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78年5月到1979年4月，我被抽调到漳州市（今芗城区）委“右派摘帽和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具体参与改正“右派”工作的全过程。据亲身经历作个回忆：
  1957年，在党的整风运动中，进行一场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严酷斗争，曾犯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全国划出55万多名“右派”，按照敌我矛盾性质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进行严肃处理。而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先后五批摘掉了30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人虽然摘掉了帽子，实际上还叫他“摘帽右派”，他们的工作安排及其子女上学、参军、就业仍然受到冷落和歧视。在“文革”浩劫中，“右派”（包括摘帽右派）还被列同地富反坏一起，通称“黑五类”，再次受批判斗争，“罪”入另册。芗城原划出46名“右派分子”的处境和命运，也是如此这般。
  1978年初，已是粉碎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一年半时间，党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意愿进行拨乱反正，决定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平反“文革”中和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改正“右派”问题，当然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同年3月，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组织部、宣传部、民政部配合，在山东烟台举行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认为反“右”严重扩大化了，对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该给予妥善安置。不过，对搞不搞“甄别平反”，发生激烈争论。因为有些人还习惯持“句句是真理”的“两个凡是”论，会上的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后由中共中央批示，作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1978年5月间，原漳州市（今芗城区）委遂成立“右派摘帽和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开头由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郭用兴任组长，后因郭改任副市长，组长由市委副书记方华荣继任。领导小组之下设办公室，由原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方云任主任，工作人员从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局、民政局各抽调一人组成。我是由市委统战部抽来参加办公室做具体工作的。
  我们办公室学习中央“11号文件”和省委有关指示，对摘掉“右派”帽子和妥善安置问题，在思想上虽然有些解放，但由于“文革”中“左”的思想残余和“两个凡是”的影响，改正工作举步维艰，步履艰难，初期是抬头回顾，进展缓慢。这主要原因是：一有余悸之心，二有宁“左”勿右的心理，害怕搞不好，被认为是刮“翻案风”，责任承担不了，所以在工作上只先“坐而论道”，兼摸摸基本情况。
  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非常重视改正“右派”工作。他认为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胡耀邦同志还亲手批准改正第一名“右派”（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他还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3个报告。
  事过三月，中央决定参加“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会后；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这个实施方案。未几，《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自此始，全国公职人员中在一年内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
  中央下发了《实施方案》，报纸又报道改正“右派”的消息，给我们壮了胆，撑了腰，帮我们解放了思想，提高了正确路线的认识水平。我们办公室同志认识到改正“右派”工作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改正“右派”不仅仅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发挥知识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促进安定团结。于是，我们进行实质性的工作，认真查阅档案，充分掌握原始材料，加上深入调查和详细了解，然后分别情况，依类统计：原漳州市原划“右派”46名，又从龙溪地区直属单位和外地转入67名，合计113名。其中，已于1957—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帽子者有43人；迁往外县和遣送农村的“右派”51人（其中9人死亡）。在113名总数中：保留公职的有23人；按不纯处理开除、清洗或退职、自动退职者有24人；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处理的有32人（死亡5人）；历次摘帽已安排工作的有31人（非国家薪给人员占3人）。
  这113名被处理的“右派”，离开队伍足足20整年，且有些档案经辗转而不周全，对他们的改正和安置增加难度，工作量大，政策性又强，时间跨度且长。可是，我们办公室同志遵照中央的精神，认真负责地一人一人的摸透情况，在查阅档案的基础上还向原单位进行咨询，力求协助和支持，然后按照政策给予实事求是的区别对待，提出改正意见。
  根据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指示，我们对属于中学学生、解放军战士、民警、营业员、民办教师和其他类似人员，凡戴右派帽子的都给予改正。如原粮店营业员一人、供销社营业员一人，都被错误地划上“右派”。我们根据政策给予一一改正，收回原单位工作，恢复原工资待遇。
  对于1970年前后遣送到外县农村或市郊的“右派”61人（不包括家属），经摘帽改正之后，通通给予办理“关于迁回摘帽人员×××回城落户”的通知，于1979年4月18日下发。同时，对其受株连的子女也一并迁回城区。
  我们办理“右派”改正和安置任务，虽日113名，扣除已安排34人和已亡15人，实际需要安置的是64人。经领导小组（此时已把“右派摘帽和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称“改正右派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和甄别后，都给予改正，草出“改正决定书”。初期的“改正决定书”这样写：“经复查，该同志在鸣放中的言论，旨在帮助领导整风，不是右派言论。但在某些方面用词偏激夸大，伤害了领导威信。现经领导小组讨论，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撤消因右派所给予的一切处分，恢复党籍、行政×××级工资待遇。从1978年10月份起执行。”这样的“改正决定书”，隐约可以看出尚留有尾巴，不敢一概否定，预防将来一旦政策有变，可以作为下台阶的退路。
  不久，中央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暨无党派高层人士对改正“右派”工作的意见。会后，对座谈会所反映的意见和问题下发了文件，强调各级党委要认真解决善后工作。指出：一、在“改正决定书”上不留尾巴，可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避免今后产生后遗症，二、要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三、对其家属子女受牵连处理不当的，按党的政策妥善处理。在入党、入团、参军、升学、招工等，都不应受到影响；四、被遣送农村劳动的，包括妻（或夫）及子女的户粮关系迁入市区落户；五、改正后能工作的，原则上回原单位工作。原单位如撤消、合并的由原系统组织负责安排。因年老体弱的可办理退休或退职。
  中央明令“不留尾巴”，下面依命遵行，对留有尾巴的“改正决定书”作过修正。我们对一般“右派”先行改正安置，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后，我们对三名“极右”和“双重皮”分子进行分别解决。至1979年4月底，共有64人全部摘帽改正和做好安置。如果包括受株连的家属在内，这次解放了200多人。因为改正“右派”工作做得比较完满，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这批错划“右派”在改正后走上工作岗位，重新返回革命队伍，激情依旧，干劲如往，爱党之心不变，革命初衷不改，无怨无悔地向前看，又全个身心地扑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有的人担任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并在政法战线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有的人在地方志、地方党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几年中就在地方史、党史领域内作出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先后被评为全国和省级史学界的先进工作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个政治尺度来衡量改正“右派”工作，说明其后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