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这么一来，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同时，即抓紧组织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亲自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磋商，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同时，组织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十大城市。6月11日，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反复协商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政协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委会人选。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勤政殿举行首次全会，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16日晚上，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宣告成立，决定下设6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政协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组负责起草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选为第三组组长。他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他在勤政殿足足花了一星期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再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其他各组也分别进行紧张的小组讨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光辉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名著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成为后来的《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名著精神，经常在报告会上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亲自向民主人士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同在野党互相争斗、互相交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都要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而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的报告，给对解放区情况和党的基本政策不甚了解的一些民主人士释掉疑虑，起了很大作用。
  7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之前，周恩来在这干事会上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说人民政协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政治协商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还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党员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周恩来这些讲话，不仅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而且解除了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民主人士认识到长期合作是党同党外人士关系的根本方针，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仍然是要他们的。
  自6月16日起至9月20日止，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八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常委会对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均为草案，简称“立国三大法”）和政协代表名单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周恩来在第四次常委会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提出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他说，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这一建议正式通过，由全会决定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直延续至今。
  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周恩来成为大忙人，这里谈话，那里报告，忙得不亦乐乎。他曾经到北京饭店向参加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不仅阐述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这三个立国大法的要点，而且明确地说明政协的性质、任务及其政协代表组成的依据。这就给尔后顺利地通过立国三大法和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协商政协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严肃又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事先也做很多准备工作。这个工作经过自上而下、从下而上的反复协商三个多月，终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获得通过。这项系统工程的竣工，表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系统工程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家。
  获得通过的参加政协单位、名额和名单，共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其中前四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名，候补代表77名；第五类特邀代表75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计662人。中央统战部经过中央组织部及有关单位反复研究，把参加政协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一本很厚的资料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看了，很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他的风趣话，表露他看到全国人民大合作、大团结的喜悦心情。
  政协阵容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义革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其中包括工农青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解放军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同时包括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办过好事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参加政协会议。在特邀代表中有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共的亲密战友、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还有戊戌变法主要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司法总长江庸，有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和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龙云、傅作义等等。这表明政协代表具有极其广泛性，是有利于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过，那时候有个工作疏漏，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它“单位”中有齐燕铭、罗常培等满族代表，但群众不知道）。名单公布后，北京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政协代表名单的广泛性与其严肃性相结合。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14个（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10个民主党派外，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至于对民主运动作过贡献的“小民革”在9月17日自愿宣布结束，其领导人大部分在各民主党派、团体及区域代表中被推举为代表。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则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且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广泛性，作具体分析处理。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有过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例如民社党革新派的汪世铭、沙彦楷，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昊明，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为特邀代表参加政协的。
  在参加政协代表662人中，共产党员只占约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这种代表比例，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实现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中国。当时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组织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体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但共产党也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民主党派占有名额的比重（占30％）是很大的。所以，他们也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