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3年春，在闽南抗旱中产生的“榜山风格”，孕育了芗剧《碧水赞》以及话剧、京剧《龙江颂》，绽开了一簇灿烂的艺术之花。
  所谓“榜山风格”，其实质就是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的精神。《碧》剧和《龙》剧这两个姐妹篇，所赞颂的，正是这种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精神。
  当年《碧》剧的创作历程，虽然也不无苦恼和坎坷，但现在追忆起来，却也有不少令人振奋和充满创作情趣的时刻。
  我们三个作者约於1963年5月初，奉派到“榜山风格”的发祥地——龙海榜山洋西一带采访。当时的龙溪地委有关领导，给我们提出一个“三高”要求，那就是用“最高的政治热情、最高的跃进速度、最高的艺术质量”，把“榜山风格”搬上戏剧舞台，使之广为传播，发扬光大！
  初接任务时，我们都有点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生怕重任难以完成。不料和生活一接触，感情上立即掀起波澜。一股汹涌的激情，难以抑制。于是，我们用了七个日日夜夜，走访了整个堵江截流、引水解旱全过程；访问了县委、公社党委、机关干部，以及受损受益地区的人民群众，掌握了比较充分的第一手创作素材。
  尔后，我们又用三天时间，完成了《碧》剧创作的初步构想。当地区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听完我们的初步构想后，都表示基本满意。随即提出要我们在十天内写出初稿。当时地区文化局的张方局长，为了促成我们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竟于我们动笔的第三天，在《漳州报》发新闻报道；在侨芗剧场，张贴指日上演的醒目海报，来个“舆论先行”，“广而告之”。
  当时，我们的国家尚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物质生活还很贫乏。有关领导为了照顾我们，竟破例地为我们申请解决了十斤白糖和五斤咖啡。地委宣传部还拿出干部自己种植的30斤地瓜支援我们，供我们“聊补无米之炊”。
  这些食品，在今天看来，寒碜得很。可是当时在我们眼中，已称得上难得的美味佳肴了，使我们感激不己！于是，我们便吃住在当时的龙溪地区艺术学校（那时学生都已毕业，留下了空荡荡、阔绰绰的大楼房），开始了日以继夜的“惨淡经营”。
  由于事件本身富有震撼力，生活素材感人至深，使得我们在创作中，都能全神贯注，悉心投入。有时灵感一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餐。有时直至思路一打开，便即席表演，随口吟诵，滔滔不绝。另一个人则挥笔疾书，忠实记录，不予打扰。真可谓“言不尽则歌，歌不尽则舞”，大有“十个作戏者，九个半颠狂”之概。
  就这样，我们兴来大作，疲时稍息，饥餐渴饮，苦挣苦熬。《碧》剧稿，终于在1963年6月2日凌晨写成。
  《碧》剧初稿誊印后，张方局长一面随时交付地区芗剧团进行排练，一面立即向省文化局呈送，以求征得上级的支持与帮助。记得当时省文化局陈虹局长，曾因身体欠佳而住院疗养。他在病中接读剧本后，兴奋不己。立即亲自执笔，给张方局长写了一封书信。内容大意是：剧本基础不错，主题意义深远，可望成为上乘之作。希望抓紧不放，修改提高。我如身体许可，愿参与这个剧目的创作活动。
  地区芗剧团经过大约半月的紧张排练，记得是在6月下旬先作内部演出，后于“七一”公演两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
  初稿上演后，方方面面的意见，概括起来，大致是：剧本骨架好，矛盾有层次，人物有性格，主题有意义。只是形象化不够，主要人物说教多，大有修改提高余地。
  若以作者来个“自我鉴定”，我们认为：初稿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人物安排基本适宜，三个戏剧矛盾层次递升，波澜迭起，促进了高潮的自然形成，比较有利于人物刻划和主题的阐发与深化。“三个矛盾层次”，便是：堵江截流，牺牲堤外三百亩——抢救大坝拢口，牺牲一窑砖、三万斤毛（蕨类）草——开闸提高水位一公尺，牺牲堤内千亩大田，救援旱区十万亩。由于这三个类似奠基石的设置比较牢靠，所以，尽管以后易稿十次有三，这个矛盾层次，却依然未曾更改。记得1968年在上海改编为京剧《龙江颂》时，曾有个别改编者，几次想摒弃“毁窑献草”这一中间环节。理由是：烧窑属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作怪，若不摒弃，有损龙江大队的光辉形象。可是一搬上舞台，就好像断了一根脊梁骨，大为逊色。后来仍不得不重新启用。这就是足以证实这三块奠基石，果然是缺一不可。
  约在7月初，省文化局接到当时的华东局通知，决定于当年国庆节前后，在上海举行华东区话剧会演。于是，陈虹局长便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带领一个话剧创作组，匆忙赶到龙溪地区，与我们一起，下到龙海，深入了解发扬“榜山风格”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人人事事。
  当时，我们一行八人（局长、处长、陈贻亮、向增、汤印光、陈志亮、芗人、吴毅）都一起吃住在龙海的高坑（原龙海县委人委的新建大楼），日间分两个组采访，夜晚则两组碰头汇报，并统一由陈虹局长和省戏研所陈贻亮同志汇总，进行筛选取舍。
  当时由于话剧会演期限在即，任务紧迫，不容延误。因而其工作重点，自然是放在话剧《龙江颂》的创作上。大约在同年8月间，便在漳州交际处，写成了话剧本《龙江颂》，并由省话剧团排练，于国庆期间到上海参加华东区会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久，还光荣晋京演出，得到了中央文化部的赞扬和奖赏，誉满全国。
  尔后，陈虹局长又回手抓了芗剧《碧水赞》的修改、提高。此时，芗剧组作者增加了吴毅同志，并多次上省城，求教于戏研所的行家陈贻亮、陈茂松等同志，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在这期间，地区芗剧团就好比一块实验田，不断地进行实验演出，他们从漳州演到龙海，又从龙海演到省城，广征意见。
  1965年，华东区举办戏曲现代剧会演，福建省组成了包括芗剧《碧水赞》和闽剧《张高谦》在内的演出代表团，光荣地赴沪演出，受到有关领导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新民晚报》均发表赞扬文章。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把《碧》剧付梓出版。不久，中央文化部艺术局也印发单行本，推荐全国。《碧》剧自1963年6月2日初稿，至1965年3月完稿，历时近两年，修改13稿。
  《碧》剧参加华东区会演后，得到了上海文艺界的垂青。新华京剧团立即组成剧组，并由当时的上海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汤草之带队，与我们合而为一，同到龙海体验生活，改编、上演了该剧，也取得了成功。
  1968年初夏，上海文化系统秉承文化部的授意，也组成了剧组，聘诸我们中两人参与，共同担负改编京剧《龙江颂》的任务。剧组先在漳州、龙海作了一段短期的采访活动，不久便到上海动笔编写改编本。忙了将近三个月之后，我们才返回漳州。第一稿赶在当年的国庆节于上海首演。当时，剧组曾发来电报，邀请我们赴沪观看。不幸的是，当时的“文革”正掀起“清队”高潮，我们都相继打成“反革命”而关入“牛棚”，以致无福看到自己曾经注入汗血的剧作上演。直至以后该剧搬上银幕，才算补偿到一分眼福。
  通过生活感染，以及多方的创作和演出实践，我们认为“榜山风格”孕育了《碧水赞》和《龙江颂》，而《碧水赞》和《龙江颂》又好似为“龙江精神”插上双翼，使它在祖国的上空，高高飞翔！
  （原载《榜山风格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