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风格”闪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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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漳州文史资料》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20000555
颗粒名称: “龙江风格”闪光记
分类号: K295.73
页数: 15
页码: 26-40
摘要: 1997年7月4日,《闽南日报》发表一则新闻:“日前,省委、省政府命名十五个单位为第二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海市‘龙江风格’旧址及展览室榜上有名”。34年来,“龙江风格”一直被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活教材。百年不遇的旱灾,严重威胁全区春耕生产,已有88万亩水田无水溶田。在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面前,龙海县委书记刘秉仁和县委一班人作出“堵江截流,引水抗旱”的战略决策,带领全县48万人民奋力抗旱,战胜灾害,以确保实现“千斤县”。当时,龙海县委副书记杨保成作了这样全面又生动的总结。按其有代表性的先进事
关键词: 漳州 文史资料 “龙江风格”

内容

1997年7月4日,《闽南日报》发表一则新闻:“日前,省委、省政府命名十五个单位为第二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海市‘龙江风格’旧址及展览室榜上有名”。
  六十年代初,闽南大地发生一百年未遇的大旱灾,龙海县榜山人民为救活下游十多万亩早苗,不惜让西溪水穿流而过,淹掉自己的千三亩稻田,这就是蜚声四海的“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龙江风格”(当时美称“榜山风格”,也延称为“龙江精神”)。34年来,“龙江风格”一直被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活教材。因此,省委、省人民政府给“龙江风格”旧址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里,根据当时县、公社领导干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大队党支书等亲历者的回忆,以及中央、省、地级一些同志实地采访后的撰文,作出综合性的追述补记,以说明“龙江风格”的乍起、涌动、传播、飞腾和影响的全过程。
  “榜山风格”花红榜山
  1962年10月中旬至1963年5月底,总共七个半月,龙溪专区(今漳州市)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全专区22个蓄水10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有14个干涸,8个接近干涸,蓄水只达原蓄水量的百分之四;九龙江三条支流的水流量,也少到多年来的最低点,南溪几乎无水,西溪已降到2.71秒立方,北溪降到22.5秒立方。百年不遇的旱灾,严重威胁全区春耕生产,已有88万亩水田无水溶田。当时,地委全力领导全区人民奋起抗旱,争取农业丰产丰收。
  作为我区粮食高产县份的龙海县,在当时,也面临120天不下透雨的旱灾威胁,全县主要水库、山塘总蓄水量只剩28%,纵横平原的六大引水渠道的总蓄水量也只剩40%,全县有11万多亩田地缺水溶田(占水田总而积38.2%),还有占16%的秧田无水播种育秧。在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面前,龙海县委书记刘秉仁和县委一班人作出“堵江截流,引水抗旱”的战略决策,带领全县48万人民奋力抗旱,战胜灾害,以确保实现“千斤县”。
  抗旱必须引水,龙海县委提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豪迈口号,县委一班人还乘船沿九龙江西溪勘测水源,决定筑坝堵截西溪,引水入平原,溶耕10万亩高产良田。因为堵了溪,西溪每秒22立方以上的引流量,将有15—17立方可通过洋西水闸,进入32公里长的九十九弯和南港渠道,在三五天内就流抵南港区这个终点,使10万亩良田的旱情得以缓解。可是,堵江拦坝会引起水位上涨,造成堵江上游榜山公社洋西等六个大队1300多亩低地的人为“涝灾”。这种总体得益、局部受损的矛盾出现,县委在讨论堵江引水方案时,认为“小局要服从大局,小利要服从大利”,主张“堵,坚决堵”!
  要在榜山筑坝堵江,榜山公社书记苏海成召开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党支书扩大会议,经过讨论,都表示坚决执行县委的决定。首先要经受堵江后的人为“涝灾”损失的洋西大队党支书邱程溪,在讨论“救十万要紧还是保千三为重”问题后说,小利服从大利,小局服从大局,就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全力支援兄弟地区抗旱,拿出勇气来与公社党委共挑这副“千斤担”。
  会后,县、公社、大队干部到洋西村召开社员大会,把堵江截流、引水抗旱的大事说开了,并说明堵江引水后将有300亩田受淹损失的可能。风格高尚的洋西人一听,立即作出感人的响亮回答。林兰老婶说:“树旺叶才茂。要是下游10万亩插不下秧,咱受淹的300亩就是坵士结金子也没用。”当过长工的贫农郑水龟说得更在理、有风格。他说:“救十万,淹千三,丢卒保车,很值得!”大队长郑流涎讲话铿锵有力,表态说:“丢卒保车,小局服从大局,坚决参加堵江”。
