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在庆祝建立新中国、成立全国政协50周年来临的日子里，我回想起周恩来为召开新政协、协商大政、擘划开国而日以继夜地呕心沥血工作的往事。当时，我先后任中央城工部秘书处长、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政协会议时任党组秘书处处长，经常要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闻见较多，往事历历。记要于下：
  部署迎接民主人士北上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胜利结束转战陕北后，来到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又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战场的反蒋斗争。同时，受命负责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亲自布置迎接各地民主人士到解放区。
  当时，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面反攻，消灭了大量敌军，解放了许多城市，距西柏坡只百余里的石家庄也获得解放。蒋管区的民主运动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迅速发展，形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新中国的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中央研究了全国形势后，于4月30日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响亮地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央的号召反映民心，切合时宜，迅速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烈响应。于是，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进行。
  7月底，周恩来致电上海、香港地下党组织和华北局准备安全接送沪、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立即和在港的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作周密研究，安全接送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周恩来拟定了邀请的港、沪和长江以南地区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名单77人，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他在给中共香港分局并钱之光、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指出，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钱之光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分批护送在港的民主人士，由负责同志陪同上船，并派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第一批由港北上的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乃器等人，于9月29日安抵哈尔滨。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第二批是搭乘一艘挂挪威国旗的轮船，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曹孟君、韩练成等人。轮船在大东沟停泊，东北局负责同志前去迎接，经安东（今丹东）转抵哈尔滨。第三批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梅龚彬、孙起孟等30余人，是人数较多的一批，于12月26日离港，1949年1月7日才到达大连。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到大连迎接。第四批是3月14日出发的，有黄炎培、俞寰澄、盛丕华等人。这时，天津、北平已告解放，他们便在天津上岸，25日到北平，董必武、李维汉等到火车站迎接。至此，接送留港的民主人士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在护送留港的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周恩来精密布置，谨慎行事，巧妙安排，做到万无一失。第一、二批民主人士安全离开香港后，周恩来特意电示钱之光和大连的冯铉、刘昂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更加要谨慎。”钱之光等根据周恩来的电示更加精心、谨慎行事，对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穿戴也煞费苦心，有的西装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便服，化装成到东北做生意的阔佬或商人，口袋里还装有货单准备应付检查。在这批上船的民主人士中，李济深是位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人士，可他化装秘密离港走了，连香港当局政治部也不知道。李济深走了几天，该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先生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离开香港，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叫我们怎样交代？”话语不无责怨。可是，李济深这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没几天就安然抵达大连了。
  周恩来在指挥迎接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也部署迎接北平、天津、上海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统战部驻地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主要路线是：在上海的，秘密经苏北或山东转石家庄；在平津的，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站沦州的泊头镇转往石家庄。1948年11月底，由平、津、沪、西安等地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沈兹九、吴唅、雷洁琼等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中央统战部热情招待后，举行时事座谈会，讨论国内外形势，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后经周恩来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
  可是，在上海临解放时，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罗隆基还被拘禁在虹桥疗养院，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上海警察局第七侦稽大队大队长阎锦文秘密监护。因为国民党要把张澜、罗隆基劫往台湾。周恩来知道张、罗的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下，想起了杨虎。杨虎在1927年曾同蒋介石合作过，以后与蒋介石闹翻，在上海作寓公，玩帮会。1946年曾托人转告周恩来表示要戴罪立功，周告他待机。这时，周恩来就经过上海地下电台给杨虎发了个电报。电报中说，杨先生为人民出力的时候到了，务请营救张澜、罗隆基等。杨虎按“帮规”把救张的任务责成阎锦文完成，既不能让国民党杀害，也不能让国民党把张澜、罗隆基劫往台湾。1949年5月24日，阎锦文摆脱特务追捕，使张、罗安然脱险抵达杨虎的环龙路公馆。5月27日，张澜、罗隆基安全到达北平，出席了新政协会议。这件事，反映周恩来善于利用特殊条件的斗争艺术，在国共搏斗中又使国民党吃一败仗。
  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孙夫人宋庆龄，请她“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8月28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抵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火车站欢迎。华侨领袖陈嘉庚也于6月4日从海外飞抵北平。
  当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为政协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中央中央于3月25日从西柏坡移入北平。民主人士也早已集中于北平。
  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面临总崩溃的时候，为了获得喘息机会，搞了一个假和平的阴谋。1949年元旦，发表了一个求和声明，表示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为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5日，又撰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1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揭露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指出蒋介石的求和是虚伪的。他郑重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法统”等八个条件下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些，都得到解放区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企图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在江南保留他的反动势力的目的，于22日发表文告，表示对“中共所指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与中共代表谈判。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
  4月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等代表和顾问卢郁文、屈武乘专机到达北平。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秘书长齐燕铭。经过多次谈判，在蒋介石背后操纵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谈判破裂。周恩来劝说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顾问留在北平参加建国工作。周恩来恳切地对张治中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那个姓张（张学良）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了。”张治中为真诚所感动，毅然决定率团留在北平，其他人都同意。周恩来随即密电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吴克坚，以巧妙的方法将住在南京的张治中夫人和女儿利用南京派来接代表团的飞机安全送到北平。当张治中随周恩来到机场突然看到家属下舷梯时，对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和至诚待友，感到无限敬佩和铬感。事后，张治中参加政协会议，共同协商开国大政。
