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的父亲蔡竹禅离开人世已经整整34年了，他那气宇轩昂的气质、爱国爱乡与党肝胆相照的精神，以及无私奉献、热心经济建设、造福人民的不凡业绩，永存地方史册，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办交通历尽艰辛
  漳州为全省最早通汽车的城市之一。1917年，商绅孙次典开始筑漳码公路，1920年陈炯明派周醒南支持次典开办“漳浮汽车始兴股份有限公司”，汽车才由漳州通抵石码，后再通至浮宫与水路联航直达厦门。继次典之后办交通的要算蔡竹禅。那是在1922年，年仅24岁的蔡竹禅风华正茂，办钱庄有盈余，投股办“龙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设想将汽车路向南延伸至诏安通广东。由于官僚资本渗透控制，束缚了经营手脚；特别是土皇帝张贞凭大股东权势，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父亲抱负难以实现，只好辞职另辟蹊径，他相准闽西土纸、竹、木等土特产丰富的优势，联系经营土纸的孙绍武、经营散车的陈应志、谢枚英共同参股“漳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从漳州至龙岩的汽车货运业务，自任货运部主任。孙、陈、谢三人是龙岩、适中通，人熟地熟，一时货运业务畅通繁荣，浙、赣边界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通过闽西运至闽南，货运收入填补了客运不足。不久，父亲又收购严××股额成为第一大股东，担任“漳龙公司”的董事长，这大概是1935年以前的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国民党福建省军政当局视汽车公司为大块肥肉，想发国难财，擅自设征“汽油税”，这是违反当时中央政府税法规定的；受美、英帝国主义操纵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大公司沆瀣一气垄断汽油，使汽车运输陷入困境。父亲为首联合全省十七家汽车公司，成立汽车同业联合会，提倡开源节流，统一行动直接向上海光华油行订购俄国汽油，粉碎买办资本的垄断阴谋，抵制了苛捐杂税。
  1938年，厦门沦陷以后，省府主席陈仪怀恨抗税义举，乘机报复：命令当局破坏公路桥梁，剥夺闽南汽车公司。用派军差名义，将各公司汽车拉去做官办生意。“漳龙”受创为最，150多公里漳龙公路均处内陆山地树林里，日本飞机没炸到，国民党一下子破坏了75公里，58辆新旧汽车全数被征用或封存，连六部待修理的大车也被强行烧毁。搞得其他汽车公司相继破产，刚刚复苏二年多的“漳龙”汽车公司也陷入瘫痪绝境。父亲尽力勉强维持，他联合同行与当局开展说理斗争，抓住在适中拍下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封车私运眷属家私逃难的照片，作为罪证予以控告，迫使当局惩办贪官，退回了少数封存的汽车。当时“漳龙”只讨回10辆旧车。由于海运被敌人封锁，汽油和轮胎、配件货源断绝。父亲团结依靠职工发挥聪明才智，汽车改装木炭炉，用木炭代替汽油起动，并设立工场自己铸造翻新，从轮胎到罗丝锁等零配件，都自力更生的解决，就这样靠着几部破烂车，立足龙岩，从南靖水潮至龙岩75公里路程上，绝处逢生地惨淡经营。
  1941年，日军南侵拟打通沪、浙、赣、粤交通线，与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相呼应。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当局随即又将漳龙公路全线破坏。内部三大股东之一的经理王燕衡灰心退了股；总务长孙绍武（是大股东之一）被日机炸死，其儿子也尾随王退了股；父亲孤掌独撑，硬顶住困难局面，从死胡同里钻出新路子。从龙岩通朋口、长汀，瑞金至赣州有条跨省公路，原是福州、泉州等地的公、私营汽车公司经营的，因客流量少亏本停业。省府主席刘建绪亲自出马，要“漳龙”公司接替去干，为蒋经国在赣南办新模范示范区效力。以国难为重，父亲带领“漳龙”公司付出沉重代价，独家承接这条运输线。他积极跟上层周旋，揽到盐务专运，同时把汽车厢改造成客货混装的战时车，前座乘客，后座装货；座位上坐客，座位下放盒装盐当椅垫，既节省空间又不颠簸，充分利用了运力，逐步扭转了亏损。保障了大后方食盐等民生必需品的供应。赣州失守后，美国兵撤退时，看到靠木炭炉起动的汽车行驶在山岭上，维持着后方交通，都为之翘指惊叹。象这样靠木炭炉起动的土汽车维持战时交通，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为此，抗战胜利后省府发给先父一枚抗日有功勋章。
