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家严林杏雨，原名林许春。世居漳州。民主建国会会员。生于1899年1月，卒于1996年9月23日，享年97岁。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从事打锡箔为生的家庭。童年家境贫困，切身感受到双亲目不识丁之苦，在幼小心灵里下定勤奋求学的决心。1911年他于漳东小学毕业后，考入华英中学。后该校停办，考进福州闽省华侨公学。至1917年毕业后到南京国立高等师范进修，期满到浙江省参观幼儿教育。回漳后一直住在漳州。他一生经历大致可划分为二个时期：前半生，1949年以前以经营汽车公司、电厂等实业，业余时间办些地方教育事业；下半生，1950年后致力漳州市工商联工作和参加当地参政议政活动。
  经营汽车公司电厂实业和办学
  家严童年饱受内优外患战祸之苦。青年时期处于孙中山先生实行三大政策和“五四”运动时期，受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萌发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
  （一）参与筹建经营福建第一家民营汽车公司
  1918年家严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进修结业返漳。当年秋，护国军陈炯明率军驻漳，拆城墙修马路需要人，汀漳龙公路局局长周醒南劝家严弃学从事实业，并委任他在漳州市政事务所任职，主办公共卫生，兼管中山公园。当时陈炯明的座骑时常在公园放牧，有碍观瞻和卫生，他出面交涉，差点被革职。1919年调到漳州至石码的“漳码马路始兴公司”，负责筹建石码车站和漳州至浮宫的公路。尽管他对工程业务一窍不通，但勤奋好学，办事兢兢业业，终于克服种种困难，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程。施工过程中遇最大难题，是建造石码车站和车场，当地居民不肯让地搬迁，他一面深入做居民的细致工作，一面登门请石码士绅蓝汝汉帮助调解，才顺利建成，保证1920年2月漳码公路按期通车，成为我省第一条营业性汽车公路。同年12月石码至浮宫延伸线路亦筑成通车，开辟了漳州至厦门交流捷径。为了扩展经营，他倡议“增资募股”得到董事会采纳，立即在南洋和漳州、厦门一带发行股票，当地殷商巨贾纷纷解囊认股，公司增资三十一万银元。有了这笔款，公司计划再开辟漳州至龙岩、长汀公路。虽然以后计划没有实现，但完成以漳州为轴心，向四周开通公路：向西修通漳州至南靖宝林桥，长20公里；向东修通漳州至江东桥，长16公里；向南修通漳州至九龙岭，长16公里；向北修通漳州至浦南，长18公里，先后设站通车。1921年正式向政府注册，将原“漳码马路始兴公司”改为“汀漳龙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于他先后在筑路、筹建石码车站和倡议募股增资等方面业绩骄人，职务由职员晋升总务主任，再擢升公司副经理，进而担任董事兼经理。
  家严常谈到旧社会军阀混战，地方政权迭变，横征暴敛，军警和便衣侦探乘车不买票，站务人员若与其评理，常遭毒打。有的军警打了人还不肯罢休，他只好四处求人调解息事。更加严重是每当军阀间战事紧张，公司常被封车、征车，不但用车不付钱，有的败军用完车，害怕对方追兵再用上该车，索性把汽车烧掉。公司受战祸损失惨重。原有五、六十辆汽车，经营几年只余下17辆，只好放弃其他路线和路权，集中经营漳浮路线。1929年公司改名“漳浮汽车公司”。抗战爆发，公路被破坏，停业八年，精疲力竭。1945年9月抗战胜利，家严在翌年春召开股东大会，仍被选为经理，与全体董事共同努力，筹借三万元银元，修复漳州至石码路段，1948年元月正式通车。同时他积极向厦门市政府交涉，讨回了沦陷期间被日本人占夺的大通火轮，运行于厦门和安海之间，增加公司收入。
  家严在汽车公司工作期间，关心工人，乐于助人。如1922年公司成立汽车工会，他尽力所能及批经费供工会购买京胡、锣、鼓等乐器，供京戏票友活动，充实职工文娱生活。1924年至1927年期间，厦门大学学生罗扬才经常来漳州领导学生运动，开展“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斗争，家严常给他往返漳厦乘车、乘船的方便。解放后从党史资料中得知罗扬才是当时中共闽南特委的委员。
  （二）参与经营漳州首创民营公用实业龙溪电灯公司
  龙溪电灯公司创办于1915年，后改漳州电厂，是漳州首创民营公用实业。家严是以后投资入股、努力参与经营、担任董事。1934年底福建省建设厅仿效台湾的做法，推出所谓“统制”，欲将漳州电厂收为官有。电厂股东会推举家严与另外两位股东为代表，到福州交涉，建设厅仍坚持要收官有，1937年3月强行接管。原来答应偿还私方三万元也拒不执行。1945年抗战胜利，家严努力联合股东策划讨回电厂，以建设厅接管电厂时没有偿款给私方为由，加上利用当时陆军上将张贞兼任公司董事长的名誉和地位之方便，向省政府交涉，终于讨回产权，继续经营到解放。
  （三）兴办学校
  家严对幼儿教育十分重视，认为启蒙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他在漳浮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经济上较宽裕，他认为应回报社会，不能当守财奴。加上在社会上结识不少士绅和商贾，具备办学的能力。首先取得当时林氏家族有威望的林琯玉先生支持，由他出面向族人募捐筹款，并把杨老巷林氏祠堂（又称比干庙）腾出当校舍，用林氏郡望“西河”为校名，于1921年创办私立西河小学。林琯玉为校董，家严为义务校长。小学附设蒙养园（即幼儿园），由家慈洪肖梅忝当主任。以后林琯校董又筹款把小学右边的民房改成校舍、配有教师宿舍、操场。1927年由家严筹办县立育英幼稚园，并负责业务指导。幼稚园设四个班级，所聘教师素质高、设备齐全，抗战以前，集美学校历界幼师班毕业生，几乎都有来育英幼稚园参观或实习，一些优秀学生还受聘来园任教。记得我小时曾在该园就读，园内置有木马、跷跷板、秋千、沙坑..，供学生游戏。老师教我们唱歌、褶纸、绘画、跳舞。家严对幼儿教育颇有研究，大约1932年前后，厦门教育局聘请他在厦门普佑殿创办市立鸿麓幼稚园，并负责业务指导。鸿麓幼稚园一直办到抗日战争才停办。十九路军驻漳时，傅晓峰当芗江女子师范校长（现龙溪师范），家严出任该校幼儿教育课教师。同时还出任漳州进德女子中学（现三中）校董。西河小学和育英幼稚园一直办到解放后由政府接管。