  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紧张进行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这么一来，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同时，即抓紧组织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亲自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磋商，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同时，组织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十大城市。6月11日，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反复协商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政协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委会人选。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勤政殿举行首次全会，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16日晚上，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宣告成立，决定下设6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政协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组负责起草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选为第三组组长。他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他在勤政殿足足花了一星期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再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其他各组也分别进行紧张的小组讨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光辉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名著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成为后来的《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名著精神，经常在报告会上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亲自向民主人士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同在野党互相争斗、互相交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都要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而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的报告，给对解放区情况和党的基本政策不甚了解的一些民主人士释掉疑虑，起了很大作用。
  7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之前，周恩来在这干事会上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说人民政协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政治协商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还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党员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周恩来这些讲话，不仅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而且解除了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民主人士认识到长期合作是党同党外人士关系的根本方针，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仍然是要他们的。
  自6月16日起至9月20日止，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八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常委会对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均为草案，简称“立国三大法”）和政协代表名单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周恩来在第四次常委会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提出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他说，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这一建议正式通过，由全会决定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直延续至今。
  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周恩来成为大忙人，这里谈话，那里报告，忙得不亦乐乎。他曾经到北京饭店向参加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不仅阐述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这三个立国大法的要点，而且明确地说明政协的性质、任务及其政协代表组成的依据。这就给尔后顺利地通过立国三大法和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协商政协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严肃又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事先也做很多准备工作。这个工作经过自上而下、从下而上的反复协商三个多月，终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获得通过。这项系统工程的竣工，表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系统工程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家。
  获得通过的参加政协单位、名额和名单，共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其中前四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名，候补代表77名；第五类特邀代表75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计662人。中央统战部经过中央组织部及有关单位反复研究，把参加政协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一本很厚的资料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看了，很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他的风趣话，表露他看到全国人民大合作、大团结的喜悦心情。
  政协阵容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义革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其中包括工农青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解放军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同时包括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办过好事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参加政协会议。在特邀代表中有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共的亲密战友、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还有戊戌变法主要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司法总长江庸，有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和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龙云、傅作义等等。这表明政协代表具有极其广泛性，是有利于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过，那时候有个工作疏漏，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它“单位”中有齐燕铭、罗常培等满族代表，但群众不知道）。名单公布后，北京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政协代表名单的广泛性与其严肃性相结合。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14个（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10个民主党派外，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至于对民主运动作过贡献的“小民革”在9月17日自愿宣布结束，其领导人大部分在各民主党派、团体及区域代表中被推举为代表。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则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且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广泛性，作具体分析处理。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有过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例如民社党革新派的汪世铭、沙彦楷，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昊明，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为特邀代表参加政协的。
  在参加政协代表662人中，共产党员只占约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这种代表比例，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实现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中国。当时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组织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体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但共产党也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民主党派占有名额的比重（占30％）是很大的。所以，他们也是满意的。
  政协会议召开 新中国宣告成立
  1949年9月16日，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又将国旗、国徽方案和会议宣言稿交由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决定。
