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2000年底至2001年8月间，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在修建加洲公园过程中，先后于藤萝缠绕、灌木丛生的西侧湖滨山坡发现了两处摩崖石刻，据初步考证，两处石刻具有文物价值，也有研究、鉴赏价值。
  其一为“青蛇献瑞”，行楷竖书。每字直径约40cm，镌刻字高约3.5m、宽约2.3m的花岗石上，其中“青”字下部、“瑞”字右下部略有风化。
  其二为“燕山墳石”，楷体横书，每字直径约60cm，镌刻于高约2.8m、宽约3.8m的花岗岩上。该石刻北距“青蛇献瑞”石刻约70m。字迹清晰，基本完好无损。
  因两处摩崖石刻均无落款、无纪年，难于准确判断镌刻年代及其作者，只能根据石刻的书法风格、风化程度以及有关地方文献进行考辨。综合诸多因素，初步推测：“青蛇献瑞”为风水刻石；“燕山墳石”为边防纪功刻石，下详述之。
  一
  “青蛇献瑞”非典故、成语，不见于典籍，而于传统的堪舆学（风水术）略可寻其出处。据堪舆学的观点，山有山龙、水有水龙。水龙于风水极为重要，生气随山而行，界水而止，即来龙远到，必须有水流在前，以止龙聚气。风水术还特别强调水口，据《葬经翼》云：“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水口的位置在于两山夹峙或山脉转折处，以水流曲折而行，不见其去为吉。风水先生总是“入山观水口”，以水口确定地理之凶吉，从今加走湖周围的山形水势看，20世纪50年代未建水库前，这里的水口当属风水术所称的“朝水”，为吉地。“朝水”是指住宅或墓穴前方流动的水源形状曲折蜿蜒，如生蛇出洞，逶迤前行。即如《水龙经》所言：“水见三弯，富贵安闲”。
  “青蛇献瑞”中的“青蛇”非实指蛇而是喻“朝水”为蛇。意为当时众山涧水汇聚壑中，自西南而流向东北入海。涧水清澈、其色如黛，恰似青蛇蜿蜒，呈祥现瑞，是处风水宝地。
  “青蛇献瑞”的作者是何人？实不易考证，姑且大胆推断为明代漳州七才子之首张燮。
  张燮（1574-1640年），字绍和，龙溪县（今石码）人。“幼颖敏绝人”，21岁中举后不愿到宦海沉浮而寄情林泉，天启间，曾被推荐入朝编修《神宗实录》，但他坚辞不就，故又被人称为“徵君”。张燮长年结诗社、广交友、勤著作，文名远播。曾应两任地方官之请撰写《东西洋考》，该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完稿，次年刊行天下。这是一部反映明代中后期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月港兴盛状况的地方志书。在诸多方面均有较高的史料、文献价值，至今仍为国内外学界所称道。为写这部书，张燮既搜求天下奇书，又“游览天下名山”，特别是多次亲身乘舟沿途考察月港水道（自海澄县城至屿仔尾水系）。今开发区所在地港尾屿仔尾一带为月港出海口，张燮必然极为重视而亲临勘探。这点，从张燮现存文献可以得到印证。他曾为圭屿（又名鸡屿，与“青蛇献瑞”刻石处直线距离约4～5公里。隆庆六年（1572年）圭屿筑八角城，以象八卦。张燮在《东西洋考》中称其地理为“神龟负图”）撰文，对这一带的山川形势作了生动的描写，谓“水国烟深，涛门天尽”（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六“艺文志”）。再者，张燮学问渊博，知识面十分广阔，于风水术也应有研究。一代文化宗师黄道周与他十分友善，并且认为自己在“雅尚高致、博学多通”方面不如张燮。从“青蛇献瑞”石刻的风化程度想像，380多年张燮衣青衿、着草履登虎珀山而远眺，临风兴动，感慨此处地理之佳，风水之吉挥毫书此“青蛇献瑞”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
  “燕山墳石”，典出《后汉书·窦宪传》。东汉窦宪率军追击北单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而还。后以“燕然石”指建立边功的记功碑。唐李昂《从军行》：“田畴不卖卢龙策，窦宪思勒燕然石”。唐耿纬《送王将军出塞》诗：“更就燕然石，行看奏虏功”。唐李益《统汉峰下》诗“只今已勒燕然石，北地无人空月明”。宋范仲淹《渔家傲》词中，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句。燕然石，亦作“燕山石”，南朝梁徐悱《古意酬郑长史溉登琅琊城》诗：“怀纪燕山石，思开函谷丸”。“墳”，这里指水边高地。《诗·周南·汝坟》：“遵波汝坟，伐其条枚”。或可谓之“大”。《诗·小雅·苕之华》：“牂羊坟首”。二义均可通。所以，从字面上解“燕山墳石”即为“燕山大石”。是谓抗御外敌，建立边功的大型纪石。
