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1年1月14日，军大2700多名干部、学员从福州出发，2大队分赴闽北的南平、古田、尤溪、沙县、顺昌等县；3大队分赴闽西的长汀、上杭、武平等县；4大队分赴闽南的龙溪、海澄、南靖、平和、华安、长泰等县参加土改剿匪。3大队在大队长阎清泰、政委邵华、政治处主任顾忠的率领下，经过连续几天的乘车与步行（在路况太坏的地段，就得下车步行，如漳州与龙岩交界处坂寮岭，只能下车攀登，靠两脚翻山越岭），直达中外闻名的革命老区龙岩。第二天，龙岩地委、行署召开大会，地委书记伍洪祥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区人民向军大3大队的同志介绍了闽西概况，重点是介绍我们即将前往的上杭、武平、长汀的县情，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去争取胜利。
  1951年1月底，16中队在大队政治处主任顾忠和中队长李景亭、政治指导员张林元的带领下到达长汀县城。在这里，我们参加了欢迎大会，听取了县委书记的报告，了解了长汀的历史与现状。
  长汀县位于闽西山区，与中国革命的红都江西瑞金相毗邻。长汀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斗争；瞿秋白、何叔衡等领导同志在长汀牺牲。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福建省军区、福建省总工会等党政群领导机关都曾设在长汀。在那峥嵘岁月里，长汀有2万多名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解放后，有的成为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1955年，杨成武等13位红军老战士被毛泽东主席授予将军军衔，已离休在漳州的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福建军大政委张日清等，也都是长汀人。1934年冬天，红军长征北上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许多红军家属与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据统计，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6670人。在那漫长的黑夜里，长汀人民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无所畏惧，长期高举红旗，坚持革命斗争，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
  解放初期，虽然地方各级组建了人民政权，县、区（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乡（相当于现在的村）都成立了政府，但是，基层政权不纯洁、不巩固，不少敌对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有的乡村政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地主、恶霸代理人的手里，他们“红皮白心”，表面上是人民干部，内心是为地霸服务，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当时，地方各级都有人民武装部队，地区有警备团，县有县大队，区有区中队，他们都穿军装、带武器，从表面看，除帽子有区别（地方武装戴解放帽，野战部队戴大盖帽）外，其余方面似乎与野战部队没有两样，但是，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一般都不如野战部队强。个别地方的区中队，指挥权甚至落入敌人手中，这些家伙伺机组织叛逃，煽动欺骗不明真相的战士妄图上山。在闽西，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位从野战部队转业到地方任区长的干部，晚上用轻机枪当枕头，当区中队少数人武装叛变时，就提起机枪来扫射。那时候，土匪的活动很猖狂，反动气焰很嚣张，他们扬言：遇到警备团，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遇到县大队、区中队，想办法“吃掉”；遇到野战军就赶快跑。当时，我们军大的干部和学员，头戴大盖帽，衣领两端还分别佩带“华东军大”、“福建分校”的领章，由于领章是繁体字，有人误将“华东军大”倒看成“大军东来”，因而一些敌对分子为之胆寒。土改初期有一阶段，人民政府对待反革命的政策不够严厉，虽然部队剿匪不断取得胜利，但是，社会治安形势并未根本好转，其原因之一是：捉到了匪徒经过教育就释放，可是有的家伙却执迷不悟，顽固不化，释放后又上山为匪，有的反复多次，继续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误解、埋怨我党政策“宽大无边”，有的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纷纷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
  1951年春节期间，有些匪特潜回家里过年。我们军大16中队和陆军步兵259团等兄弟部队，与地方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长汀县城关实行军事戒严，用枪炮封锁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查户口”，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大搜捕，给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经过3昼夜的搜捕，抓到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这次行动中，我就亲自参与捕捉了1个名为县政府的教育科长实为土匪的大队长的坏蛋。事后不久，政府依据政策规定，区分不同情况，对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管制）的管，该放的放，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到处张贴标语：“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从此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
  春节过后，军大16中队开赴长汀县河田区，4分队到三洲乡，住在已外逃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姓戴的团长家里。我们到处侦察了解，想逮住戴团长，可其下落不明，一直没有结果。1994年，我因公出差重返长汀时，据说这个戴团长早就逃往台湾，并已死亡在异乡。
