈尚友从赣东逃往武汉，正值党的著名“八七”会议在汉口闭幕，因为会上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党决定选派一批青年赴苏联学习。年仅23岁的陈尚友得幸地被选中了。1927年9月初，他先抵海参崴，路经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因为跟托派分子穿一条裤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受到一次党内劝告的处分。1930年底，学成回国，被分配回到厦门，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省委秘书长陶铸的手下工作。这年5月间，陶铸在厦门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劫狱斗争，救出了一批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陈尚友到厦门来了，陶铸要他筹办福建省委的刊物。因为陈在广州中山大学和罗明冲撞过，觉得不好意思多找罗明。但他已加入中共，又留苏三年，还是了接受罗明的领导。
  陈尚友在厦门活动，而张贞在参与卫戌南京之后，于1928年2月移师福建漳州。1931年，号称“闽南王”的陆军第49师师长张贞仍设师部于漳州。漳州与厦门，咫尺之地，相距个把小时的车程而已。陈尚友在厦门总是战战兢兢的，出门上街免不了摇打心中的“播弄鼓”，害怕早已向右转的张贞要割他的头颅。此时的张贞，不仅是49师师长，而且兼任福建“剿匪”司令部司令，正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起劲地“围剿”闽南、闽西红军。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坐镇指挥所谓“三省会剿”，围剿活跃于闽粤赣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张贞部、刘和鼎部和江西金汉鼎部、广东陈维远部以及厦门海军杨树庄部一个团，都麋集于赣南、粤北和闽西南，妄图以“三光”政策扑反革命的熊熊烈火。张贞的部属、145旅旅长杨逢年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张竟然下了“鼓动士气”的悬赏令：“斩红军首级一个，赏大洋十元”。
  张贞一反旧态，疯狂反共，这是有来头的：1928年1月，下野后的蒋介石从日本返回南京复职。没几天，就在汤山召见参与卫戌南京的张贞，要他回闽西南“剿共”，“铲除匪患”，并挟制从北洋海军“起义”过来的厦门海军杨树庄部和监视参加南昌起义而后脱离的准备经闽入粤的新建十一军。蒋介石有旨，张贞遵旨行事，遂移师漳州。1929年，将独四师改为暂编第一师，又改为新编第一师，1930年再改为中央陆军第49师，而且从丙种师扩大为甲种师，辖两旅六个团，可谓势盛一时。
  陈尚友在厦门创办党刊，对起劲“剿共”的张贞不能不畏惧，尽管1927年张贞曾经救过他的一条命，可是世间事往往难料，倏忽有变。1930年5月27日，张贞的好友许卓然因揭露土匪高为国和台湾浪人谢龙润合伙贩毒，被高、谢杀害在厦门太史巷丰益钱庄门口。凶耗传到漳州后，张贞于冬末带领饷捐局（叫“钱袋仔”）张达卿等几个心腹到厦门追惩凶犯。一天，张达卿无事溜街，想不到邂逅了“文才”陈尚友，老相熟久违，张即邀陈上菜馆，张对陈说：“几年了，张师长常常叨念你哩！”劝他“回师部做事”，还告诉他说：“张觉觉也在张师长手下做官了。”分手时，张达卿还拿出50元赠陈尚友。
  这次邂逅，叫陈尚友捏了一把冷汗。他知道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张觉觉叛变了，这对他在厦门的安全是一个危险信号。陈尚友立即向罗明汇报自己暴露的经过，要求调往上海工作。经罗明同意，陈尚友离厦去沪，遂被党组织派遣北上去天津，到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编辑
  《北方红旗》刊物。1931年4月8日晚，他在天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招待所“垦野公司”，被天津公安局特务抓捕下狱。被捕时，陈随机化名“王通”。
  张贞第二次救了陈伯达一命
  陈尚友陷入大牢，又是张贞第二次救了他。