  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至1949年漳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均无能规划和修复公路，还是靠民营公司自筹资金修复租营。经过半年抢修，“漳龙”全线通车，又与“漳浮”合力修通一段经营一段，至1947年，除南线只通车到木棉外；以漳州市内为中心，向长泰、南靖、平和、石码、海澄等县辐射的公路网形成，全面恢复通车。
  为革命遮风挡雨
  父亲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长期支援革命斗争。早在1932年，红军撤离漳城，十九路军右派李金波乘机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父亲出任龙溪县代县长，巧妙地制定了一条保护政策：凡被捕者有店铺担保的均可释放。李金波觉得有利可图就照办了，于是大商户纷纷出面保乡亲。单漳浮始兴汽车公司总经理就保出了石亭高坑全村的赤卫队员。小队长天赐仔已被押上刑场，时任区长的孙绍源现场冒认他是自己干儿子，从枪口下夺回一条生命；地下工作者林木生等也是在这条政策庇荫下被营救出来的。
  1934到1938年间，家叔蔡大燮与彭冲同志等人组织《芗潮剧社》，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经常在我家开会用餐。有一次，风闻侦探要闯入我家搜捕，先父让大伙儿进地洞，自己则坐镇大厅应付接待来者，他的严威赶跑了那些鹰犬。
  1937年初，西安事变迫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驻在南京，急需郭沫若同志协助做统一战线工作。而郭老尚在日本受监视，处境非常危险。潘汉年同志知道家叔和林林（诏安人）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读书，都是郭老的得意门生，受命代表党中央布置他二人，火速赴日营救郭老回国。家父知情后认为事关民族大业，义不容辞，立即通知香港正大公司支出一大笔款，助他俩起程赴日。到了日本，学生找老师能掩人耳目，又跟日本师母很熟悉，一说即通，仅十几天功夫，就帮郭老逃脱虎口回到祖国，赶上与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抗日，这是中国命运的重大转折。郭沫若同志回国旅费及一家人生活开支，一段时间均由先父通过家叔提供。解放后，潘汉年同志蒙冤，家叔也曾受牵连，多亏华东局陈丕显、梁国斌同志，了解“漳龙”公司在最困难时期支援苏区物资等内情，极力保护，才幸免于难。后来，郭沫若同志到福建来视察、考古，特向中共福建省委点名要蔡大燮陪同、对诗，他说蔡是他的患难之交。
  1937年10月，中共漳州地下党发动芗潮剧社20多名革命同志，秘密分散转移到龙岩白沙，而后出省北上抗日，父亲捐白银600元资助抗日。1938年清明节，芗潮剧社的连秀琴、郭宽逊等8位进步青年为病逝的地下党员胡大机扫墓，被捕入狱。释放后，家叔通过家父将他们介绍到“漳龙”公司谋职，帮他们转移到适中、和溪，避过了漳州再次大搜捕的劫难。同年6月6日，战时服务团30多人在东华小学被捕入狱。8月，柯联魁等四烈士遇难。紧接着，全市深夜大搜捕，一夜之间大部分抗日进步青年被投入牢狱。父亲怒不可遏地说：“157师没打日本鬼子，专门镇压抗日爱国青年，天理何在？”于是蔡家兄弟又暗地里通过内线，不断向狱中送钱和营养品，想方设法营救一些同志出狱。1939年初，芗潮骨干张韫琪从上饶集中营被释放出来，辗转到家已是廿八夜，贫病交加难度年关，父亲立即派人送去银元17元，雪中送炭，助她全家过个团圆年。1942年在龙岩，有六位地下党同志，分别隐藏在漳龙公司和教育界工作，父亲得知当局已发现他们的身份，准备动手了，连夜派驾驶员刘松木开车，送他们去江西瑞金，摆脱了险境。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家叔自海外回到龙岩，被保安团拘留，龙岩的特务多次追捕大燮都扑空，这回如获至宝，大造声势扬言大燮是从延安来的，上级有令可就地处决..。父亲自赶赴省城，小车直闯省长刘建绪办公厅，亮出大燮从菲律宾回国的船票，及时粉碎特务的谣言，然后不惜花重金将胞弟从死亡边沿救出。
