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年逾古稀，倒惦记下仙塘乡搞土地改革的那段难忘日子。那时期的干部作风、干群关系、革命劲头和工作精神，真值得记下来，留传后代。
  新中国建立前，我参加地下革命斗争。1949年10月，诏安县解放了，我分配在团诏安县委员会工作。过一年，县里要搞土地改革，我被调往“土改”队，集中到城关南门内寿光祠堂学习土改政策。那时候，初解放，条件差，没有什么会议厅，只好利用祠堂作“课堂”。学习结束，一个北方籍的解放军排长叫王福太，分配到仙塘乡当土改队组长，我为副组长，还有三名组员，也是北方籍的解放军战士。我们一个组五个人，扛着大枪，背上被包，徒步走到仙塘乡。那时候，农村没有公路通车，干部又大发扬艰苦奋斗作风，下乡都靠“11”号的两条腿走路。
  下到仙塘，贫苦的农民听说“土改队进村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扰上来“欢迎”。那个亲热劲，叫我至今不能忘却！
  我们虽然是下乡搞土改的，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还家”。可我们早先把“位子”摆正，就是下乡去当“公仆”，为农民群众服务。所以，同农民亲若父母、兄弟、姐妹一般，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一起革命斗地主。
  1950年11月起，我们住在仙塘乡，天天吃“派饭”。“派饭”是当时行话，就是由村里干部安排伙食，一般是一天“派”一家，通通“派”到贫苦户。我们工作组同志听从安排，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天天在最贫苦的农户中轮流。按规定，享受“供给制”的干部，每天伙食三角半、粮一斤半，吃了谁家，就打条子给他，然后由区政府按条子付粮票和现钞。当时，农民的土地未回家，生活极是困苦，稀粥和野菜过日子。我们生怕“派饭”户热情搞“特殊”，用餐前三叮咛四交代：“你家常时吃什么就吃什么”。可他们亲如鱼水，当面点头，背后却煮来香喷喷的白粥，而且煮得稠一些，外加炒点油的菜脯、芥菜，有的还特意把家养母鸡下的蛋炒上了，谐趣地对我们说：“蛋炒菜脯，吃得有补”。我们心领了，可制止他们待我们“特殊”。在仙塘一年，我们跟贫雇农同吃一锅稀粥，共食一缽野菜，生活确实清苦，但同群众亲如一家。
  仙塘乡有零散村落，我们日间都下村去访贫问苦，这村走那村，到地里同群众一起劳动，边劳动边调查乡里的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晚上，工作组集中睡村上的公房，打地铺，稻草一垫，加条草席就睡下。当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唯有一条被、一套替换的衣服、一本笔记本和一杆随身的枪、一支必备的手电筒。夜里，要带领民兵巡哨，防止坏人捣鬼。有时，更深夜半，发现情况，一滑碌就从梦乡中趴起身来。那时候尚有残余匪特，环境复杂，行动紧张，生活艰苦。可谁也不叫苦，同志们团结一条心，劲都往为人民服务上使。大家白天忙，夜里忙，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假没有节，忙得连洗脏衣服也顾不上。
  在工作组，不时发生脏衣服被“偷”的事情：夜里，我们换下脏衣服，顾不上洗涤，第二天清早便“失踪”了。到傍晚，这些脏衣服变成洗涤干净的鲜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放在房内。原来是几个妇女代表来“偷抢”衣服去花工洗涤。组长王福太用北方话制止她们那样干，可她们听不懂，经我翻译，都笑了：“你们为了我们土地回家，忙得没日没夜，我们洗几条衣服说个啥”！她们拥护党，拥护党的土改政策，也爱护党的土改干部，可我们对她们代洗衣服真是过意不去。过后，工作组五个同志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一换下衣服就立即洗净凉挂，让那几个妇女代表“偷”不到脏衣服。
  土改时期，对干部大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让农民请喝、礼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逢年过节便集中到区上吃饭。1951年春节，我们从区上吃过饭回村，一位妇女代表就送来一袋热腾腾的“红龟”粿，盛情的说：“同志，这米刚蒸出笼，〓〓吧”！从王组长到组员，都请她“拿回去”。她知道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便改口说：“那么，一人〓一个”。王组长严肃的说：“一个也不行。要不是，我们要犯纪律的”。那个盛情的妇女代表深感遗憾，含着泪珠转身走了。有一次，乡里有个农民求我给他办私事，按老规矩给我放下“人情费”，我拒收，他硬性的跑掉。我没法子，连忙把钱上交给区长王保胜，还报告了事情原委。过后，王区长把那个农民唤到区上，严肃地批评一阵。然后对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的正经事，我们应该办，不贪不取，不能要“人情费”。如今，解放的天下，你也不行“老规矩”了。这件事，教育了这个农民，也教育了我。当时，干部若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组织都是严肃对待的。
