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20年前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强调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它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击中了“左”倾错误思想的要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格局和发展走向，为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我之所以获得美好的桑榆晚景，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我身上闪烁光辉。
  （一）
  1932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五日），我出生在平和县九峰镇一个贫农家庭。16岁，在龙溪师范求学。
  当时，进步教师郑畴教我们普六组的地理和国文，经常给我灌输革命道理，是引导我投身革命的启蒙老师。1948年夏天，我成为漳州学运的一名积极分子。一天，闽中特委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派来的特派员林金妙（化名陈列）同志，曾约我与庄鸿荣同学在中山公园见面，6月间由周兴民、陈述同志介绍加入地下党。自此，走上了风云变幻的革命征途。
  我老家九峰镇（又名鲤鱼城），是平和老县城。离城东不远，九峰山尖高耸入云，那里壑深林密，便是著名的“山内”老区。1948年7月初，我回九峰，听传说陈天才游击队要进攻县城。我偷偷地画了一张县城国民党军队布防图，用“S·Y代号写了一封短信，委托表兄林坤厚交参加游击队的表叔林辉转给陈天才。谁知几天后，却收到闽南支队副司令员吴扬同志的回信：“S·Y同志：真是不速之客，请速来山内见面。吴扬”。接信后，我由林坤厚陪同爬山路去山尾，再由林辉及另一三坑工团人
  员护送至密林中的小山村梅子坝。吴扬同志接待我，并开玩笑说：“刚接到你的信，我想象S·Y应是个干练老成的老革命，想不到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红小鬼！”叙谈后，吴扬说在秀峰成立“秀峰地下联络站”，让我在那边负责开展联络工作。翌晨临别，他还再三叮咛要向周兴民传口信，欢迎闽中地下党员参军，以提高闽南游击队的文化素质。
  回九峰后，我约定庄鸿荣、陈万盛到下寨雷雄家见面，随即翻山越岭到龙文中学找周兴民汇报情况，转达吴扬口信。周兴民派我任“秀峰地下联络站”站长。同年农历7月22日，我把庄、陈和厦门侨师地下党员黄滔三人秘密送至梅子坝，当面交与吴扬。我在革命洪流中充当一板小桥，沟通了中共闽中漳州工委与“山内”闽南游击队的联系。
  之后，我又发动赖木材、曾丰彬同志参军。曾丰彬入伍后，吴扬派他到白区当联络员，经常往返于漳州、南靖、山格、下寨、秀峰与南靖树海之间。他还曾把谢天等几位同志带到秀峰中心小学过夜，然后送到“山内”游击区去。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在漳州侦查闽中漳州地下党员。一次，在南胜路上，巧遇陈述、洪涛两人，闻知国民党已大规模搜捕地下党员，白色恐怖严重，很多人都要经下寨到南靖树海去。于是，我同陈述、王南、洪涛、雷峰、雷雄等12人，由交通员叶木河、沈清源带往南靖树海，在北坑虎伯寮一个深山草寮里见到了吴扬同志，心情激动不已。
  吴副司令员满腔热情地欢迎我们，临时组成支队司令部直属宣传队，叫陈述任队长，我任副队长。我们随军作战，逢村宣传，画漫画，写标语，开群众大会演讲，演活报剧，还教战士识字、唱歌，完全同游击队指战员们打成了一片。不久，部队扩充为第七、八两连，黄虎文、赖景明任七连正副连长，陈述和我任正副政治指导员，我们开始学做基层连队的带兵工作。
  1949年暮春，闽南地委决定，吴扬部越过漳龙公路，挺进华安，强渡九龙江北溪，到安溪与支队所属第四团会师，以迎接和配合南下大军解放闽西南。队伍从南靖奎洋出发，经梧宅、下涌到达金山乡新村。4月15日拂晓，遭省保安团赖德辉营纠集南靖县自卫团吴春福部及下峰惯匪庄烈坤等共1000多敌人的袭击。我部队仓惶应战，急速从东北、西南方向分两路反击突围。我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冒着枪林弹雨，飞快地冲下隘口进入丛林。当年，在奎坑重逢吴扬时，他紧紧地拥抱着虎口逃生的我。可能他早就猜测到我必死无疑，所以才这样激动与惊喜。
