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郭奎光同志在《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回顾》（刊登在《漳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一文中称：“我作为原龙溪编写组组长，就编纂《汉语大词典》的缘起，我们参与编纂、艰苦努力的工作历程以及大词典的胜利出版作一概要回顾”，该文几乎概括了原龙溪编写组的历史，很有价值。然而还有未尽善之处。笔者本着存史求真的精神，补正如下。
  一
  1975年，原龙溪编写组组建的初期，是何万年同志为负责人的，他身兼行政和业务两个方面，为编写组的创建以及初期工作，付出了不可抹杀的努力，给以后开展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后来，上级又派来詹龙盘同志。詹、何的具体分工是詹负责行政，何负责业务。我和陈永安同志一起到编写组工作时，就是向詹龙盘同志报到的。
  参加原龙溪编写组工作的同志先后有18位（不包括龙海、诏安分组），郭奎光的《回顾》举了其中的17位（即何万年、王作人、陈永安、陈正统、郑景荣、阮秀珠、施正渊、李晓山、许豪、曾国宪、陈峰、沈雪夜、郑启寅、陈明、吴秋山以及郭本人和我），却遗漏了詹龙盘一人。为存原编写组的历史全貌，特予以补上。
  后来，何万年同志离开编写组一段时间，接着，詹龙盘同志又调动工作，编写组才由郭奎光同志负责。
  二
  郭文《回顾》云：“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向周恩来总理送上一份中外语文词典编纂规划的报告，其中包括最大型的《汉语大词典》。周总理抱病作了审批，并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执行。经国家出版局商定，《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上海）34个编写组协作编纂，上海负责出版。接着，成立编写领导小组（后改称工作委员会），72位汉语言学专家、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聘请以吕叔湘为首的14位全国知名学者组成学术顾问委员会。其后，在上海设立三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负责对五省一市各编写组的业务指导。”
  这段文章在事实的叙述方面还不尽完美，现根据有关资料和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再作进一步说明。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国家出版局和部份省市于5月23日在广州共同制定了1975年至1985年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是其中最大的一部）规划（草案），经邓小平同志和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以国务院（1975）137号文件下达执行。
  由五省一市协作编写，上海负责出版是1975年9月国家出版局在上海召开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时，与五省一市的有关负责人共同商定的；并非国家出版局独家“商定”。
  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由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任组长，五省一市各有一位负责人任副组长。从1986年3月起，领导小组改称工作委员会。历届工委会主任（或领导小组组长）都由国家出版局局长亲自担任。工委会（或领导小组）负责《汉语大词典》的行政领导工作。
  至于编辑委员会，并不是72位汉语言学专家、学者自行组成的，而是当时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亲手组建的，委员均由国家新闻出版局、教育部（国家教委）联合任命。刚组成之时，委员也远未达72之数。据《〈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记载，1979年9月成立编委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只有委员18位。1980年10月再增补21位，共39位。后来，这当中个别人因工作变动，不再从事《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而随着工作任务的日益繁重，一些不担任编委会委员的业务骨干实际上已经负担起编委的工作。于是，1986年10月29日，国家出版局、国家教育委员会下文件，重新任命《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委员。在这文件中被任命为编委的共有57位。这57人的编委会名单，首次公开出现在1986年11月正式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一卷卷首。此后，又增补15位，这样，编委会委员才达到72位。这72人的编委会名单，始见于1988年3月正式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二卷卷首。编辑委员会负责《汉语大词典》的具体编纂业务。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成立于1980年元旦，作为《汉语大词典》的办事机构，它的领导人和主要业务骨干都分别担任了工委委员或编委委员。
  学术顾问委员会是最后成立的，成员共14位，其中有吕叔湘（首席）、王力、叶圣陶等。他们于1980年10月27日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联合发通知聘请，此后不再变动。
  三
  华东五省一市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的主要单位有43个。《汉语大词典·前言》详细列举了这43个单位的名称（上海5个，山东7个，江苏12个，安徽4个，浙江6个，福建9个），编写组就设在这些单位里（注）。各省市多少单位参加编写，建立几个编写组都是各省市领导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安排设置组建的，并非由国家出版局“商定”。这些主要编写单位都为大词典作出了贡献。《前言》由《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纂处共同研究定稿联合署名，是郑重而审慎的。