  在我们第1期土改队进村时，群众思想顾虑很大，担心“变天”，历史悲剧重演，广大农民盼望得到土地又害怕。我们军大土改队深入实际，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活动，用敌我力量对比等具体事例，说明目前形势与从前的土地革命时期已完全不同，从而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发动起来后，接着反霸、镇压反革命，划分农村阶级，对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没收、征收，然后将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1951年夏末，16中队在完成了第1期土改剿匪任务后，集中到河田区休整，总结工作经验，部署新的任务。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第2期土改剿匪，任务更艰巨，环境更恶劣。第1期，我们全中队只担负河田区1个区的任务，日常多为分队或小组活动。及至第2期，任务加倍，全中队分担濯田、四都2个区。这时，我被分配到濯田区钟坊乡羊田村，独当一面，带领1名小学教师开展工作。羊田村是个基点村，下属6个自然村，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土匪经常出没，打家劫舍，不时打冷枪，骚扰土地改革。羊田村距离濯田区有50多里，距离钟坊乡也有20里以上，交通闭塞，通讯困难，上下通报只有靠步行送信递条子。那里通往区、乡的道路都是羊肠小道，上上下下，弯弯曲曲，稍一拐弯就不见人影。我在村里或外出，始终枪不离身，而且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战斗。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感谢区队长张宝善对我的关照，他怕我年轻（16岁多）力气小，使用武器不方便，先后给我调换了两次枪支，先是用汉阳造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换去美式“三〇步枪”，后用捷克制的歪把子骑枪换去“中正式”，既轻便又好用。在羊田村，我一直与一位老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常生活极为艰苦，喝的是“人头饭”（很稀很稀的稀饭，端起饭碗时，能在饭碗中看到自己的头影）加臭烂番薯块，配的是“旗子菜”（戏称大片大片的菜叶子，宛如旗子一样），没有油吃还可以，难受的是缺少盐分，以致浑身没力气。记得有个夜晚，我带领几个民兵和农会会员上山伏击土匪，醒来后却发觉自己躺在床上，问明原因后，才知道自己晕倒后被民兵背回来，这与长期没盐吃不无关系。那时候，许多同志都患疟疾，发冷发烧，头痛口渴，脸黄肌瘦，我也不例外。军医、卫生员不断分发“阿的平”给同志们作为备用的常用药。这种药品除药用外，还给我们带来方便：有一次，乡政府要制作一面国旗，买到了红布后却买不到黄布，我们就将“阿的平”碾碎溶解为液体，把白布染成黄色，剪成黄五星，制成了国旗。
  在那暴风骤雨的日子里，尽管任务繁重，生活艰苦，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不怕苦、不怕死，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夜以继日地工作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没收、征收土地与分配阶段，更是紧张得很，有时3～5天也没能合上一次眼，疲惫不堪。我曾与一位同志用算盘计算土地面积时，一个人念数字，一个人打算盘，有时一个人打瞌睡了，另一个人还在念（或在打），醒来后彼此都不知道已计算到什么地方，因而不得不重来一遍。在福州临出发前，我曾给家里寄了一封简信，告诉家里自己即将去闽西执行任务。到闽西后，有8个月时间我未与家里写过信，有的敌特分子造谣说：“到闽西去的解放军，都被土匪杀光了。”因此，我的母亲经常以泪洗脸，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军民鱼水情。“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军队离开了人民，也必然寸步难行。最令人感动的是，1951年冬，当军大土改队完成任务回校前夕，翻了身的农民得知我们即将撤离时，几天前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们向部队、向地方上级领导强烈要求把军大土改队留下，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建设新农村。
  16中队4分队撤出乡村的那天，广大群众早早就等候在道路两旁，农会、民兵、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列队夹道，手举五颜六色的小彩旗，热情欢送。当我们扛起枪杆、背起被包上路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群中不断高呼：“热烈欢送劳苦功高的土改队！”“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在欢送的队伍中，有人默默无言，心情难过；有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还有人抱着土改队员不让走。许多人一直送了好几十里，任你怎么劝阻也不回头..。这种热烈感人的场面，在和平时期是很少见的。
  据史料记载，军大3大队在闽西3个县2期土改中，先后帮助17个区、147个乡、543个自然村的26万户农民分得土地27万多亩、耕牛175头、房屋13500余间、农具6594件、粮食34000余斤。土改后，地主占有耕地（除山林外）由人均4.8亩降至1.7亩，而雇农则由人均0.16亩、贫农由人均0.81亩增至2.09亩，中农由人均1.5亩增至2.21亩，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51年11月初，我们16中队返校后，住在福州郊区塘池村的一座大庙里，开始紧张的土改鉴定工作。前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提前毕业，被上级个别选调去第10兵团干部管理部（后改为干部部）工作，从此结束了军大生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去50年，弹指一挥间。“人生易老天难老”，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昔日只有十几二十岁、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如今都已是年逾花甲或已至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虽然我们在军大生活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学校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在我们的脑子里却深深地扎下了根。军大生活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军大毕业学员，服从革命需要，分配到全军各军兵种。50年来，绝大多数同志参加过暴风骤雨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部分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有的还参加了中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有的同志沙场浴血，有的同志长眠边疆。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哪里没有军大学员的汗水和足迹？50年来，道路坎坷，尤其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这批在旧社会就学的知识青年，不少人遭受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冤屈，然而，他们信仰不变，坚持真理，不论在军队、在地方，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军大学员都经受磨炼、饱经风霜，绝大多数同志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心甘情愿地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成为军内外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今天，军大学员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曾经把人生最珍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我们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