  游击队生活的确很艰苦。我参军时，正值三九寒冬，冷得发抖，人人只以一幅黑布御寒，只好两三人背靠背相互取暖。部队进入新区，行军作战，不断转移，每人背一米袋，居无定所，食无定时，若接济不上，就以野菜、竹笋充饥。1949年5月中旬，闽南支队在李仲先、吴扬正副司令员率领下，从南靖深水塘出发，挺进华安，在归德、下樟、天宝大山等地，10天打了8仗。而我不幸患恶性疟疾，高烧在39度以上，照样拄拐杖随队伍日夜行军，我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始终没有掉队。我时年还未满18岁！
  （二）
  建国后，我被分配在中共南靖县委会当秘书干事。因闽中漳州工委正副书记陈列、周兴民向龙溪地委组织部交接70名地下党员时，组织上只承认27人。我的地下党籍问题一时得不到承认，遂由宋岐峰、王满元同志介绍，于1952年12月重新入党，候补期一年。转正前后，任命我任县委助理秘书、代理秘书。1954年10月调地委宣传部任干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55年8月，“反胡风运动”开始了，我被列为地委机关的肃反重点对象，进行“疲劳轰炸”，诱供迫供都来，我的厄运至而冤案生。终于被隔离审查半年，以“叛徒”为借口，莫须有的开除党籍。1957年因“证据不足”，叫我回到党内，到1960年清理中内层又被开除了党籍，下放长泰坂里劳动改造一年。在浩劫的“文革”中，“冷饭重炒”，批斗下放，子女受到株连，打入另册。就这样，我蒙冤被开除党籍达25年之久。我长期背上莫须有的罪名。但有诗云：“子规夜半正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坚信党会尊重历史，公公正正地对待这个“一蓑风雨任平生”的共产党员。故我能默默耕耘，甘于奉献。曾参加芗剧《碧水赞》（话剧《龙江颂》的姐妹花）、《双剑春》（曾于国庆四十周年晋京献演并获文化部创作三等奖）等剧本的集体创作，还作为后一个剧组的两位代表之一晋京领奖。不管阴晴雨晦，不管几度春风几度霜，总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为党多做工作，争取一点奉献。
  1979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宛如一股浩荡的东风，吹遍了神州大地。阴霾扫尽，雨过天晴。我的一点子30年风风雨雨，给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半缕飞霞就全收尽了。先是1982年恢复我于1952年重新入党的党籍，后于1985年落实地下党政策时又恢复了我的地下党籍。于是，我心情舒畅，谢党厚恩，干劲倍增，不惧夕阳斜照，但求蜡烛光明。自从1985年53岁任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长以来，我苦苦追寻闽台史前文化的源头，发现漳州北郊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把福建历史向前推进了8万多年；发现了化石“甘棠人”以及遍布闽西南、粤东一带的远古人类打制燧石小石器（又称“漳州文化”）。为了表达一名炎黄子孙、文物工作者以及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的共产党员的一瓣心香，我把价值连城的“甘棠人”化石和3000件旧石器捐献给市博物馆。我还发现了岩画30多处，应邀出席宁夏岩画国际研讨会，通过学述交流结识印度英·甘地国立艺术中心负责人萨拉斯瓦迪先生，被该中心聘为通讯顾问。还被选为漳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应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薛国屏先生之约，为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第2卷《漳州》部分稿件作了补充审订。先后在《化石》、《建筑师》和台北《汉声》杂志上发表论文共40多篇。其中发表于南京《东南文化》杂志上的《天地会源于福建漳州考》，被该刊编辑部定为“科学结论”，因而被南京大学邀请于1993年6月出席中国首届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讨论会。著名洪学家胡珠生先生还在他的巨著《清代洪门史》中，提到我的有关论作为“洪门起源史的奠基之作”。另一篇《天地会创始人及起会年代考证》在《东南文化》发表后，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明清史》月刊全文转载。主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与台湾锦绣出版社合编的《中国古代建筑丛书》百卷中之3卷（即《华安二宜楼》、《赵家堡》、《东山关帝庙》），今年又完成30多万字的《洪门起源考》一书的定稿。如今我已离休6年，年近古稀，操守晚节，笔耕不辍。老骥伏枥壮心在，满目青山夕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