  家严从事教育，全部是尽义务。他平时生活十分俭朴，身上穿的内衣内裤总是补了又补，不抽烟，不喝酒，可是遇上学校有困难，总是毫不犹豫解囊帮助，或亲自向社会士绅、商贾募捐，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致力工商联和地方参政议政工作
  1949年解放前夕，漳州谣言百出，不少工商业者去香港、台湾或国外。家严一时疑虑不安。但回想1932年红军入漳时，对工商企业丝毫无犯。打土豪打错了华侨，还要赔礼道歉。红军吃群众东西，照价付钱。想到这些，虽然自己也有儿子、女儿在国外，却决心留下。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第二天接到军管会通知，要家严办理汽车支前。想到解放前饱尝办军差的苦头，暗自思忖不是好差事，不料工作一段时间，看到解放军调用车辆，照章办事，不折不扣付了钱，终于消除了疑虑，安下心来认真搞支前。同年10月12日成立漳州汽车货运联营处，军代表任正经理，家严任副经理。从此，他开始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一走到底。
  （一）从事漳州市工商联工作四十余年
  1950年4月，漳州市成立工商联筹委会，他当任副主任委员（下称副主委）。通过学习有关文件，他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潮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工商业者唯一的光明大道”。逐步学会协助政府宣传各种方针政策，向政府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1953年2月漳州市（今芗城区）工商联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副主委。1966年1月代行主委职务。1980年当选主委。1985年后任顾问。他曾担任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委、顾问。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务。
  任职期内，1953年前主要协助政府对工商界宣传发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认购公债，踊跃纳税。抗美援朝时协助动员工商业者捐购飞机大炮。1954年进入总路线的实践阶段，不少工商业者对总路线的本质不了解，有的人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何去何从？有的人采取听天由命。他在工商联大会上大声疾呼：“总路线就是工商业者奔向的光明前途，工商业者要好好掌握自己命运”。嗣后以实际行动，动员自己有投资的漳州电厂带头宣布接受改造，成为漳州市首家公私合营企业，对运动起了促进作用。1958年大跃进，市工商联和街道联合倡议工商界家属参加街道活动。家严带头腾出自家住宅大厅，左右室和大埕供红星托儿所无代价使用。动员自己爱人洪肖梅，发挥过去简师毕业、当过蒙养园主任、对幼儿教育有经验的特长，出来义务参加管理。以后红星托儿所曾评上全国红旗单位。文革前在他教育下，我家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中，先后被评上“五好家庭”、“文明家庭”、“卫生之家”双亲被评为“好夫妻”光荣称号。1960年家慈还参加龙溪归侨、侨眷参观团，“五一”节全团被邀参加天安门观礼庆祝活动。
  1959年12月15日，家严到北京参加“神仙会”到1960年2月18日结束，历期65天。结束后翌日又出席全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召开代表会，21日闭幕，为期3天。党中央对会议十分重视，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和政府领导人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及统战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与会代表。会后他抱无限感激之情，决心竭力搞好工作，为祖国建设事业再立新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商联被造反派勒令关门，机关房屋被占，不少工商业者被扣上牛鬼蛇神、不法资本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家被抄了、住房被占、挂牌游街，整日挨批挨斗，最后有的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家严也不例外，家被抄了，一些古玩或值钱的东西被造反派洗劫一空。每天家严要按时在自己胸前挂着牌子，写上不法资本家，到指定路上示众。造反派还勒令我家把一些比较好的房间，搬出去让他们住。到1975年落实政策才归还住房和部份物品。因家严平时待人和气，乐于助人，不仗势欺人，虽然“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不公正对待，但单位同事、邻里都很同情他的遭遇，没有遭到毒打。
  文革后期被下放到天宝大山学习和劳动。他感到奇怪是被列为“党外当权派”、同原市委书记、市长和靠边站的科局长等人编为一个中队，有时另听报告。学习《毛泽东选集》要求联系实际，他对当时农村对农民养三只鸭也要割修正主义尾巴的做法，持反对意见。