  1931年11月，张贞从漳州启程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会上，他提出“建议嵩屿为商埠港口”的提案，想为家乡开发经济实业。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规划厦门港时早就提出：“吾意须于港面之西方（注：即嵩屿，时归漳属海澄县所辖）建新式商埠，以为江西、福建南部丰富矿产区之一出口。”张贞根据《方略》所示，提议设嵩屿商埠，打算开发地方经济，也给自己树树“闽南王”的形象。闭会后，返回漳州的张贞便组建什么“嵩屿建设委员会”，指定他的诏安同乡、海澄县县长林学增（林学渊宗兄）任主任，聘请在华侨中有威信的泉属人王雨亭（后加入中共）出任专职秘书。
  正当嵩屿建埠开锣擂鼓的时候，张贞的“钱袋仔”、饷捐局长张达卿突然收到陈尚友寄自北平监狱的一封信。信说：“我现在住在北平××××，得病，如有便请找人来看我一下。”（陈伯达《自述》一语）张达卿把信端详一番，判知陈尚友“出事”了，但他不便把信直接呈上张贞，请秦望山转个手。张贞阅过信，立即唤来张达卿和王雨亭，要张从钱袋里掏出钱来，交给王先生去沪、津、平活动“关节”，设法把陈尚友保释出来。张贞在陈伯达性命悠关的时刻，又伸手拉了一大把，尽管明知陈是正牌的共产党。
  张达卿从民兴银行取出从云霄县民族械斗罚款而来的2500大银票，交给王雨亭上路。张贞也写了一封给在平津的闽籍将军陈长捷的请助信。这样，信款两备，王雨亭匆匆从漳州北上，先抵上海，找到了刚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陈文总（曾为地下党员，后叛变去当蒋介石的第一军参谋长），要求他想想办法协助营救入狱的小同乡陈尚友。
  陈尚友于1931年4月8日被捕，开头关在天津公安局看守所，直至9月4日才从天津解往北平，关押于“北平行营军法处看守所”，当年年底转押于“北平军人反省院”。这是一座秘密监狱，叫“草岚子监狱”，在北平北海西侧的一条僻静胡同内，四面高墙，岗楼林立，警卫森严，关押着不少中共重要干部。陈尚友则是其中的一个。
  陈尚友关在草岚子监督，患“瘰痨病”，把他矮胖的身躯折腾得骨瘦如柴。他的《自述》说：“我在狱中，淋巴腺（结核病）一天天肿大起来。监狱找了天主教医院修女们给我开刀，可是淋巴腺结核病不但不能收口，反而更加蔓延了，脓流得更多了，样子变得更可怕..”在这种病魔侵蚀、死亡将至的情况下，他还想到活命，才给张达卿写信求救。因为张达卿那次在厦门邂逅陈尚友邀上菜馆告别时，曾经好心地对陈捎话：“如果遇到什么意外事，可以写信来，当给想办法”。（这个张达卿，正与本文作者同乡，在60年代才“寿终正寝”于云霄家中）。陈尚友对旧话犹在耳，便偷偷给张达卿寄信。与其说给张达卿寄信，倒不如说是给张贞报讯，向他呼救。
  王雨亭要陈文总“想办法”。陈说：“找我在汾阳的同学邰中夏设法”。原来邰中夏与陈文总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也是地下党员，毕业后回国到山西汾阳旧西北军官学校工作。邰的父亲邰斌山是张学良的副官处长。捅开这个“关节”，保释陈尚友出狱就有希望。于是，陈文总陪王雨亭从上海直奔汾阳，找上邰中夏，说：“党的负责同志王通由苏联回国后在天津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一定要设法营救，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邰中夏立即给他的父亲邰斌山拍了电报，内容是“我的同学又系挚友王通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陆军监狱，务乞设法营救出来..”邰斌山接到儿子的电报后，赶到监狱找监狱长。监狱长认为有邰斌山这位高级军官作保，便同意履行手续后释人。还对邰说，王通是留俄学生，是共产党，误入歧途能有认识，还是有远大前途的。监狱长遂到牢房叫“王通”写改过书，并请邰斌山在保释人栏目中签名盖章。1932年2月，邰斌山带王雨亭到草岚子监狱，把在“改过书”上划了押的“王通”（陈伯达）领出了监狱铁栅门。至此日，陈整整在狱中蹲了10个月时间。
  营救陈尚友出狱，虽然大兜圈子，最后得助于邰氏父子，但究根还是张贞出了大力。此事，陈伯达曾与毛泽东同志谈及张贞。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到张贞：“我看，国民党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张贞就救过陈伯达一命..”
