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最初写“漳州110”的时候，是1994年的夏天。那时我在医院当一名眼科主治医师，并已写了十几年的小说，但写作是业余爱好，并不是工作或任务。所以，对“漳州110”的采访是自己写作上的兴趣和对社会关注，是个人的事情，时间也得自己解决。
  某天早上，我们如约来到漳州市公安局政治处。可是，约定的时间已过，我们要见的人——当时的芗城巡警大队队长郭韶翔却迟迟未到。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后，郭韶翔才匆匆赶来，进门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脸色铁青。而他的瘦，也是令人记忆犹新的，当时他穿的是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印象中，衬衫的前襟与后背几乎贴在一起，从脖子底下到腰部，就象一张弓。
  他先道歉，说因为昨天夜里出了两起大案，忙到现在，所以来迟了。我们一听大案，立即扫去等待的烦恼来了精神，急问什么案件？
  他说一起是火车站一职工因分房的事，拿炸药到领导家中威胁，后带着炸药跑了。因为炸药还在此人手中，怕引发恶性事件，他们接报警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这个人，作了必要的处理；另一起是某单位的门卫被杀，东西被盗，也是他们到场作了先期处理。两起案件，人们都是先打“110”报的警。
  “110”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采访尹始，“110”这个三个着似枯燥无味的数字，已被赋予某种意义，成为特定的符号，如此强烈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就象“119”，当它成为火警电话时，人们就把“119”作为危急、刻不容缓的意思来理解。我们无意去考证“110”这三个简易的数宇，是怎样被选为报警电话的，但它确实是一种象征，是公安部门向公众负责的依据。不过这种依据是停留在数字上是落实到行动上，全看它的执行者的态度。而公众对它的信赖程度，也取决于执行者的态度和行动。所以，“110”可以是毫无生气的三个数字，也可以成为牵动千家万户的“热线”，也可以展示警察的风貌，联络公众情感，从而折射出社会和时代的意义。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没有“110”，或者“110”不是这样的“110”，人们要用什么方式报案？报案后的结果会怎样？想想当事人的处境和心情，不由得为漳州有个“110”而庆幸。
  接着，郭韶翔介绍了他们工作中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群众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打“110”，用他们公安的行话说，叫“第三者报案。”因为打个免费的“110”电话很方便，符合大部分心里还有热情又怕麻烦的群众的报警需要，使事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比如有人看到延安北农机公司附近有个小女孩哭着走来走去，估计是走丢了，怕她被坏人拐走，就打了“110”报警。他们把小孩抱回队里后，孩子的家人还在四处绝望地找她。比如有个轻生的少年从桥上跳进九龙江、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奶奶不小心跌进了护城河，都是群众打“110”报的警，为他们救人赢得了时间⋯⋯
  当这一连串的“比如”讲完，郭韶翔顺带着说那个小女孩的母亲来到队里，找到自己的孩子，跪在地板上连声呼喊：“共产党万岁！”时，我觉得自己的心被震动了，写作的灵感和激情也被调动起来了。为了真实地休验“110”的工作，我们要求参加他们的值班出警，很感谢“110”的民警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这段经历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因为白天还要在医院上班，我都用晚上时间跟班出警，一般都要到下半夜3、4点才回来，第二天照常上班，另外还要利用节假日到民警家属和当事人家中采访。那时我爱人在县里挂职，孩子只有3岁多，这样做是相当困难的。但出警中所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十分感人和激动的，也使我思考了许多人性的本质和社会现状的问题，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看到和想到的一切写出来，它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漳州110”民警的一举一动，而应该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的、人民的需要。因此也有了那么一点写作者的使命感，所以任何苦累困难都被抛至脑后。
  经过充分的采访和思考后，我写了报告文学《芗城之鹰》，分别在《南方》杂志和《警坛风云》发表。文章发表后，“芗城之鹰”很快就成为“漳州110”的代名词，被人们广为采用。我也因此跟“漳州110”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6年，我被福建省文学院聘为专业作家。此时“漳州110”的事迹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3月初，我应福建省公安厅和漳州市公安局的邀请，为配合宣传“漳州110”的先进事迹，在经过了进一步的采访、调查后，重写了容量比原来更大的“漳州110”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分别在《啄木鸟》杂志、《福建文学》、《福建公安》和《福建法制报》等报刊发表，产生较大反响。6月，应福建电视台邀请，以“漳州110”的原型，写了6集电视剧《百姓有约》的剧本。该剧分别在中央电视台、福建电视台和漳州电视台播出，并获“飞天奖”。9月，应海峡文艺出版社之约，在原有报告文学的基础上，写了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忠诚》一书。该书由当时的公安部长陶驷驹题签书名，副部长牟新生作序。出版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漳州市委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作品讨论会，文艺报出了专版评论文章。后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福建省作家协会、漳州市文联等单位也在漳州召开了作品讨论会，福建日报、闽南日报也分别发表了评论文章。
  从1994年夏天到现在，前后4年多时间，我写了有关“漳州110”的各种文章30多万字，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产生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我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这一切，应该感谢“漳州110”的全体民警，是他们的作为为我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使我对公安工作有了新的、深入的了解。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应该感谢“漳州110”民警所做的一切，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把群众拥戴的东西写出来。为人民而歌，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