  父亲同情革命者并为之遮风挡雨，反动当局有所察觉，总想拿他开刀又抓不到把柄。1939年秋，反共最凶残毒辣的钱东亮部，以先父在华安汰内兴办的“桃源垦殖场”是共产党活动根据地和交通站的罪名，洗劫该场并抄了我们的家。这个农场从前确有赤卫队员避难前来做工，然而此时已渺无踪迹，反动派查不出真凭实据。父亲对此也不善罢甘休，他状告当局迫害无辜，地方告不动就上省去告；乘轿途经水尾（今南靖河墘村）地段，忽遭土匪绑架。匪首戴肇基原是国民党连长，当了汉奸黄连舫的走卒后落山为匪。身陷匪穴的父亲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他观察了解到穷苦农民戴×、余×等三人是受骗入伙的，耐心开导他们弃恶从善，许愿如能救他出去，可保他们终生不愁吃穿不失业。戴×等愿弃暗投明，半夜里枪杀了匪首，带着父亲逃离魔窟，护送到漳州家中。父亲逢凶化吉后履行诺言，一直安排他们在公司工作，直到解放后转为国营职工。据说当年父亲遭匪绑架时，国民党省政府下命令，要求地方当局务必一个月内破案。当局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一无所获。结果还是靠父亲自己机智勇谋脱离匪穴，最后这股土匪树倒猢狲散，父亲以深交朋友结拜把兄弟方式，出钱安抚那些穷兄弟回乡生产，把匪窝都瓦解了。
  隐藏实力迎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经常从家叔那里阅读地下党送来的进步书籍和文件。对“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义论”等文章认真研读，赞成消灭封建剥削，清除贪官污吏，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家父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大局已定，还是自己先割断封建剥削尾巴，就把1947年间在故乡蔡坂村添置的160多亩良田分给贫困农民。其实买这一百多亩地也是为了解决乡村之间纠纷问题。当年这地是处在蔡坂和下尾两村交界的插花地段，天旱两村为争水常争吵结怨动刀动枪发生械斗。家父调解不成，索性花钱买下这片地，并派大哥蔡道生下乡去，利用汽车引擎建抽水机站，搞动力灌溉，排除旱情，获得好收成。他还将这片地的粮食收入全部投入乡里建砖瓦厂，让附近村庄的乡亲们农忙耕田收五谷作“米母”，农闲到瓦窑厂印砖块赚活钱，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做法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善行，轰动了东南乡各村。
  渡江战役开始，南京快解放时，上海却发生绑架民族资本家荣宗毅（荣毅仁的父亲）案件，这是杀人魔王毛森导演的，特务们勒索美金达100万元。国民党军队中臭名昭著的刘汝明兵团，此时也即将败撤到漳州来。为防止荣宗毅事件在漳城重演，父亲决定只身飞往新加坡避风，临走前他交待我们兄弟和公司有关人员，一定要接受抗战初教训，把车辆、器材、燃料保护好收藏好，保存实力迎接解放。当时也有亲友劝他，把抗战胜利后买的35部新型号汽车转移香港或新加坡，到那里办一个汽车公司。他丝毫不动心，回答说：“我没有必要再做小动作来拖解放事业的后腿。”他走后，我们兄弟和公司员工一起，着手将马肚底车库里的零配件、轮胎、燃料分别转移到浦南、龙山等地收藏。听说龙岩反动派想先扣车，然后载官员往永定、大埔出广州，我们及时识破，提前放空车回漳州。1949年5、6、7月间，反动派交通警察总队从上海撤退到厦门，在嵩屿美孚油库站劫持25辆汽车，公开讲要把汽车装船运往台湾，我们那些勇敢的司机于9月19日，乘时局最紧张，国民党撤退慌乱之机，把25辆车一辆不差全部驶回漳州保藏起来。还有行驶厦门线的漳浮一、二号船也拖到白水营偏僻海湾角藏起来。就是这样，我们遵照父亲的意愿，千方百计努力保存实力，全公司共有65辆客货车、修车厂、停车站、轮船、码头、驳岸等，全部保留无损，迎来漳州解放。