  张贞北平资助陈伯达 陈伯达南京访谒张贞
  出狱后的陈尚友住进西山疗养院，一住便是七、八个月。就在陈尚友进院疗养两个月，即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一举歼溃张贞49师，俘敌千余，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枪弹，使张贞部丧失过半兵力，于当月19日晚趁夜溃逃诏安老家，自此元气不能恢复。这一年，张贞正49岁，执符49师共历49个月，败出漳州又巧逢“4·19”。故漳属人编传民谣：“四逢四十九，张贞无路走。”老百姓一时视“9”为不吉利数，连印有“9”数的车船票也没人敢要。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前夕，十九路军把张贞49师一口吞并了，蔡廷锴派张炎去接任49师师长（肖樾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张贞失魂落魄地从永定坎市坐飞机飞往汕头，再乘轮船到厦门，回鼓浪屿升旗山寓邸，进门见到漳厦士绅知交挤坐一堂，连连慨叹：“无颜见闽南父老”，顿时嚎啕大哭，连声悲吼：“我本钱都输光了！我本钱都输光了！”
  1934年春，悒悒然的张贞带上漳码公安局长张式玉等几个心腹，远渡南洋“慰抚华侨”，实则散心。回来后索性到南京湖北路赁居当寓公。当年初冬，蒋介石任命张贞为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官居闲职，无所事事。他在参加一次军委会参议会后，便携带他的秘书郑之翰去闲逛北平名胜，散散闷心，也顺便去看望“得意文才”陈尚友。当年，陈曾在天津主编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实话报》。因为常常和省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争吵，被免掉了编辑职务，才转到北平做文化工作，住在泉州公馆，给《文史》杂志撰稿，也在吴承仕的文化社交圈转，结识了齐燕铭、曹靖华、张致祥和孙席珍。但他的经济拮据，生活清淡，只好到到中国大学国文系兼课，讲讲“周秦诸子”，挣点课时费。
  张贞和郑之翰到北平后，才从漳州会馆探知陈尚友和他的妻子诸有仁（后离异）住在泉州会馆。郑之翰一个人先找陈尚友通报“张师长到平”消息。郑之翰从护法运动的1918年起，长期当张贞的秘书，当然与陈尚友是老熟人。郑今天作“不速之客”，倒吓了陈一跳，连问：“你怎会知道我的住处？”陈对张贞到平事，充耳罔闻似的，觉得他和张到底有红黑之别，尽管有过两次救命之恩，还是不见为好。郑之翰楞在一旁，有点阴阳怪气地和陈尚友寒喧几句，转身便走，径直回寓，见到张贞便和盘托出。想不到张贞不责怪，倒问起陈尚友的生活情形。郑之翰只吐八个字：“青衫布履，襁褓待哺。”过几天，漳泉二会馆联席设宴为张贞洗尘，在北平的闽南乡亲几乎都到席，就是不见陈尚友一人。郑之翰在心里暗咒陈“忘恩负义”，张贞却对会馆同乡叮嘱“关照尚友”。张贞离开北平前夕，特地托赠500元给初当爸爸的穷“文才”陈尚友。
  1934年5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叛变，党的组织遭到大破坏，陈尚友差点儿再陷囹圄，幸得漳州会馆及时报讯，才躲往清华大学两位同乡处，幸免于难。
  1936年间，陈尚友在天津编《北方烽火》，在北平搞“新启蒙运动”，参加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后进入延安。当年7月，陈尚友回惠安探视老母亲。张贞呢？在“两广事件”发生后，由广州行营主任何应钦荐举，被蒋介石任命为广州行营中将总参议，协助何处理西南问题。张鉴于发动西南事变的桂系领导人白崇禧、黄绍竑是保定军校老同学，若参与其事，情法相愫，故耍了个滑头呆在南京迟迟不到职（后去香港，越两年才由港飞渝）。
