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军大，这是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2000年9月，是华东军大福建分校第二期学员入校50周年的日子。我是福建军大二期3大队16中队2区队4分队的学员。自从投笔从戎、入校学习至土改剿匪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由一个普通的小知识青年，逐步成长为一名基本合格的革命战士。虽然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但是，军大这所“抗大”式的军事学府——革命的熔炉、红色的学校，至今依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脑际。我怀念军大发扬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继承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一批革命战士。
  投笔从戎
  我的故乡在闽南的灵通山下——平和县大溪镇豪林村。1949年农历八月初七，正是大溪的墟日，周边百把十里的广东大埔、饶平，诏安官陂、霞葛，平和安厚、壶嗣（现后时）等地的许多男女老少，都云集到大溪赶墟，农贸交易，热闹非凡。就在这天上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粤赣游击队下山解放了大溪，使生活在漫漫长夜、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从此见到了太阳。次日，我与陈焕魁、叶凌襄、叶万忍等同志商议窠林小学开学事宜，当即书写、张贴了开学通知，不几天学校就正式上课。这时，我是一个小学教师。
  窠林小学是人民政府公办的一所学校，校址设在豪林村的一间祠堂里，距离我家只有100多米。解放初期，全校全日制的学生只有40多名，分为4个班级。此外，还开设了妇女班，每天下午，老师教她们识字、唱歌和跳舞。
  我初当小教时还不到15周岁，由于家境贫寒、营养不良，我体格清瘦、身高只有150多厘米、体重也不过40公斤左右，有的学生长得比我还高。尽管当年的物质待遇很低，不论校长或教员，每人每月只有7.5公斤的谷子补贴，平均每天还不到4市两大米，连喝稀饭的粮食也不够，别的什么补贴都没有。但是，因在本乡本土工作，加之年轻人的热情与责任感，教师们仍然尽心尽力，把自己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
  1950年7月2日，《福建日报》第4版上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福建分校第二期招生简章》，兼任校长是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张日清。《简章》第一条明确指出招生的宗旨是：“以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人才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工作干部（本期为培养台湾工作干部）为目的。”投考资格为：“凡有志愿于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及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最优秀青年，具备下列条件者均得投考：1、品行端正、思想纯洁、愿为人民服务者；2、具有初中以上或同等程度者；3、年龄：男生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女生18岁以上23岁以下（孕妇及带小孩者不收）；4、身体健康无痼疾及不良嗜好者；5、能说普通话及闽南方言，愿服从分配工作者。”本期招生名额为3千名。报考时需缴验学业证书或区以上人民政府、革命团体负责人签署之介绍信；缴1寸半身脱帽正面相片2张、报名费1千元（旧币，新币为1角）；填具本人出身履历表。考试科目有：国文、政治常识、数学、自然科学、口试等，并需体格检查。《简章》上还明确说明待遇：“未入学前一切膳宿均由本人自备，本校概不招待；经考试录取者，入学后一律按照人民解放军待遇水准由本校供给之。学习期满后考试成绩合格者，一律由本校按照需要分配工作。”
  1950年8月10日前后，我与同乡同学江乃伍、叶沧浪等十多人，从平和大溪步行出发，夜宿安厚，第二天又爬山越岭，走羊肠小道，赶到小溪镇，与县政府联系办理抵漳报考军大的手续后，从小溪搭小船沿江而下。由于江水不大，水流慢、河床浅，因而有时我们不得不用竹竿帮助船老大撑驶，甚至下船紧靠船帮用肩膀和双手推进船身。经过两个多昼夜的船上生活，我们终于到达了军大漳州招生办事处。
  军大漳州招生办事处设在龙溪师范里。我报考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问我：“你是不是学生出身？有没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我请他审阅证明材料及有关手续。不过这也难怪人家，因为我是贫农的儿子，刚刚忙过收割早稻、扦插番薯，风吹日晒，皮肤黝黑，身体本来就不强壮，这时比以前更加消瘦。办事人员对我的材料验证无疑后，遂准予我参加考试。
  1950年8月20日，漳州地区近千名考生（有一部分是龙岩地区的考生，因为龙岩未设招生办事处和考场）按指定考室进入考场。站在各考室门口维持秩序、担负警戒任务的，是手持日制的“三八式”步枪的解放军战士。按照规定科目和计划进度，经过2天的笔试，第3天转入口试与体检。口试时，主考官用闽南方言提问考生，并要求考生也用闽南方言回答问题，如果你不会听、不会讲闽南话语，就很难通过这一关口。可能是当时的仪器设备限制和时间紧迫之故，体检过程比较简单，除了五官科一般项目检测，军医（或卫生员）目测、听诊外，似乎没有血检、尿检和X光透视。通过笔试、口试和体检，几天后就在龙溪师范校内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漳州地区共有300多名考生录取，我名列其中。8月底，我高高兴兴地到指定地点——原崇正中学（现漳州三中）报到，被编入华东军大福建分校3大队16中队2区队4分队，成为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一员。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一穿上军装，竟在军营里生活了26个春秋。
  入校学习