  父亲到新加坡，亲友们纷纷要求他留下来，可以主持海丰、一丰或大丰公司扩展业务。然而福州已经解放，家叔接到时任省委统战部长彭冲的来信，他以省委名义邀请家父回来参加民主建政。割不断的乡情、友情和半辈子辛勤耕耘的事业，促使他在败兵四处作乱声中，就急忙踏上归途。回到家中顾不上休息，立即到中共第六地委报到，地委将筹办工商联的任务委派给了他。
  工商界的领头雁
  刚刚解放的漳州城，百废待兴，工商界不少人对党和政府心存疑虑，税款收缴不起来，金融秩序也不太好。父亲自1928年就开始当商会长，名气大，办事公正，有一定的号召力。他除了以身作则带头缴税，现身说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外；还按行业成立同业公会，由公会组织各店家自报公议确定当年营业额，以营业额按税率测算税额。经过颇费周折的半年整顿，总算按要求完成应缴的税额，维护了经济秩序。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父亲为提高工商业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组织控诉和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判恐美、崇美思想。发动大家购买爱国公债、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在捐献讨论会上有人吞吞吐吐叫穷，父亲说：“你家饭碗有几只我都清楚，大家尽力而为，不足部分我全包”。于是形成人人积极捐献热潮，全市（今芗城区）捐献飞机一架，其中半架是父亲一人捐献的，他的爱国声誉传扬全省。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丁乃光专员找父亲个别谈话，并指派白佩珩县长（龙溪）到蔡坂村调查取证，听取贫雇农意见，最后县政府作结论，确认蔡竹禅先生买田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非封建剥削。并说解放前退田也是进步、开明措施。尽管如此，当蔡坂村分田划成份时，父亲还是主动下乡向群众做检查，取得贫农会谅解，没有划地主成份。此后他还发动城市工商业者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听贫雇农诉苦，接受阶级教育，克服唯利是图陋习，树立文明经商新风。因此他赢得党和群众的信任，被推选为漳州市首届人民代表、漳州市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当选为漳州市副市长。
  解放初，父亲还从香港带回二千万元投入公路建设。专署建设科专门派干部、工程师，抽调民工支援修路，速度真是一日千里。地方还处在经济恢复的困难时期，公路却已修通到诏安、东山，他几十年没有实现的愿望实现了，心情十分激动。政府、部队抽调民用汽车支前，都是有价交易，这与旧社会官方强征暴敛又是鲜明对比。因此他于1951年底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向省府秘书长石瑛打报告，申请汽车运输公司收归国家经营。他在报告中提到“国民党统治时的旧政府仅有权力，无心也无能办交通，所以民营予以力争；而今是人民当家作主，交通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应该收归国家经营”。1952年10月，省政府批准这一报告，在父亲带动下，漳州汽车运输全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归国营公司赎买。在全省甚至全国开拓了私营工商企业改造的先例，为交通事业足足拼搏了30年的父亲，这时感到十分欣慰。1952年至1953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市场经济萧条，父亲多次组织工商界参加城乡物资交流会，沟通城乡商品交流，活跃了市场。
  建设桑梓献真情