  陈尚友探亲后经上海，拟去延安。在上海，他在法租界环龙路会见了从日本东京回国的林林同志，要林（跟张贞同是诏安人）和他一起去南京湖北路看望“大恩人”张贞，并要策动张脱离亲日派何应钦。到南京后，陈尚友单独去见张贞，正好张贞的老部属、老同乡林学渊（国民党中委）在座，彼此作久别叙谈，不入正题。张贞谈到准备抗战，说南京政府拟填阻江口，对付日军侵入长江问题。陈尚友此次会张，没有达到策反目的，过两三天便匆匆渡江北上，辗转赴延安。
  张贞寄望陈伯达 香港投信石沉海
  1938年，张贞在重庆，也记挂着在延安的陈尚友。时在重庆面访张贞的林师珍（解放后为福建省政协委员）所写的材料，可见一斑：“我在北平参加民先队，后到武汉经徐特立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分配晋西战地服务，病得很厉害，辗转好几个医院未见好，在新加坡的大哥林学增要我出洋治病。1938年冬到渝，见报载出席国民党一次要会的名单上有‘张贞’名字，遂去访晤。张问我从何地来？我说延安。张问延安有啥好？我答那里真心抗日好、军民团结好、当官不贪好..张说‘延安山穷沟贪污什么’，转口即问陈尚友不是在延安吗？我答‘是’，他又问当什么官？我说在中央党校任政治部主任（注：马列学院教员）。他‘嗯嗯’，没再问了……”
  张贞问仅一二，言虽片语，在其“嗯嗯”之声背后，却深藏着与陈尚友割不断的私谊旧情。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张贞和陈伯达，各自搭乘政治列车滚动，脚印从来没有对叠过。陈伯达在延安，自1939年起一直担任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秘书。而张贞呢？1938年在重庆，翌年驻节桂林，任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军风纪第四巡察团主任委员，曾到桂南昆仑关督战御敌。后调福建永安，任军委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他，封给陆军上将街，便被撵下山来，“退役”归里，后来捞个立法院委员虚职，无所事事。直到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直逼闽南，张贞才在他的旧部、厦门警备司令李良荣和121军军长沈向奎半劝半挟之下，离开漳州到厦门登机去台湾。
  ；当年11月，国民党在大陆举行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张贞从台湾飞抵广州参加。会毕，路经香港小住九龙海滨旅馆，好友秦望山和僚属林学渊劝他留港。张贞心有动，遂赴台安置家眷。1950年春，张以清理在港产业为由，再度从台湾到香港，本拟带邵氏夫人同行，但被蒋介石留作人质，只得只身独往。在港期间，多次与泰望山、林学渊接触，探询大陆解放后情形，虽有回大陆之意愿，但无挪脚归返之决心，思虑再三，最后提笔给在北京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亲笔信，透露回归之心。他希望他亲自救过二次命的陈伯达会给他复信，然后再谋进退之计。可是，信去石沉，张贞倚门怅望，日复一日，一晃三个月，仍然音讯杳茫。张贞失望之际，有人劝他毅然起程，返回大陆。但他怆然叹说：“尚友没有回信，怎得返转？”张贞顾恋家属，旋又从港去台，登机时对送行人吁叹：“想不到陈尚友连一封回信也没有..”话中，颇有对陈伯达“忘恩负义”的责怪。
  1936年12月29日22点55分，张贞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而陈伯达呢？他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于1980年11月被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进行审判，成为人民的阶下囚。八年多后，猝死于北京。张贞和陈伯达，虽然故去，但两人间生前交绊的蛛丝马迹，不会因为他们的死去而无痕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