  1950年9月2日，军大在漳州录取的300多名新生（内有30多名女生），由招生办事处的干部率领到漳州中山公园集中，分乘10多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缴获的“战利品”——美制敞蓬10轮大卡车，每区队1辆。男学员分别编入3大队16、17两个中队，女学员到校后编入2大队女生中队。在中山公园欢送的人群中，多数人欢歌笑语，少数人泪流满面，其中有新学员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有个别瞒着家人来报到，被亲属发现后要强制其回家的。下午，在一片欢呼声和鞭炮声中，浩浩荡荡的车队缓缓地开出中山公园，新学员高唱着“到台湾去！到台湾去！..”的歌曲，怀着既激动又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生育我们的故乡漳州。
  解放初期，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还很猖狂，不时进入沿海上空轰炸、扫射，白天行车不安全，随时都有遭空袭的危险，只有早晚和夜间行车才比较稳妥。当时的公路路况很糟，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行车好象扭秧歌，人在车上颠簸得很，坐车并不比走路舒服多少，沿途常可看到工人在维修。一路上，我们不断地高唱《军大校歌》、《解放军军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估计当时的车速每小时在20公里左右，至9月2日天黑时分，我们满身灰尘地抵达同安县角美镇（现属龙海市），夜宿在一所学校里。约过了两三天才到达泉州，各单位分别借住地方校舍和群众家里。
  上级决定我们在泉州休整一星期。在这里，组织领导上开始对我们开展集体的、个别的稳定思想情绪和军纪、校风的初步教育。上课听讲，个别谈心，内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上级规定不准个人单独外出，若要外出须经请假批准并有2人同行。在此期间，军大文工队为我们演出了大型歌剧《赤叶河》，大家看了很受教育，在谈观后感的讨论中，普遍认为我们参加军大干革命这条路走对了，决心要打倒封建老财。离开泉州前，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解放军的“三不走”精神：东西不还不走，地不扫不走，水缸不满不走，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50年9月13日深夜，天上没有月亮，在我们行军路上没有照明，16中队全体人员在福州市郊白鹭岭附近下车，大多数同志都昏昏沉沉，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田间小道步行到凤冠村。我们4分队住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因为乘车、步行，长途跋涉，个个都已疲惫不堪，所以顾不了蚊子咬、空气闷，整理了简易的铺盖后，就卧地而眠。
  军大校部设在福州仓山爱国路，有几幢略为像样的房子；各大队分散驻在仓山郊区，没有固定的营房；各中队几乎都分散在农村，借住民房或庙宇。但是，军大各级干部的配备都相当强，德才兼备资历深。校首长和大队领导，多数是土地革命时期入伍的老红军；多数中队干部是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八路、新四军指战员；区队干部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他们为驱逐日寇、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了功勋，几乎都参加过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在他们的胸前佩挂着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军大相当于军一级编制，大队、中队、区队3级，分别相当于团、连、排一级。但各级干部的配备，一般都高配一级。因为他们要领导教育、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受教育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工农群众，而是从中学至大学的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
  到福州后，我们在驻地大搞环境卫生，修铺乡村道路，在果树下修建早操的跑道，日常作息逐步走上正规化。每天凌晨，一听到军号声和哨音，就赶快起床，整理内务（有时打被包），集合跑步，一天的紧张生活开始了。当时，物质生活还相当艰苦，按现在的人民币计算，每人每月的津贴费2元，每天的伙食费只有2角左右。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同吃一口大锅饭，通常每餐只有连菜带汤的一样菜，除饭管饱外，菜是由各分队的值日生去领取。大地就是我们的饭桌，十几个人蹲在地上围绕着一盆菜用餐。不过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如偶尔吃馒头配红烧肉，有时星期日，4排（司务排）分发猪肉、面粉、蔬菜、木柴等给各分队，让他们到群众家去包饺子，大家动手，分工合作，美食一顿，别有风味。中队的经济生活讲民主，除定期公布伙食帐目、召开会议征求伙食意见外，每天都要轮流派出2名学员参加4排活动，1名跟司务长上街帮助、监督买菜，1名到伙房帮厨、监厨。
  1950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早，10月1日是国庆一周年，我们早就穿上了棉衣，赶到仓山林森公园（后改为人民公园）参加庆祝大会，接受校长叶飞检阅，表演文艺节目。大会以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仓山走过闽江大桥，沿南台“8·17南路”走到南门兜，返回驻地时已是下半夜。据说当年储存棉花的军需仓库被敌特纵火烧毁，这年冬天，我们只领到一公斤的皮棉当棉絮，缝到棉套里没睡几天，被子就开了“天窗”。幸好我们住小房子睡统铺，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过夜。那时候，福州周围山顶上积雪茫茫，我们驻地池塘上也结冰。每天清晨，我们破冰洗漱，洗后满脸通红，耳、鼻部位被冻得尤为难受。但是，上级对学员的卫生防病工作还是重视的，定期给大家注射预防针，组织学员到南台南星澡堂集体洗温泉澡。