  既然是抗御外敌，建立边功的纪石，就有必要考察纪石所在地（港尾打石坑至屿仔尾一带）历史上有何抗御外敌的战事。
  稽文献、核文物、辨口碑，可知地处海隅的打石坑、屿仔尾一带历史上共有三场抗御外敌的战事发生，兹略述之：
  （一）明代沈有容等的抗倭。明代中后，海疆不靖，倭寇时常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所经之处黎民百姓惨遭荼毒。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四月间，屯浯屿的倭寇在漳州海盗林三显、谢万贵的引领下，陷浯洲（大金门）、海沧、月港，袭镇海、屿仔尾等地。万历间，倭患又起，福建“沿海郡邑戒严，（倭）贼扬帆海上，出没岛屿间，纵横无敌”。（王在吾《皇明海防纂要》卷十“漳泉之捷”）二十九年（1601年）驻守浯屿、铜山的泉州都司事沈有容（1557-1628）率战船自浯屿出发，直捣敌巢，败倭于彭山洋。三十年冬（1603年1月）又亲率战船，直薄东番（台湾），“穷追两战”，共焚、沉倭船六艘，“斩首十五级，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人”。此后，倭寇退出台湾海峡两岸，“东番（台湾）海上息肩十年”（《明史》卷二百七十“列传·传有容传”）。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沈有容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洗海将军”。
  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曾与好友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游击将军陈第同登南太武山，并各题七律诗一首，均有纪年、署名。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沈有容又为浯屿天妃宫撰写了《重建天妃宫记》。三位爱国将领的题诗处（即“三杰诗壁”）距“燕山墳石”刻石约十五公里；浯屿至屿仔尾水路约十公里。
  （二）鸦片战争期间邓廷桢等的抗击英舰。1839年，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禁鸦片活动，特别是林则徐、邓廷桢虎门销烟、穿鼻洋痛击英军后，中英战争一触即发。道光十九年底（1840年一月二十六日）道光帝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邓廷桢到任后即饬令在屿仔尾镜台山修筑炮台，积极奋战。炮台建成后名“南炮台”与厦门胡里山炮台南北相倚，扼守海口，时称“天南锁钥”。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廿四日（8月21日）傍晚，英三桅船、二桅船各一艘侵抵青礁屿（位于厦门岛之南、浯屿之西，时属海澄县）窥视。翌日清晨，“该夷船悬挂红旗，驶进青屿，直趋水操台”，南炮台与鼓浪屿炮台
  “即行开炮”，“炮中敌船，毁舢板一只，毙敌多人”。廿六日、廿七日英寇又连续入侵，均被炮台击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初九日（8月25日）晚，由璞鼎查率领的英舰队，（军舰10艘、汽船4艘、运输船22艘，载兵3500余人，炮336门）驶抵青屿口集结，下“最后通牒”。翌日晨，英舰数艘向鼓浪屿、厦门沿岸实施火力侦察。接着，英舰队列阵攻击进港。南炮台与白石头、鼓浪屿等炮台守军在总督颜伯焘的指挥下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击伤敌舰船6艘。英军集中舰炮逐一轰击诸炮台，南炮台受创严重。下午，英军攻占鼓浪屿，傍晚占领厦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卷廿九、卷四十；《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一册）。
  自1840年8月至1841年8月一年时间内，南炮台二次轰击英舰，建立功勋。镜台山南炮台距“燕山墳石”镌刻处约2公里。