  漳州教育学院也被署名为参加编写的主要单位，因为原龙溪词典组就设在漳州教育学院（那时名为龙溪地区教师进修学院）里。学院前后两任院长宋斌、陈均都关心过词典组的工作。漳州教育学院为词典组提供了办公地点，还把编写组成员的工作关系调入院里（已退休的除外。未退体的有曾国宪一名，还在借用未正式调动时已病逝）；其中有三名还是从县里调来的。有些词典组成员后来就是在学院退休。编写工作完成之后，编写组成员还可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留在学院或到其他单位工作。
  1986年暑假，我到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参加定稿工作。那时，《汉语大词典·前言》正在草拟，我看到初稿上开列的参加编写主要单位有“龙溪地区教师进修学院”，考虑到当时学院的名称已改为漳州教育学院，便从上海写信给当时的院长陈均，请示他如何署名。后来《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编纂处根据陈均等院领导的意见，把初稿中的“龙溪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改为“漳州教育学院”。
  《汉语大词典》正式出版，编委会和编纂处还委托我送一部《汉语大词典》（全十三卷）给漳州教育学院（按出版的先后逐卷赠送），以此表示《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编纂处对漳州教育学院的感谢，也让学院留个纪念。
  四
  到1983年年底，相当一些编写组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汉语大词典》的初稿编写工作，有的编写组开始撤销。然而《汉语大词典》的审稿、定稿和出版还需要做大量的、艰巨的工作。中央对此非常重视。198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发出2号文件，强调为“加强编辑委员会，稳定编写骨干人员，以适应审稿、定稿、出版的工作需要”，“编写任务完成的单位，编写组撤销时，留下少数骨干人员复审稿件，处理初稿中遗留的问题，不要另外分配他们担任教学和其他科研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的精神，教育部在1984年4月26日发了[84]教办字122号文件，在五省一市一千多名编纂人员中点49名“继续留下参加审稿、定稿工作，直到完成出版任务时为止。”我也是这49名当中的一员。
  此时，由于早期工作安排的种种原因，还有部份部首的编写任务尚未能分配出去。这些部首笔画又比较少，排在全书的比较前面（在计划出版中的3—6卷里），编委会和编纂处的有关负责人很着急，便物色几个被他们认为初稿质量比较信得过，不必经地区和省级初审和复审，可以直接送编委会、编纂处作定稿和出版技术处理的人选，用个别商量的方式把编写任务直接分配给他们，让他们在完成编写组和省里分配给的写稿、审稿任务之余，自己挤时间编写这些部首。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应急而采取的特殊办法。我也在无意中被物色上。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多次与我商量，要我勉为其难大力帮忙。为了《汉语大词典》全局的需要，也因为多年在一起开会、审稿，彼此成了熟人不好推托，我便先后接受了其中“口、日、斤”三个部首部份词条的编写任务，利用好几年的空余时间共写了三千条左右。尽管有人不了解此事因而不太理解，但是郭奎光同志还是把这三千条统计入龙溪编写组总成绩中，使小组完成的释文总数达“共约一万条”。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汉语大词典》最后阶段的审稿、定稿工作。1986年10月29日，国家出版局、国家教委任命我为《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委员。此后，我的具体任务主要是担任第五卷和第七卷的负责定稿编委。在编委会的委员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实际参加并负责最后的定稿工作。
  1986年11月，《汉语大词典》第一卷正式问世。11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汉语大词典》首卷出版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出版发行《汉语大词典》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国家出版局、国家教委特地召开《汉语大词典》首卷出版的庆功会。参加庆功会的主要是“三委会”（工委会、顾委会、编委会）的成员，我荣幸地出席此盛会。在会上，拿到了经过一千多人整整十年的辛苦而终于成书的《汉语大词典》（第一卷），心中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它也激励我们再接再厉，把整套的《汉语大词典》早日编完编好出齐，善始善终。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全体参加定稿和有关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到1994年4月，《汉语大词典》的最后一卷——第十三卷出版了。一部反映汉民族语言全貌、为国家争气的词书终于出现在世界上可数的几部精善的大型语词词典的行列里。从1975年9月成立领导小组起到全书出齐，宽泛地计算，仅用了十八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胜利完成庆功会。编纂处分配给福建省14个参加庆功会的名额。省有关领导对这14个名额是这样安排的：尚健在的工委委员2名、编委委员6名，不担任工委、编委的编写组组长（或代表）6名，由省词办直接通知这些人员。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岚清、丁关根、李铁映等亲切地接见与会的全体代表。江总书记还即席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向《汉语大词典》全体编纂和工作人员表示祝贺，并勉励大家今后继续努力，为国家编出更多更好的词典。江总书记的讲话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终生难忘。会见照相结束后，国家新闻出版署设宴招待全体与会人员。