  军大这所特殊的军事院校，既没有营房，又没有课堂，全校几千人听报告、开大会，通常是借用英华中学（后改为福州高级中学）的大操场。3大队的大课堂设在龙潭角的一家锯木厂。初期，我们听课都是席地而坐，膝盖就是课桌，后来，学校才发给每人一张小板凳。即使这样，大家也都努力学习，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热烈讨论，积极发言，提高认识。记得有次学习，我就“坦白”了自己多报两岁多入学的动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担心军大不接收我。
  军大生活既紧张、严肃，又团结、活泼，每天的课程都安排得很满、很紧。纪律严格，“一切行动听指挥”，几乎没有个人单独活动的余地。但是，同志之间以诚相见，生活会上，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讲情面；讨论会中，各抒己见，经常争论得脸红耳赤，事后又心平气静，和气如初。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也很突出，课余时间和假节日常要派公差勤务，如外出搬运大米、木柴、助民劳动等，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干，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愿在家留守。若有病号，同志们请医送药，问寒问暖，伙房给做“病号饭”。凡是中队、大队以至全校集合在一起，必然是大唱革命歌曲，单位之间你拉我、我拉你，嘹亮的歌声此起彼落，一浪高过一浪。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大家都感到温暖、亲切。
  1950年11月7日，军大在南台大罗天戏院（后来被蒋机炸毁）举行开学典礼，10兵团和军大首长叶飞、刘培善、张日清、程坤源等到会讲了话。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美帝侵略。记得有位领导在报告中说：“我们热爱和平，但不害怕战争..。”博得了全场好几千人热烈的掌声。典礼完毕，10兵团京剧团演出了京剧《九件衣》，使观众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阶级教育。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第7舰队随之入侵台湾海峡，阻挠我军解放台湾，因此，我们“到台湾去”的愿望一时也难以实现。是年冬天，党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为了巩固政权，发动群众，增加生产，支援前线，福建省委和10兵团党委决定：军大参加全省土改。我们在学习《社会发展史》后，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明确“目前形势与任务”，紧接着学习有关土改的法规与政策。1951年1月上旬，福建省委农工部长江一真、省委书记张鼎丞先后给我们作了报告，介绍省情，动员土改；同时，闽侯县有一个仇大冤深的苦主，拿着血衣向我们控诉了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惨景，同志们情绪激昂，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封建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等口号。过了几天，军大的干部和学员纷纷踏上新的征途，向闽西、闽南、闽北进发，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剿匪斗争。
  土改剿匪
  1951年1月14日，军大2700多名干部、学员从福州出发，2大队分赴闽北的南平、古田、尤溪、沙县、顺昌等县；3大队分赴闽西的长汀、上杭、武平等县；4大队分赴闽南的龙溪、海澄、南靖、平和、华安、长泰等县参加土改剿匪。3大队在大队长阎清泰、政委邵华、政治处主任顾忠的率领下，经过连续几天的乘车与步行（在路况太坏的地段，就得下车步行，如漳州与龙岩交界处坂寮岭，只能下车攀登，靠两脚翻山越岭），直达中外闻名的革命老区龙岩。第二天，龙岩地委、行署召开大会，地委书记伍洪祥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区人民向军大3大队的同志介绍了闽西概况，重点是介绍我们即将前往的上杭、武平、长汀的县情，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去争取胜利。
  1951年1月底，16中队在大队政治处主任顾忠和中队长李景亭、政治指导员张林元的带领下到达长汀县城。在这里，我们参加了欢迎大会，听取了县委书记的报告，了解了长汀的历史与现状。
  长汀县位于闽西山区，与中国革命的红都江西瑞金相毗邻。长汀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斗争；瞿秋白、何叔衡等领导同志在长汀牺牲。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福建省军区、福建省总工会等党政群领导机关都曾设在长汀。在那峥嵘岁月里，长汀有2万多名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解放后，有的成为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1955年，杨成武等13位红军老战士被毛泽东主席授予将军军衔，已离休在漳州的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福建军大政委张日清等，也都是长汀人。1934年冬天，红军长征北上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许多红军家属与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据统计，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6670人。在那漫长的黑夜里，长汀人民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无所畏惧，长期高举红旗，坚持革命斗争，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
