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父亲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长期支援革命斗争。早在1932年，红军撤离漳城，十九路军右派李金波乘机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父亲出任龙溪县代县长，巧妙地制定了一条保护政策：凡被捕者有店铺担保的均可释放。李金波觉得有利可图就照办了，于是大商户纷纷出面保乡亲。单漳浮始兴汽车公司总经理就保出了石亭高坑全村的赤卫队员。小队长天赐仔已被押上刑场，时任区长的孙绍源现场冒认他是自己干儿子，从枪口下夺回一条生命；地下工作者林木生等也是在这条政策庇荫下被营救出来的。
  1934到1938年间，家叔蔡大燮与彭冲同志等人组织《芗潮剧社》，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经常在我家开会用餐。有一次，风闻侦探要闯入我家搜捕，先父让大伙儿进地洞，自己则坐镇大厅应付接待来者，他的严威赶跑了那些鹰犬。
  1937年初，西安事变迫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驻在南京，急需郭沫若同志协助做统一战线工作。而郭老尚在日本受监视，处境非常危险。潘汉年同志知道家叔和林林（诏安人）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读书，都是郭老的得意门生，受命代表党中央布置他二人，火速赴日营救郭老回国。家父知情后认为事关民族大业，义不容辞，立即通知香港正大公司支出一大笔款，助他俩起程赴日。到了日本，学生找老师能掩人耳目，又跟日本师母很熟悉，一说即通，仅十几天功夫，就帮郭老逃脱虎口回到祖国，赶上与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抗日，这是中国命运的重大转折。郭沫若同志回国旅费及一家人生活开支，一段时间均由先父通过家叔提供。解放后，潘汉年同志蒙冤，家叔也曾受牵连，多亏华东局陈丕显、梁国斌同志，了解“漳龙”公司在最困难时期支援苏区物资等内情，极力保护，才幸免于难。后来，郭沫若同志到福建来视察、考古，特向中共福建省委点名要蔡大燮陪同、对诗，他说蔡是他的患难之交。
  1937年10月，中共漳州地下党发动芗潮剧社20多名革命同志，秘密分散转移到龙岩白沙，而后出省北上抗日，父亲捐白银600元资助抗日。1938年清明节，芗潮剧社的连秀琴、郭宽逊等8位进步青年为病逝的地下党员胡大机扫墓，被捕入狱。释放后，家叔通过家父将他们介绍到“漳龙”公司谋职，帮他们转移到适中、和溪，避过了漳州再次大搜捕的劫难。同年6月6日，战时服务团30多人在东华小学被捕入狱。8月，柯联魁等四烈士遇难。紧接着，全市深夜大搜捕，一夜之间大部分抗日进步青年被投入牢狱。父亲怒不可遏地说：“157师没打日本鬼子，专门镇压抗日爱国青年，天理何在？”于是蔡家兄弟又暗地里通过内线，不断向狱中送钱和营养品，想方设法营救一些同志出狱。1939年初，芗潮骨干张韫琪从上饶集中营被释放出来，辗转到家已是廿八夜，贫病交加难度年关，父亲立即派人送去银元17元，雪中送炭，助她全家过个团圆年。1942年在龙岩，有六位地下党同志，分别隐藏在漳龙公司和教育界工作，父亲得知当局已发现他们的身份，准备动手了，连夜派驾驶员刘松木开车，送他们去江西瑞金，摆脱了险境。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家叔自海外回到龙岩，被保安团拘留，龙岩的特务多次追捕大燮都扑空，这回如获至宝，大造声势扬言大燮是从延安来的，上级有令可就地处决..。父亲自赶赴省城，小车直闯省长刘建绪办公厅，亮出大燮从菲律宾回国的船票，及时粉碎特务的谣言，然后不惜花重金将胞弟从死亡边沿救出。
  父亲同情革命者并为之遮风挡雨，反动当局有所察觉，总想拿他开刀又抓不到把柄。1939年秋，反共最凶残毒辣的钱东亮部，以先父在华安汰内兴办的“桃源垦殖场”是共产党活动根据地和交通站的罪名，洗劫该场并抄了我们的家。这个农场从前确有赤卫队员避难前来做工，然而此时已渺无踪迹，反动派查不出真凭实据。父亲对此也不善罢甘休，他状告当局迫害无辜，地方告不动就上省去告；乘轿途经水尾（今南靖河墘村）地段，忽遭土匪绑架。匪首戴肇基原是国民党连长，当了汉奸黄连舫的走卒后落山为匪。身陷匪穴的父亲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他观察了解到穷苦农民戴×、余×等三人是受骗入伙的，耐心开导他们弃恶从善，许愿如能救他出去，可保他们终生不愁吃穿不失业。戴×等愿弃暗投明，半夜里枪杀了匪首，带着父亲逃离魔窟，护送到漳州家中。父亲逢凶化吉后履行诺言，一直安排他们在公司工作，直到解放后转为国营职工。据说当年父亲遭匪绑架时，国民党省政府下命令，要求地方当局务必一个月内破案。当局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一无所获。结果还是靠父亲自己机智勇谋脱离匪穴，最后这股土匪树倒猢狲散，父亲以深交朋友结拜把兄弟方式，出钱安抚那些穷兄弟回乡生产，把匪窝都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