  在仙塘乡搞土改，我们紧记党的“三大作风”，关心群众，艰苦奋斗，不讲“价钱”，不谋“地位”，不计报酬，不顾疲劳，整整干了六个月。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组织农会，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富，给农民分田地。土改，涉及乡里百家千户的人口、耕地、财产状况，我们摸透后划成份、土地丈量、“胜利果实”分配，等等。真是“文山会海”，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没一天歇脚。但我们忙得愉快，忙得上劲，跟群众一起斗争、一起胜利，什么私心杂念也活不起来，只觉得自己的立场经受考验，同群众的感情加深，对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从内心里发出欢呼。
  乡里开群众大会，老少聚汇一起，觉悟起来的农民便放口齐声唱革命歌曲。唱完，便喊“解放军同志（指工作组中穿军装的四位同志）来一个”，王排长率领唱起“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群众又喊：“再来一个要不要”？老王他们又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军民和唱，把彼此的心溶在一起，革命情绪共同沸腾起来。
  在斗一个姓涂的地主的斗争大会上，受过残酷剥削的贫雇农都勇敢上台控诉。贫农涂鸡仔站出来高喊口号：“打倒地主阶级”！他还大喝姓涂的地主：“向农民低头认罪”！其他雇农纷纷上台揭发、控诉这个地主在城关放高利贷，把黄金藏在晒衣用的竹篙里，把手枪子弹藏在陶缸里埋入地下……群众通过土改这场阶级斗争的锻炼，觉悟提高，革命性增强，最后取得斗争的胜利，保证土地回了家。那个喜悦的神情至今还涌现在我的眼前。
  仙塘乡分过土地，王组长和三名战士奉命回部队。我留下来搞发展生产。那时候，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情绪高涨，热火朝天的积海泥挖塘土，上山铲草皮堆肥，捡牛屎拾猪粪。那时候，出了一个“拾猪粪状元”，人家称她“状元婆”（记不得姓名）。她起四更摸半瞑，跟在猪屁股后拾粪，那个生产劲真动人。我们工作组在发展生产大运动中，也赤着双脚，卷起裤筒，下海滩池塘参加积肥，不怕脏污，也不怕劳累，跟翻身的农民兄弟一起干得欢。干部既是“公仆”，就要真心的服务，那能袜子套鞋不下地。摆架子，要脱离群众的。
  仙塘乡土改后搞生产，我还是行“访贫问苦”的土改老作风。那家生产搞得怎样？有什么困难？资金、肥料、种子、农具够不够？我心中都有一本账。妇女主席瑶贞和贫农涂哑九，都是广东人，抗日时逃难到仙塘，孤儿寡母的，土改后还患难，想买猪仔喂饲也没本钱。我当时从微薄的津贴中俭积下16元，就拿出来借给两户各买一头猪仔。后来，猪仔饲养成大猪出售，喜滋滋的把一叠钞票硬塞给我。原来有乡俗村规，凡出资买猪仔给养的人，待猪长大出售，养猪人扣还猪本，扣除饲料钱，余钱可以对半分。他两人便把钱硬塞给我。我那能收呢？支持养猪生产，让他们解解困，我够高兴的。他们逢人便夸“土改干部真心爱百姓”。
  仙塘乡靠海，种埭田，埭岸虽在土改后加高。可当年九月初三大潮袭来，埭岸告危。我火燎火急地带领300多农民下堤，排成长蛇阵，没膝的插在滩泥里，用双手接土块加固埭岸。不料，巨浪砸开一个缺口，海水冲进堤岸。我想到，若埭堤大崩，农民的血本全付水流，且咸海水浸入田，栽种就无收成，翻了身的农民又要苦灾。于是，我纵身跳入水中，用身躯挡住缺口，同时大喊：“大家来，挡住它”！乡村干部也跳下来紧紧靠拢我，组成一道人墙，把缺口堵住。参加抢险的农民，有的抱稻草，有的搬土块，严严实实地固住了埭堤，使千亩埭田不受海潮淹害。那年秋收，埭田的稻子丰产，乡民们晒扬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这件事，叫我心中有新体会，当人民公仆，在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急群众所急，解群众危难，保群众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服务。
  我在仙塘乡搞土改搞生产一年，被县里评授三等功，又获得“征粮模范”称号。事情过去40多年，仙塘乡农民叙旧时，还忘不了夸当年的“土改干部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