  （三）1937年9月南炮台抗击日寇。闽南抗战的第一炮是由南炮台打响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步步进逼，险象环生，海疆告急。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对南炮台进行了整修扩建，装备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造克虏伯炮，计有主炮1门，副炮3门，炮台还设有弹药库、练兵场等。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舰在闽南沿海麋集游弋，觊觎厦门。9月3日凌晨4时3分，敌驱逐舰“羽风”、“若竹”号等3艘，突然驶到大担山灯塔前，列成阵势，首先向白石头炮台及曾厝垵海军飞机场发炮轰击，同时猛攻胡里山总炮台。驻守南炮台的部队在主台官何荣冠的指挥下，立即开炮迎击，支援总台。开炮三发，两中“若竹”号艏艉，使其丧失战斗力。其余二艘惊慌急转舵，以密集的排炮向南炮台反击。一时，镜台山上弹片横飞，硝烟弥漫。南炮台与胡里山、白石头炮台发炮夹击日舰。双方激战半小时，“若竹”号右舷冒烟，呈倾斜下沉之势。“羽风”等2舰见此情形，仓皇地拖着“若竹”号掉头驶离厦门港海域。白石头炮台急发炮追击，惜未命中。泊于青屿海域的日军巡洋舰，起飞了3架水上飞机，向胡里山炮台及飞机场分头俯冲投弹，以掩护撤退。据目击者云，至10时许，厦门港海域内的日舰全都遁逃，丢下“若竹”号舰体，慢慢沉入海中。
  此后，日舰惧于诸炮台之威，不敢贸然内犯，仅游弋于大担岛外海域以远程炮盲目轰击各炮台。1938年5月10日厦门被日军占领。5月12日晨起，南炮台受到敌舰敌机猛烈攻击，守台官兵誓死固守，火药库及大炮要件并轨道等，悉被炸毁。坚持至13日下午，该台官兵，才最后退出战斗（参见《海军大事记》下卷）。此后，南炮台被废弃。
  从以上三场抗敌战事看，均有可能在战后刻石纪功。然后2场战事与“燕山墳石”刻石的关系更大。换言之，沈有容等的抗倭记功勒石可能性较小。理由是：一、沈有容所率明军驻地不在这里。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浯屿水寨（指挥部置浯屿岛，故称），嘉靖十四年（1535年）水寨迁至厦门岛中左所，万历三十年（1602年）再迁晋江石湖。漳、厦、泉海岸线的边防以战船巡逻。二、沈有容、陈第、施德政等将领均为一代儒战，锦绣文华。从尚留南太武山石壁的题诗看，都有上下款识。书法上也与“燕山墳石”不同，较含蓄、婉丽清奇。三，打石坑、屿仔尾一带并非抗倭的主要战场。
  可以断言，“燕山墳石”摩崖石刻与南炮台大有关系。而更有可能的是“燕山墳石”系清道光年间勒石的。其依据是：
  （一）1840年至1841年，南炮台二次发炮轰击英舰，伤敌、退敌，立有功勋。
  （二）南炮台与石刻处距离相当近，石刻处地据隘口，是清代从海边通往内陆的山道要害。从周围的地貌看，有数处人工垒筑的护坡，座西北而面东南，疑为清代驻军的哨所遗址。（三）清人尚好刻石题留。南炮台于1840年置成后，即题刻“播荡烟尘”石匾一方（同样无落款）。且驻扎炮台的部队相对隐定。
  （四）“燕山墳石”刻石虽无款识，但从其笔力、气势看似统兵将领所题。为何不留名，也可能是有难言之隐。中英自1840年开战，经粤、闽、台、浙等数个战场较量，至1842年7月镇江被英军攻占，8月英船80余艘到达南京下关江面，威逼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清廷也由此畏敌避战。南炮台之统兵将领既有感于官兵浴血奋战、立下殊勋，不愿让这一史实湮没无存；又担心过于张扬，得罪朝廷，祸及自身。特以隐晦之典、无款之题铭刻于石。
  （五）从刻石的书法特点看，墨迹刚健雄壮，笔锋峥嵘。“石”字在“口”上多一点，此为汉代刻石所专美，元代书家鲜于去矜也曾如此写过，较鲜见。清代推崇碑学、有复古倾向。故从书法艺术上考稽，“燕山墳石”刻石断在清代似较稳妥。另，刻石工艺较娴熟，刀力充沛，点划分明，能传递书者的风格、墨韵。为镌刻此石，工匠在石头顶部开凿了三孔圆洞（每孔直径约4.5cm，间距约1.2m）以插钎系绳架板。凿孔深约12cm，探之粗砺，非电动机械所为。
  因此，将“燕山墳石”摩崖石刻的年代断在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年，距今161年）秋似比断在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间（距今64年）更为合理些。当然，这些均为初步考辨，有待于识者指正。
  必须指出的是，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发现的两处摩崖石刻，均具有文物保护价值。“青蛇献瑞”虽为风水刻石，但为我们研究古代堪舆术，揭其神秘面纱，探究其与科学的关系，均有其实例比较意义。而“燕山墳石”且不论是明代、清代抑或是民国刻石，都是历史上我边防军人英勇抗敌的明证，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今开发区所在地历史上曾是海防要塞。这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开发该区旅游人文资源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