  当上市工商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人以后的父亲，专心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地方建设。土改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提高，耕田面积不断扩大，可是市面上肥料等生产资料不能满足供应，地、市领导为此十分焦急，家父提议通过香港、新加坡的亲友办理进口化肥，平价供应。领导说这真是解决了燃眉之急，立即拍板同意。半年左右新加坡的杨协成兄弟就想方设法通过外轮，分别从厦门、东山运达多批化肥，肥价比毗邻地区低，汕头、同安等地农民也跑来漳州购肥料。
  农村粮食丰收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富饶的漳州平原具有龙眼、荔枝、菠萝等六大名果的特有优势。然而销路不畅，反过来又可能影响生产。因此，父亲根据反映，建议政府办食品罐头厂，以提高农副产品身价，消化剩余产品。当时政府财力不足，他通过新加坡挚友许松山（时任大丰公司董事长、侨汇主持人），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财力问题。那个时候国家尚没有外来投资的法规可循。许松山原是先祖父的学生，出外谋生前曾和父亲合作办华侨钱庄和霞薰饭店。全凭对父亲的信赖，派经理康良才带30万元人民币到漳州办厂，厂址就设在霞薰饭店（今十八分部）旧址，生产出来的水仙牌系列罐头产品均由大丰公司出口代销。大丰还派康两明常驻漳州任罐头厂副厂长。这是现在漳州罐头厂的前身，也是漳州由小手工业生产消费城市向工业化生产城市转化的开始。罐头厂办起来以后，茶叶公会也强烈要求办茶厂，因为当时安溪、华安、长泰、平和、南靖等地茶叶都在漳州集散，被作为下品茶收购，到了汕头一加工就成为上品茶外销，钱都被广东赚去，实在不合算。大茶商张源美、奇苑等都表示要出资金办厂，就地加工直接外销，但找不到场地，父亲就把官园的祖厝无偿献出，改建为茶叶加工场和仓库；同时动员附近胡家大院、梁家祖祠都挤出来办厂。就这样，一个拥有2000平方米面积的茶厂很快就办起来了。这也是现在小坑头漳州茶厂的前身，而原来官园地段那些旧厂房如今已成为市土产公司的职工宿舍。办茶厂之后，父亲又献出菜市路果园，动员亲属蔡谦吉腾出空房，把表亲开的何怡成酱菜店改造成酱油厂，也就是漳州酱油厂的前身。还有华侨中学，也是父亲献出水德官房舍和成片龙眼园地盖起来的。
  此外，父亲还根据党的侨务政策，积极做团结侨胞工作，从而引进了侨汇，引进先进设备，加快家乡建设步伐。老华侨林开德、蔡木豆等回国定居，先在新华东路购民房，由于生活设施落后，没有抽水马桶，住不习惯，父亲就建议他们投资盖华侨新村，他亲自带华侨朋友到处选址，最后选中汉奸黄××那片竹林，经政府批准，用很短的时间就建成生活设施先进新颖、环境优雅的小洋楼群，侨胞侨属住得很舒适开心。消息传到海外后，吸引了更多侨胞陆续回乡定居。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海外赤子真诚关心，回过头来也以捐资支持故乡建设报效桑梓，如侨乡剧场、漳州旅社、华侨羽毛球厂、华侨医院（今芗城区中医院）、市立医院（今芗城医院）等，都是父亲积极做工作，回国华侨捐资建成的。同时还以侨资扩建专区医院，并赠送许多如X光机、无影手术床、救护车、电梯等先进医疗器械，使地、市两级医院的医疗条件大为改善，医术也明显提高。
  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父亲真心实意地参政议政，热心奉献和实干精神，深受各级党政领导的敬重和各界人民群众的拥戴。党十分信任他，委他挑重任，并给他许多荣誉。1951年10月至1953年漳州市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推举他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副市长。1954年至1964年连续五届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都选举他为副市长。1953年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物资交流会，福建省组成一个代表团参加，高盘九副省长任团长，蔡竹禅为副团长。