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0年9月2日，军大在漳州录取的300多名新生（内有30多名女生），由招生办事处的干部率领到漳州中山公园集中，分乘10多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缴获的“战利品”——美制敞蓬10轮大卡车，每区队1辆。男学员分别编入3大队16、17两个中队，女学员到校后编入2大队女生中队。在中山公园欢送的人群中，多数人欢歌笑语，少数人泪流满面，其中有新学员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有个别瞒着家人来报到，被亲属发现后要强制其回家的。下午，在一片欢呼声和鞭炮声中，浩浩荡荡的车队缓缓地开出中山公园，新学员高唱着“到台湾去！到台湾去！..”的歌曲，怀着既激动又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生育我们的故乡漳州。
  解放初期，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还很猖狂，不时进入沿海上空轰炸、扫射，白天行车不安全，随时都有遭空袭的危险，只有早晚和夜间行车才比较稳妥。当时的公路路况很糟，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行车好象扭秧歌，人在车上颠簸得很，坐车并不比走路舒服多少，沿途常可看到工人在维修。一路上，我们不断地高唱《军大校歌》、《解放军军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估计当时的车速每小时在20公里左右，至9月2日天黑时分，我们满身灰尘地抵达同安县角美镇（现属龙海市），夜宿在一所学校里。约过了两三天才到达泉州，各单位分别借住地方校舍和群众家里。
  上级决定我们在泉州休整一星期。在这里，组织领导上开始对我们开展集体的、个别的稳定思想情绪和军纪、校风的初步教育。上课听讲，个别谈心，内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上级规定不准个人单独外出，若要外出须经请假批准并有2人同行。在此期间，军大文工队为我们演出了大型歌剧《赤叶河》，大家看了很受教育，在谈观后感的讨论中，普遍认为我们参加军大干革命这条路走对了，决心要打倒封建老财。离开泉州前，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解放军的“三不走”精神：东西不还不走，地不扫不走，水缸不满不走，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50年9月13日深夜，天上没有月亮，在我们行军路上没有照明，16中队全体人员在福州市郊白鹭岭附近下车，大多数同志都昏昏沉沉，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田间小道步行到凤冠村。我们4分队住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因为乘车、步行，长途跋涉，个个都已疲惫不堪，所以顾不了蚊子咬、空气闷，整理了简易的铺盖后，就卧地而眠。
  军大校部设在福州仓山爱国路，有几幢略为像样的房子；各大队分散驻在仓山郊区，没有固定的营房；各中队几乎都分散在农村，借住民房或庙宇。但是，军大各级干部的配备都相当强，德才兼备资历深。校首长和大队领导，多数是土地革命时期入伍的老红军；多数中队干部是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八路、新四军指战员；区队干部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他们为驱逐日寇、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了功勋，几乎都参加过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在他们的胸前佩挂着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军大相当于军一级编制，大队、中队、区队3级，分别相当于团、连、排一级。但各级干部的配备，一般都高配一级。因为他们要领导教育、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受教育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工农群众，而是从中学至大学的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
  到福州后，我们在驻地大搞环境卫生，修铺乡村道路，在果树下修建早操的跑道，日常作息逐步走上正规化。每天凌晨，一听到军号声和哨音，就赶快起床，整理内务（有时打被包），集合跑步，一天的紧张生活开始了。当时，物质生活还相当艰苦，按现在的人民币计算，每人每月的津贴费2元，每天的伙食费只有2角左右。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同吃一口大锅饭，通常每餐只有连菜带汤的一样菜，除饭管饱外，菜是由各分队的值日生去领取。大地就是我们的饭桌，十几个人蹲在地上围绕着一盆菜用餐。不过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如偶尔吃馒头配红烧肉，有时星期日，4排（司务排）分发猪肉、面粉、蔬菜、木柴等给各分队，让他们到群众家去包饺子，大家动手，分工合作，美食一顿，别有风味。中队的经济生活讲民主，除定期公布伙食帐目、召开会议征求伙食意见外，每天都要轮流派出2名学员参加4排活动，1名跟司务长上街帮助、监督买菜，1名到伙房帮厨、监厨。
  1950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早，10月1日是国庆一周年，我们早就穿上了棉衣，赶到仓山林森公园（后改为人民公园）参加庆祝大会，接受校长叶飞检阅，表演文艺节目。大会以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仓山走过闽江大桥，沿南台“8·17南路”走到南门兜，返回驻地时已是下半夜。据说当年储存棉花的军需仓库被敌特纵火烧毁，这年冬天，我们只领到一公斤的皮棉当棉絮，缝到棉套里没睡几天，被子就开了“天窗”。幸好我们住小房子睡统铺，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过夜。那时候，福州周围山顶上积雪茫茫，我们驻地池塘上也结冰。每天清晨，我们破冰洗漱，洗后满脸通红，耳、鼻部位被冻得尤为难受。但是，上级对学员的卫生防病工作还是重视的，定期给大家注射预防针，组织学员到南台南星澡堂集体洗温泉澡。
  军大这所特殊的军事院校，既没有营房，又没有课堂，全校几千人听报告、开大会，通常是借用英华中学（后改为福州高级中学）的大操场。3大队的大课堂设在龙潭角的一家锯木厂。初期，我们听课都是席地而坐，膝盖就是课桌，后来，学校才发给每人一张小板凳。即使这样，大家也都努力学习，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热烈讨论，积极发言，提高认识。记得有次学习，我就“坦白”了自己多报两岁多入学的动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担心军大不接收我。
  军大生活既紧张、严肃，又团结、活泼，每天的课程都安排得很满、很紧。纪律严格，“一切行动听指挥”，几乎没有个人单独活动的余地。但是，同志之间以诚相见，生活会上，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讲情面；讨论会中，各抒己见，经常争论得脸红耳赤，事后又心平气静，和气如初。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也很突出，课余时间和假节日常要派公差勤务，如外出搬运大米、木柴、助民劳动等，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干，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愿在家留守。若有病号，同志们请医送药，问寒问暖，伙房给做“病号饭”。凡是中队、大队以至全校集合在一起，必然是大唱革命歌曲，单位之间你拉我、我拉你，嘹亮的歌声此起彼落，一浪高过一浪。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大家都感到温暖、亲切。
  1950年11月7日，军大在南台大罗天戏院（后来被蒋机炸毁）举行开学典礼，10兵团和军大首长叶飞、刘培善、张日清、程坤源等到会讲了话。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美帝侵略。记得有位领导在报告中说：“我们热爱和平，但不害怕战争..。”博得了全场好几千人热烈的掌声。典礼完毕，10兵团京剧团演出了京剧《九件衣》，使观众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阶级教育。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第7舰队随之入侵台湾海峡，阻挠我军解放台湾，因此，我们“到台湾去”的愿望一时也难以实现。是年冬天，党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为了巩固政权，发动群众，增加生产，支援前线，福建省委和10兵团党委决定：军大参加全省土改。我们在学习《社会发展史》后，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明确“目前形势与任务”，紧接着学习有关土改的法规与政策。1951年1月上旬，福建省委农工部长江一真、省委书记张鼎丞先后给我们作了报告，介绍省情，动员土改；同时，闽侯县有一个仇大冤深的苦主，拿着血衣向我们控诉了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惨景，同志们情绪激昂，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封建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等口号。过了几天，军大的干部和学员纷纷踏上新的征途，向闽西、闽南、闽北进发，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剿匪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