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抵都记得在中国京剧舞台上曾经有过8个“样板戏”。这8个“样板戏”中有一出“集体改编”的《龙江颂》。准确地说，这个戏的前身是话剧《龙江颂》。《龙江颂》则和我有过一段解不开、剪不断的姻缘。
  （一）
  1963年，闽南地区的龙海县发生了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赤日炎炎，田地龟裂。农民们望眼欲穿，天边却不见一片云霓，水田无水插秧，眼看要误过农时。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中共龙海县委面对旱情，响亮地提出了“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口号，激励人们排除万难，战天斗地，去争取胜利。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在九龙江西溪榜山公社洋西大队地段堵江截流，引水抗旱。根据县委的这一决定，榜山公社淹掉了自己的1300亩田。由于他们所作的牺牲，挽救了下游的莲花、石码、东园、东泗等5个公社的10万亩田地，大灾之年反而夺得大丰收，形成了“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谱写了一曲发扬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战胜天灾、气壮山河的凯歌。以这一事件为中心内容的新闻、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屡见报端，其间有许多十分感人的情节，不时地激发着我的创作欲望。我曾经酝酿过以此为题材，创作一个电影剧本，以电影形式表现场面更大，拉得更开，气势更见磅礴。而当时华东地区正在筹办现代题材的话剧会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再旺、文艺处处长张鸿找我商量福建剧目的事。于是，确定组织人员创作以反映榜山风格为题材的话剧剧本。7月下旬，我率领省文化局从下属单位挑选来的陈贻亮、向增等同志前往龙溪地区，又抽调了漳州日报社陈文和同志，一道深入抗旱社队调查素材，体验生活，进行创作。
  （二）
  到了龙海，我首先走访了县委书记刘秉仁同志。他用了一天时间向我详细介绍了全县抗旱工作的情况，从方针、计划到具体措施、具体典型，我都作了详细纪录。之后，我又调阅了全县各社队有关抗旱的全部简报资料，了解各地抗旱斗争实况。为了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面对困难和灾情，如何抛弃“小我”、顾全大局的精神面貌，我在掌握面上情况之后，决定深入到榜山风格发源地的榜山公社洋西大队，直接采访参加抗旱斗争的各类代表人物。我是闽南人，个子矮小，穿着普通的服装，坐在别人的单车后架上，在乡间山路上往来，到了农家，我用闽南方言和农民们交谈方便得很，这比起在县委机关里看文件，又更深入了一步。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生动的群众语言，鲜明的人物性格，都在我的脑海里逐渐鲜明起来。他们那种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高尚风格，那种不怕任何困难、顽强战斗的精神，那种满怀信心创造大旱大丰收奇迹的雄心壮志，深深地打动了我。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没有广大农民兄弟在抗旱斗争中所涌现的“榜山风格”，就不可能产生《龙江颂》这样的话剧作品。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这一段期间深入龙海农村，为日后《龙江颂》剧本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话剧《龙江颂》中支部书记郑强有一句台词：“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贫农典型人物郑坚接着说：“站在天安门，看到全世界”。这一铿锵有力概括了共产主义风格的话语，正是我在农民中体验生活，和他们促膝交谈，从他们这些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人们的身上，在他们那些实在到不能再实在的语言中提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龙江颂》的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群众革命精神和集体智慧的光芒。
  （三）
  在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后，进入创作阶段。我主持草拟了剧本提纲，搭起剧本框架。对于这个剧本所要反映的主题思想，当时有过不小的争论。一种意见是坚持突出阶级斗争这条主线，突出刻划富裕中农的自私性和动摇性，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性。这种意见在当时那种政治大环境下是完全可以理解。我在翻阅各地简报材料和实地采访中，都有相当部分反映“阶级斗争新动态”的内容，而我则始终坚持正面歌颂的观点，突出展示新型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和在抗旱大战中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小集体与大集体、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中所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强调这是贯穿全剧的主线。