  1969年从天宝大山学习结束回城。由于工商联机关房屋被占用，就把工商联的办公室设在自己家内，马上开展工作。没有配干部，没有经费，就自己走访，自己拟稿，自己缮写，自己寄发。并写一篇专题《在市工商联还没有恢复时，我个人是怎样工作的》向省组织汇报，1981年5月刊登在省工商联和省民建联办《工作简讯》第四期。
  落实政策后要讨回工商联机关房屋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与党员秘书长陈寿彭先生联手与占用住户耐心协商，进而向省政协会议提出提案，最后对个别不讲理的住户只好采取起诉方式，直到1984年才全部迁出。
  1979年工商联正式恢复。1980年他当选工商联主委，1985年4月17日市工商联召开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他退居第二线当顾问。为了做好新老千部交替，早在二年前就把工作放手交给林汉忠先生负责。当顾问期间，仍协助新班子搞好工作。
  恢复工商联前后，对文革期间工商业者中的冤假错案，只要反映情况属实，家严总会想方设法找有关领导反映，协助部门尽快落实政策。不少工商业者至今仍怀念他。
  ，家严无论在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开头总会被莫须有地扣上罪状，特别文化大革命更惨。虽然以后落实政策说明家严清白，但我们做子女人总想不通，老人反过来耐心说服我们，告诉我们看问题要从新旧中国的社会进步对比、国际地位对比去看。“文化大革命”国家损失更加大，个人受点苦算不了什么。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领导人民走上富强之路，充分表现老人家高风亮节和坦荡无私的作风。
  （二）参加政协工作近四十年
  1950年11月家严被选任为龙溪县首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1年10月选任漳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2年4月和1953年7月市人大和市政协同时召开会议，他被选为政协漳州市（今芗城区）委员会副主席。到1956年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漳州市委员会（下称市政协），他被选为第一届副主席。此后一直任副主席到第六届1985年8月为止。1985年9月到1987年11月，任漳州市芗城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1979年被邀为省政协委员。
  家严在政协工作期间，重视政协职能发挥，除了参加地方政协会议，积极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外，在出席省政协会议或列席国家政协会议，都能以提案方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为地方做些实事。1953年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南平与陈嘉庚先生等同乘车上北京，途中大家共商国事。由陈嘉庚先生领衔，张楚民先生拟稿，家严参与联名提出提案：一是建议自鹰潭修建铁路到厦门；二是在厦门杏林建立纺织厂。以上两个提案均被国务院采纳，并付诸实施。1979年漳州政协恢复活动，他年届八旬常感报国之日苦短，抱着老有所为之心，在地方和省政协会议上，积极提了许多提案，有：“要求批准东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增设海关”、“扩建漳州火车站”、“扩大漳州自来水供水量”、“建设浦南总山发电站”、“整修漳浦赵家城、漳州云洞岩”、“召开闽南厦、漳、泉三角区会议、制订总体规划”、“综合治理九龙江”、“争取修建漳州环城公路”等。大部份提案被政府采纳，付诸实施。1986年5月召开的省政协会议上，他建议省主管部门拨款整修漳州首任刺史陈元光将军墓、并建纪念亭，获省文化厅首肯，分二批拨款8万元供修整。
  （三）任漳州市副市长二年
  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当选漳州市（现改芗城区）副市长，分管侨务工作和市政建设。他积极鼓励华侨投资兴办地方事业。如市区石板路除始兴南路作为古街区保留外，全部改为水泥路。促进建设华侨新村、侨芗戏院，漳州精神病院，整修中山公园。还积极配合省工作组拟订城市建设规划等等。
  1957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2月27日至3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均出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也参加，回来后更加增添他搞好工作的信心。
  （四）参加筹建市民主建国会组织
  1980年家严光荣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下称民建）。他积极发起筹建漳州支部，1981年12月成立民建漳州支部，他当选支部主任。1982年12月当选民建漳州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87年4月后，担任民建漳州市第二、三届委员会顾问。他为漳州市民建支部的建立与组织的发展做出贡献。
  1987年以后，家严各项工作都退居第二线，耄之年，仍关心国家大事。对工商联、政协、民建召开的会议，只要有通知，一如既往准时到会，积极发言，体现一个爱国老人的品格、情操。他一生为人，得到国内外乡亲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