  由于《汉语大词典》卷帙繁浩，较难普及，李岚清副总理指示要出简编本。于是《汉语大词典》出版胜利完成之后，我又参加了简编本的编写工作。简编本收2万个单字（与全编本相同），20万个词条（为全编本中的主要精华），约1500万字，分两大卷，于1998年2月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有了简编本，《汉语大词典》就能够普及到更多读者的手中。
  在审定稿期间，我仍承担学校的部份教学任务，先后开过大学部现代文选、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写作基本知识以及中专语文课，在学校中算是开课门类较多的教师。还为我校组织编写的《中国古典名作简析》（于1986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撰写了部份篇目。先后担任过两个班级的班主任，这两个班级年年被评为校先进班级；其中中文84级在我担任班主任期间还被评为省先进班级，这是漳州业大建校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班级。教育部[84]教办字122号文件所指定的继续留下参加审稿、定稿工作的49人，只有我一人在审、定稿期间仍担任学校的部份教学、科研和班主任工作。
  五
  编纂能树立于世界词典之林的、反映汉民族语言全貌的大型语词词典，是中国好几代语言学家的愿望。早在民国六年（1917）就有人开始构划，民国十二年（1923）成立编纂处，民国十三年（1924）定名为《中国大辞典》，民国十五年（1926）制定出了计划。但是，由于旧政府腐败，由于经费无着，由于社会动乱，由于遇到抗日战争以及抗战之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仍一无所成。另一部计划中的“编纂体例与英国《牛津大字典》大致相同”（引自《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一文）的《中山大辞典》也只印过初稿《“一”字长编》（即以“一”字为词头的所有条目）就流产了；其命运比《中国大辞典》好不了多少。时代和社会环境使得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宏愿无法实现；他们只能赍志而殁，抱着终天之憾。
  与几代老前辈语言学家相比，我们这些予末小子、区区小可竟有幸能亲自参与并最终编成《汉语大词典》，实现好几代语言学家的宏愿，是因为我们遇上了好的时代。盛世修典，信然、确然。我们要感谢这伟大的时代。
  别的国家编纂大型词典都花了很长的时间。《牛津英语词典》从1858年收集资料，1879年开始编写，到1928年十卷（不包括后来的增补卷）出齐，整个编纂过程历时七十年，先后经过四任主编之手。《德语词典》十六卷用了一百年。《现代俄罗斯标准词词典》十七卷，从搜集资料到出版，前后八十一年。不少大型词典因编纂时间长，主编数度易人，前后编排体例迥然不同，成了一大缺陷（因为编排体例在词典编纂中是很重要的问题，对于大型词典尤其如此）。与外国大型词典的主编相比，我们的主编罗竹风（1911——1996）则幸运得多。1979年5月他出任主编时已68岁，1994年5月，他还能亲自到北京参加编纂出版胜利完成的庆功会。
  我们能用较短的时间就编纂出这部获得高度评价的大型词典，靠的是党的领导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为《汉语大词典》作了三次批示（对于一部词典，这可以说是空前的）；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国家教委）充分重视；五省一市的省市领导和教育、宣传、出版发行、财政部门给予始终如一的支持；不同省市的43个主要编写单位的通力协作；所有参加工作的同志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工委会在行政领导和协调关系方面的卓有成效工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从事《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和审定稿的过程中，我可以说是专心贯注，神不旁鹜，不敢稍微轻忽，因为我工作的对象是汉民族语言。这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精彩优美的一种语言，是汉民族智慧的结晶。多么伟大的语言，多么美好的语言，多么神圣的语言！我热爱它，就象热爱我们的祖国；我对它充满敬意就象对祖国充满敬意。我所承担的任务对于我的能力来说是相当沉重的，然而我感到庆幸，因为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今天回忆起这段艰辛的工作，心中十分愉快。然而我也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党的教育，人民的培养，我才能胜任并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我感谢党，感谢人民！
  世界各国大型词典一般都要在出版后若干年内进行修订，《汉语大词典》也不会例外。现在，《汉语大词典》的72位编委中已有一部份人不幸谢世，尚存者有一部份人年事已高。当年，我在编委中属于年轻的一辈，也已退休三年了，但自觉精力尚可。如果天假以年，我还可以再参加《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如果一旦召唤，我将踊跃应命，为《汉语大词典》的提高和进一步充实、完善，再尽绵薄之力！
  注：关于郭文《回顾》提到的34个编写组问题：确有《汉语大词典》的一些负责人在会议发言或个人文章里这样说。但也有不同说法，例如主编罗竹风在全国公开刊物《辞书研究》发表的文章则说“华东五省一市三十八个单位”（见该刊1986年第6辑第7页）。本文采用《汉语大词典·前言》43个主要编写单位的说法，是因为它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又由编委会、编纂处正式联合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