根据这种创作思路，我们费时35天，于当年9月中旬突击写成第一稿，当时定名为《玉泉颂》。在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于9月底完成第二稿，并于10月初交福建省话剧团进行排演。省话剧团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同导演、演职员们一道，边排戏边修改，直到改得满意了才肯罢休。正式彩排过程中，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候补书记林修德、宣传部长许彧青等亲临指导，并提出修改意见。林修德同志还亲自为该剧写了主题歌词《龙江颂》，我补写了《筑堤歌》词曲。省市文艺界同志也为此举行了多次座谈会，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我们就这样边排边改，不断加工，使剧本不断完善。
  在我创作构思的过程中，曾经考虑把剧本定名为《榜山风格》，第一稿定稿时又用了《玉泉颂》。但是，当我在龙海县作了更普遍的调查，和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了更深入的接触之后，我觉得所谓“榜山风格”，其实已经不仅仅属于榜山公社，它已经遍及九龙江两岸，成为沿江各社队农民的共同信念和行为准则。无论用《榜山风格》还是《玉泉颂》，都显然不足以包容。
  我是喝九龙江水长大的，对九龙江，我总是怀着儿子之于母亲般的深情。一天傍晚，我漫步在九龙江畔，望着被夕阳染红了的粼粼波光，望着那虽然曲折迂回却始终顽强地向东流去的滔滔江水，这不正是我所要歌颂的新时代的农民，不正是他们的精神和风貌的写照吗？我于是决定，把剧本定名为《龙江颂》。随后，又把剧本中的“溪边大队”改为“龙江大队”。这样，奔腾不息的九龙江，在艺术升华中就被赋予了典型的意义。
  （四）
  当年10月，省委在南平市召开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级干部会议。为了配合这次会议，叶飞同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龙江颂》剧组到会演出。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多是来自第一线最基层的队干部，《龙江颂》要经得住他们的横挑鼻子竖挑眼，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演员们在演出时都更加抖擞精神。与会的各级农村干部看后，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谈了观看《龙江颂》的收获和感受，有的同志甚至把自己摆进去，谈了实践中的体会，让人很受启发。他们还对《龙》剧的创作和演出作了严格的鉴定，提出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我们广泛收集他们的意见，对剧本又作了几处较大的改动。剧本前后重印了5次。
  叶飞同志看了演出，兴奋地问我：“陈虹，这个戏是怎么赶出来的”？我笑笑地回答说：“苦战一百天，革命加拼命”。省委还把《龙江颂》的创作和我的这句话批转给各地，激励干群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话，竟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批斗我的一条罪状，说是“陈虹向叶飞表态要‘革命加拼命’，其实是‘拼命反革命’”。黑白颠倒的诬说，岂不令人哑然失笑！
  12月下旬，我带领《龙江颂》剧组参加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得到华东局领导和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同志的赞许，同时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主要的是在指导思想上要注意提倡共产主义，但不要刮共产风；提倡顾全大局，但要注意掌握政策，不要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1963年12月28日，华东局在上海专门召开了一场座谈会，组织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熊佛西、叶以群等对《龙》剧进行评议。大家给予高度评介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张爱萍上将当时也看了这出戏，事后我还专门走访过他，他也热情地加以肯定。华东局领导问我修改剧本要花多少时间，我说“只要三天，由我亲自动笔”。曾经和我一起在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共事过的沈西蒙同志看到我在突击修改剧本时，便笑着对我说：“政委，观其戏如见其人，剧本的语言风格一听就是出自你的手笔。这次你又赤膊上阵了”！我在锦江饭店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剧本的再修改任务。