  周恩来在报告草拟《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时说，《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体现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之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应该说明，当时所制定的《共同纲领》暂时不提社会主义。这不是说明不要社会主义，但为什么不写明呢？周恩来曾向民主人士公开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周恩来当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政协组织法是使统一战线组织化、经常化、完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它反映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特点，阐明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形成的。它不单是一种会议形式，而且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在起草组织法时，有人认为到人大召开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协了。周恩来指出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他说：“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方针，统一战线出现今天这样广泛的规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并且应当长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也将是一个协商机构，是参谋部。”实践证明，政协几十年长期存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它的“政治协商”的重要作用。周恩来说的话，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富有前瞻性的。
  关于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为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并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由政协全会执行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1954年，全国一届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这一组织法才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634人，应邀来宾300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在全会上致开幕词，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是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自此始，中国人民进入伟大变革的新时代，中国开拓了崭新的新纪元。毛泽东的激动人心的致词，其洪亮的声音和高昂的语调，至今还回旋在我的脑海中。1991年6月30日晚，在漳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纪念“七一”晚会上，我情不自禁地学湖南口音，表演了毛泽东同志的这段开幕词。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继续举行。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被全体代表一一通过，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大会还通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在大会上，尚未诞生“国徽”这一标志。关于定都问题，之前有人曾建议设在重庆、成都、西安或武汉。但最后还是一致通过首都设在北京；对于国号，早有不同意见，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叫“中华人民民主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五星国旗，周恩来在审阅200多字的草案全文，亲自改动和增添14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国旗的“赤”字改为“红”字。今日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这样改“赤”为“红”而来的；关于国歌，虽然征集歌词很多，却难入选。9月25日政协（筹）第六小组成员都赞成马叙伦的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散会前，毛泽东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这首代国歌；关于国徽，因为设计较复杂，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当时没有选中合适的图案，所以在开国大典上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志。现在使用的国徽图案，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9月20日由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布颁发实行国徽的命令。
  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八天。9月30日，大会顺利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会选出了180人组成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出65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全会还通过《宣言》。会议期间，有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共83人，先后在全会上讲话或发言，祝贺新中国的诞生，赞颂人民大团结。
  政协会议开幕那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国内外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政协会议消息。全会期间或闭幕后，苏联、朝鲜、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党和政府以及英、美、德、澳大利亚共产党都致电祝贺。苏联等国政府决定同我国建交，说明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
  9月30日，政协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建造“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和各首席代表执锨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表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这座纪念碑于1952年8月正式动工兴建，1958年4月竣工落成。纪念碑正面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是毛泽东写的，背面的碑文是周恩来写的。纪念碑是对150年来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光辉纪念，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场所。1976年“4·5”那天，我和紫非到天安门广场，用照相机记录下广大群众抗拒“四人帮”压制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动人情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年年相约到纪念碑敬献花圈，无限追思和深切怀念周总理。
  1949年10月1日，由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和六位副主席及56位政府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从这一天起，周恩来成为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总理，连任26年之久，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一”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重盛典。党和政府领导人和北京群众30万人出席参加。开国大典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开始，军乐队奏起国歌，毛主席亲自按动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54门礼炮轰鸣28响。接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读《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我有幸抢拍了几帧具有重要历史愈义的彩色照片。而今她成为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入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与首都群众共度狂欢之夜。当晚，我背着照相机和小摄影机摄下了一组狂欢之夜的照片。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患病缺席的马叙伦委员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建议“希望本会决定把十月一日定为国庆日”。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政协会议建议而通过决议，规定每年十月一日为国庆日。
  周恩来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他又集中精力组织新中国的第一届“内阁”。首届“内阁”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考虑安排民主人士“入阁”。根据中央批准，他和毛泽东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其次，劝说过去几十年一直不愿做官的黄炎培担任公职，亲自到黄炎培家中拜访。黄炎培说：“1946年我68岁，已觉得年老，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做官吗？”周恩来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再次，周恩来提议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长。李书城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在武汉当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之后投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反对北洋政府的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中共一大曾经在上海他家召开。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长是合适的。此外，周恩来还请了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专家梁希出任林恳部部长。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下属部、委主要负责人名单：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李维汉为秘书长。在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中，民主人士占49人，其中正职15人。对以上周密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
  在筹备和召开政协会议、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真是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今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看到伟大祖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看到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壮大，看到人民政协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使我更加怀念艰辛创业、功勋卓著而又故去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肖林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