  解放初期，虽然地方各级组建了人民政权，县、区（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乡（相当于现在的村）都成立了政府，但是，基层政权不纯洁、不巩固，不少敌对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有的乡村政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地主、恶霸代理人的手里，他们“红皮白心”，表面上是人民干部，内心是为地霸服务，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当时，地方各级都有人民武装部队，地区有警备团，县有县大队，区有区中队，他们都穿军装、带武器，从表面看，除帽子有区别（地方武装戴解放帽，野战部队戴大盖帽）外，其余方面似乎与野战部队没有两样，但是，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一般都不如野战部队强。个别地方的区中队，指挥权甚至落入敌人手中，这些家伙伺机组织叛逃，煽动欺骗不明真相的战士妄图上山。在闽西，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位从野战部队转业到地方任区长的干部，晚上用轻机枪当枕头，当区中队少数人武装叛变时，就提起机枪来扫射。那时候，土匪的活动很猖狂，反动气焰很嚣张，他们扬言：遇到警备团，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遇到县大队、区中队，想办法“吃掉”；遇到野战军就赶快跑。当时，我们军大的干部和学员，头戴大盖帽，衣领两端还分别佩带“华东军大”、“福建分校”的领章，由于领章是繁体字，有人误将“华东军大”倒看成“大军东来”，因而一些敌对分子为之胆寒。土改初期有一阶段，人民政府对待反革命的政策不够严厉，虽然部队剿匪不断取得胜利，但是，社会治安形势并未根本好转，其原因之一是：捉到了匪徒经过教育就释放，可是有的家伙却执迷不悟，顽固不化，释放后又上山为匪，有的反复多次，继续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误解、埋怨我党政策“宽大无边”，有的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纷纷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
  1951年春节期间，有些匪特潜回家里过年。我们军大16中队和陆军步兵259团等兄弟部队，与地方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长汀县城关实行军事戒严，用枪炮封锁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查户口”，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大搜捕，给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经过3昼夜的搜捕，抓到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这次行动中，我就亲自参与捕捉了1个名为县政府的教育科长实为土匪的大队长的坏蛋。事后不久，政府依据政策规定，区分不同情况，对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管制）的管，该放的放，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到处张贴标语：“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从此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
  春节过后，军大16中队开赴长汀县河田区，4分队到三洲乡，住在已外逃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姓戴的团长家里。我们到处侦察了解，想逮住戴团长，可其下落不明，一直没有结果。1994年，我因公出差重返长汀时，据说这个戴团长早就逃往台湾，并已死亡在异乡。
  在我们第1期土改队进村时，群众思想顾虑很大，担心“变天”，历史悲剧重演，广大农民盼望得到土地又害怕。我们军大土改队深入实际，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活动，用敌我力量对比等具体事例，说明目前形势与从前的土地革命时期已完全不同，从而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发动起来后，接着反霸、镇压反革命，划分农村阶级，对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没收、征收，然后将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1951年夏末，16中队在完成了第1期土改剿匪任务后，集中到河田区休整，总结工作经验，部署新的任务。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第2期土改剿匪，任务更艰巨，环境更恶劣。第1期，我们全中队只担负河田区1个区的任务，日常多为分队或小组活动。及至第2期，任务加倍，全中队分担濯田、四都2个区。这时，我被分配到濯田区钟坊乡羊田村，独当一面，带领1名小学教师开展工作。羊田村是个基点村，下属6个自然村，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土匪经常出没，打家劫舍，不时打冷枪，骚扰土地改革。羊田村距离濯田区有50多里，距离钟坊乡也有20里以上，交通闭塞，通讯困难，上下通报只有靠步行送信递条子。那里通往区、乡的道路都是羊肠小道，上上下下，弯弯曲曲，稍一拐弯就不见人影。我在村里或外出，始终枪不离身，而且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战斗。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感谢区队长张宝善对我的关照，他怕我年轻（16岁多）力气小，使用武器不方便，先后给我调换了两次枪支，先是用汉阳造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换去美式“三〇步枪”，后用捷克制的歪把子骑枪换去“中正式”，既轻便又好用。在羊田村，我一直与一位老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常生活极为艰苦，喝的是“人头饭”（很稀很稀的稀饭，端起饭碗时，能在饭碗中看到自己的头影）加臭烂番薯块，配的是“旗子菜”（戏称大片大片的菜叶子，宛如旗子一样），没有油吃还可以，难受的是缺少盐分，以致浑身没力气。记得有个夜晚，我带领几个民兵和农会会员上山伏击土匪，醒来后却发觉自己躺在床上，问明原因后，才知道自己晕倒后被民兵背回来，这与长期没盐吃不无关系。那时候，许多同志都患疟疾，发冷发烧，头痛口渴，脸黄肌瘦，我也不例外。军医、卫生员不断分发“阿的平”给同志们作为备用的常用药。这种药品除药用外，还给我们带来方便：有一次，乡政府要制作一面国旗，买到了红布后却买不到黄布，我们就将“阿的平”碾碎溶解为液体，把白布染成黄色，剪成黄五星，制成了国旗。