在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时期，全省组织各界人民赴朝慰问团，漳州代表蔡竹禅又担任副团长领队赴朝鲜前沿慰问。福建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父亲就当选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以后又担任龙溪专署副专员；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他到北京参加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接见，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你的帮助支持，你把汽车公司献出来，是全国典范之举。”邓子恢同志也同他握手说：“卅年代起你就为闽西苏区在交通运输上，提供方便，送去许多食盐、药品，你是肝胆相照的诤友。”
  1957年间，父亲在副专员任期内，不幸患脉管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先后送他往福州、上海请最好的医生动手术，精心治疗。在上海，中央统战部安排他在华东医院治疗时，陈嘉庚先生也在那里治病，他们常见面。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林一心还专门陪同父亲去治疗，并主持病情诊断、研究治疗方案。这一些他都很感动，康复后虽然双腿截肢，仍然坚持坐轮椅上班，顽强地孜孜不倦学毛选、读报、批阅文件并出席各种会议。直至1965年冬季，终因旧病复发瘫倒不起，1966年2月27日与世长辞。地、市领导成立治丧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举行隆重追悼仪式。根据本人生前要求，将遗体安葬于云洞岩下蔡坂柯坑村，专员、市长还亲自铲一把热土合墓穴。同年10月，那场空前浩劫开始了，二百多个红卫兵、“赤卫队员”来我家造反，搞所谓六面光，屋梁上的古艺术建筑物被捣毁，祖传的许多珍贵文物散失，主持或参加葬礼的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曾被攻击诬蔑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庆幸的是父亲已远离人世，了无牵挂地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地、市委首先为蔡家落实政策，归还被没收的庭院、花园等，慰藉着至今仍定居海外的130多个亲人们饱受创伤的心。
  改革开放使漳州这座九龙江畔四季常绿的文化古城，变成经济繁荣、高楼群立、百姓富庶的现代化城市，特别是几条高速公路的修建；香港、澳门的回归；个体经营与国营经济同步发展，体现了国家强盛，更令人振奋。父亲要是在天有灵，一定会无比欣喜的。
  纵观父亲的一生，虽然只活了短暂的68个春秋，但是他却办了许多常人办不到的不平常的事。他待人宽厚，对己严谨节俭，虽然是个大企业家，也算当过大官，但从不摆架子，普通平民有困难找他，都乐于行善。凡对国家、民族，对公益事有利的，不惜万金予以争取。可是对自己家庭却一个钱也舍不得乱花，勤俭持家，生活朴素。对我们兄弟姐妹管教也很严，不准我们有丝毫不同于平民百姓子弟的特权。我们当中要是有人书念不好，他会强令去汽车公司学开车或修车，硬是要你掌握一门手艺，以免蜕变为好逸恶劳的纨绔子弟。
  他还是敬老爱幼的楷模，对祖父母十分孝敬，每年他的生日都要炖一只鸡，不是自己吃，而是给先祖母吃，说是“勿忘母生儿之苦”。四十年代中期，汽车行业老前辈孙次典家道中落，一贫如洗，他总是春节亲到孙家拜年。解放前为帮助更多失学青年求学，他创办私立竹溪中学。解放后改造光明戏院，也是他定名为“大众影院”。父亲这些毕生勤奋好学，思想不断更新，既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美德，又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高尚情操，我们铭刻在心，永不忘怀！
  （本文承施淑英补充材料，孙瑾协助整理，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