  从12月25日到次年的1月22日，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在上海举行。话剧《龙江颂》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领导及各界的赞扬。会演期间，新华社、《解放日报》、《福建日报》先后作了充分的报导，有的肯定了《龙江颂》一剧“热情地歌颂‘丢卒保车’的共产主义风格”，有的则盛赞《龙》剧“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优秀的艺术技巧，洋溢着强烈的革命精神，富有感染力和现实教育意义”。《龙江颂》因此被华东区选为1964年春晋京汇报演出剧目。《龙江颂》在广大干群、专家和领导的心血浇灌培育下，终于结出成功之果，并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创作奖和演出奖。
  在优秀话剧颁奖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陆定一部长等亲切接见剧作者和导演并合影留念。当周总理问起《龙江颂》的剧作者是谁时，沈西蒙同志把我拉到总理跟前说：“这就是作者陈虹同志”，并介绍我原在华野文工团的职务。周总理亲切地与我握手后说：“《龙江颂》写得很好。战争年代过来的同志能写的都要写，毕竟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强烈的事业心，又有较高的思想水平”！总理这番话是针对三个话剧剧本的作者——《万水千山》的作者陈其通、《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沈西蒙和我而言的。我们三位都是从事部队工作的老兵，他勉励我们为新时代而创作。总理这番教诲，至今犹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
  1964年4月，《龙江颂》几经修改后，单行本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版就出三万一千册。此后，全国许多省市的话剧团纷纷排演《龙江颂》，配合当时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广大农民、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江西省话剧团就演出了一百多场。他们表示要将剧本演出费1000多元寄给作者，我建议将此款留给该团作为改善演职员生活的费用，以慰勉他们四处演出的辛劳。
  后来，上级领导及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话剧《龙江颂》搬上银幕，电影剧本由我负责编写，导演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卫禹平同志担任。为了让龙江人的光辉形象早日和全国人民见面，让龙江风格在神州大地弘扬光大，我日夜兼程，突击了近一个月写出了初稿，导演也写出了分镜头剧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摄制计划随之流产。
  （五）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江青一伙出于反党夺权的需要，挥舞棍棒，首先在文艺界大砍大杀，一时间，文艺舞台上万马齐喑，一派肃杀萧条的景象。当时被保留的只有作为“香花”代表的8个“样板戏”。而根据我创作的话剧脚本改编的现代京剧《龙江颂》即为其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个“样板戏”前身作者的我，却在“样板戏”走红神州大地的时候，成了一名“三反分子”和“文艺黑线在福建省的代表人物”而关在“牛棚“里。
  那时候，福州南华剧场演出《收租院》等现代剧，宣传部门组织观众观看，接受教育，但观众寥寥。这使造反派很伤脑筋，于是便想出一个绝招，在演出海报上特加注明：“为了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演出前召开现场批判陈虹大会”。这一着果然灵验，许多群众只在《福建日报》的大批判文章上看到陈虹这个名字，或只在全省纷纷举行声讨大会的广播中听到我的“大名”，但并没有见过我是什么样子，有的人虽然在福州体育场的万人批斗大会上看过我，但人多距离太远，看不清，一听说要在南华剧场批斗我，便都想一睹我这个“三反分子”的“尊容”。我当时被关在军管会，造反派接连好几天开了“借条”去向军管会“借”我到剧场，并“指令”我不准开腔。经一番批斗后，才把我“送”回。他们才正式开幕，再演他们的戏去。
  1971年11月，我终于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并被下放到龙溪轴承厂车间“蹲点”劳动。九龙江畔的乡亲们对我依然真挚而热情，我虽然略有宽慰，但无奈体质虚弱，疾缠身。直到1973年4月间，彭冲同志在江苏省任省委书记，知道我身患脉管炎，便邀我到南京治疗。我报经龙溪地区革委会批示，自费治疗才得以成行。有一天晚上，上海京剧团在南京演出《龙江颂》，彭冲同志邀我一起去观看，一同去的还有许世友等同志。我对彭冲同志说，我虽然创作了话剧《龙江颂》，可是在家乡还享受不到观赏京剧《龙江颂》的待遇！
  那天晚上，我坐在剧场里，看着台上演员们的表演，回忆自己在闽南农村了解情况，搜集素材，体验生活，赶写剧本和在南华剧场当“活广告”的情景，真是心潮翻滚，感慨万端。
  《龙江颂》话剧的创作，虽然过去近35个年头。但是，《龙江颂》所反映的“榜山风格”、“龙江精神”而今仍在发扬光大，这是够振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