  在那暴风骤雨的日子里，尽管任务繁重，生活艰苦，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不怕苦、不怕死，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夜以继日地工作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没收、征收土地与分配阶段，更是紧张得很，有时3～5天也没能合上一次眼，疲惫不堪。我曾与一位同志用算盘计算土地面积时，一个人念数字，一个人打算盘，有时一个人打瞌睡了，另一个人还在念（或在打），醒来后彼此都不知道已计算到什么地方，因而不得不重来一遍。在福州临出发前，我曾给家里寄了一封简信，告诉家里自己即将去闽西执行任务。到闽西后，有8个月时间我未与家里写过信，有的敌特分子造谣说：“到闽西去的解放军，都被土匪杀光了。”因此，我的母亲经常以泪洗脸，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军民鱼水情。“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军队离开了人民，也必然寸步难行。最令人感动的是，1951年冬，当军大土改队完成任务回校前夕，翻了身的农民得知我们即将撤离时，几天前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们向部队、向地方上级领导强烈要求把军大土改队留下，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建设新农村。
  16中队4分队撤出乡村的那天，广大群众早早就等候在道路两旁，农会、民兵、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列队夹道，手举五颜六色的小彩旗，热情欢送。当我们扛起枪杆、背起被包上路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群中不断高呼：“热烈欢送劳苦功高的土改队！”“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在欢送的队伍中，有人默默无言，心情难过；有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还有人抱着土改队员不让走。许多人一直送了好几十里，任你怎么劝阻也不回头..。这种热烈感人的场面，在和平时期是很少见的。
  据史料记载，军大3大队在闽西3个县2期土改中，先后帮助17个区、147个乡、543个自然村的26万户农民分得土地27万多亩、耕牛175头、房屋13500余间、农具6594件、粮食34000余斤。土改后，地主占有耕地（除山林外）由人均4.8亩降至1.7亩，而雇农则由人均0.16亩、贫农由人均0.81亩增至2.09亩，中农由人均1.5亩增至2.21亩，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51年11月初，我们16中队返校后，住在福州郊区塘池村的一座大庙里，开始紧张的土改鉴定工作。前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提前毕业，被上级个别选调去第10兵团干部管理部（后改为干部部）工作，从此结束了军大生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去50年，弹指一挥间。“人生易老天难老”，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昔日只有十几二十岁、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如今都已是年逾花甲或已至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虽然我们在军大生活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学校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在我们的脑子里却深深地扎下了根。军大生活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军大毕业学员，服从革命需要，分配到全军各军兵种。50年来，绝大多数同志参加过暴风骤雨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部分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有的还参加了中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有的同志沙场浴血，有的同志长眠边疆。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哪里没有军大学员的汗水和足迹？50年来，道路坎坷，尤其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这批在旧社会就学的知识青年，不少人遭受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冤屈，然而，他们信仰不变，坚持真理，不论在军队、在地方，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军大学员都经受磨炼、饱经风霜，绝大多数同志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心甘情愿地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成为军内外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今天，军大学员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曾经把人生最珍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我们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