  1963年2月15日,全县万名民工上场开始堵江,县委书记、副县长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冲上堵江第一线。榜山公社也挑选3000名青壮劳力、近百艘船只参加堵江。即将受淹的洋西大队社员主动腾出20多条砖瓦窑和自家住宅让外来民工住宿、炊煮,借出200多件生活用具、用品,供参加堵江的兄弟队使用。洋西妇女对田地受淹损失无怨无悔,主动地帮助外来民工烧饭煮菜,送水送茶,并和男人们一道参加突击运土运沙,直接参加筑坝堵江。在大坝合拢急需大量草堵物时,洋西社员不惜工本,将储存烧砖瓦用的5000多斤茅草全部献出来,还一载一载地主动运上筑坝工地。洋西人这种舍己精神和为公举动,真是深深打动参加堵江的万名干群。
  堵了江,截了流,水位一再提高,榜山公社洋西等六个大队被江水淹没了1300亩低地田。但是,为了水尾的东园公社得到灌溉,他们不顾正抽穗灌浆的小麦、刚刚播种出苗的早秧被淹浸,以高尚风格腾出抽水机、耕牛,连同技工、犁耙手一起支援东园、莲花公社突击春耕溶田。当江水流穿榜山公社的九十九弯渠道时,由于障碍物而影响水流速,文苑、翠林等大队千名社员进行沿程清除,扩宽加深,增大流量。
  那时候,翠林大队的大陡门石桥闸的通水障碍最大,需要另挖一个涵洞以扩大流水量。可是,挖涵洞却要挖着翠林的“风水宝地”:翠林村后山说是“龙身”,村前的榕树说是“凉伞”,闸门开启说是“龙吐珠”,渠两岸说是“龙须”,要在“龙口破土”认为是“斩龙须,败地理”。翠林大队党支部书记郑豆于挺身而出,向社员们说:“洋西人为了整体利益,甘愿淹掉自己的田地,咱有心让水路支援抗旱,何惜‘斩龙须’呢!?”他在群众大会上运用对比的方法,向社员们讲明道理:“我们的好光景是靠党的领导,靠科学种田,而不是靠‘风水地理,。”郑豆干说完,宣布散会,大队长一声令下,立即有由30名社员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出动,在桥闸北侧再开一个涵洞作通水口,让西溪水畅通无阻地流灌下游受旱的几万亩良田。
  在这场抗旱斗争中,榜山公社洋西等大队社员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小局服从大局的精神,还体现了发奋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风格。所以,人们称颂她为“榜山风格”。
  榜山公社是“榜山风格”的诞生地。“榜山风格”在地平线上一涌现,便在抗击自然灾害的火热战斗生活中进行锤炼和铸造,而后形成了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榜山风格”典型。因为榜山那种牺牲自己利益、顾全大局利益的崇高风格,已经在附近的公社、大队的协作抗旱中相继涌现出来。莲花公社玉枕大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玉枕大队是个四面环水的洲岛,地处九龙江下游。而洋西堵江正好扼住了它的咽喉,全大队2000多亩水田不能喝到淡水。玉枕人而临“牺牲”,他们的党支书却说:“先保十万,后顾两千,‘丢卒保车,,全盘棋便赢!”语言简洁,气宇轩然,风格至高,又是一句“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豪言壮语。
  先作“自我牺牲”的玉枕人在堵江鏖战中挑选40名体力壮、技术好的技工,承担最艰巨、最危险的截流江坝合拢口的打桩任务,为堵江全胜立下一大战功,并且出师支援架设南溪渡槽,胜利地引导江水入渠溶田。而先他后己的玉枕大队,却因援助外大队耽误节气,使2000多亩田只收成400亩稻子。他们的义举,给“榜山风格”的形成添上一彩。
  “榜山风格”花开全县
  在抗旱斗争中涌现的“榜山风格”,代表着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先进思想、豪迈壮举和崇高风格,受到龙溪地委、龙海县委的肯定、表扬、传播和推广。于是,“榜山风格”首先在龙海全县遍地开花,成为龙海人民当年进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战胜旱灾、实现粮食“千斤县”的精神动力。
  当时,龙海县委副书记杨保成作了这样全面又生动的总结。他说,全县学习“榜山风格”,“龙海大地遍开先进之花”。按其有代表性的先进事例,略可这样分类:
  一、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在堵南溪时同样出现“放小顾大”情势,如东泗公社西岭大队甘愿牺牲200多亩稻田让江水借路淹过,要求把堵江坝址择定在自己的地头;堵北溪时,角美公社沙洲、美山、课堂、东美等大队甘当被丢的“小卒子”,受旱800亩,淹掉3000亩,全力以赴支援堵江,顾全整体利益。
  二、克己待人,助人为乐。南溪堵江后,居于浮白渠道上游的白水公社自愿降低水位,主动让水给下游的浮宫公社,而自己用两三层水车盘水入田;方田、溪山两大队历年闹水利纠纷,而这次互相让水,方田让给溪山,溪山又让给浮宫;莲花公社黎明大队让出五台抽水机支援兄弟队,自己400多亩山垅田却用水车盘水抗旱;水源本不充裕的省山大队,自愿让出山坑水、水库水、潭港水四万立方,解救梅市等四个大队260亩受旱田。
  三、一方有灾,八方支援。抢时间架设中港引水渡槽时,农民技工上场,县手工业局组织百名铁工木工赶赴工地,日夜参加苦战,终于引水过江,挽救了苦于咸、旱双威胁的乌礁洲万亩良田;当年夏收时节,榜山公社遭受洪风袭击,一大片一大片的早稻倒伏出芽,东园公社漏夜组织800多个劳力,自带收割工具赶去支援抢收。6月29日,《福建日报》刊文称颂此举是“榜山风格的新赞歌”。
  四、我助人人,人人助我。当年早季因“丢卒保车”而减产的玉枕大队,全年仍有13万斤征购任务要完成。附近兄弟大队闻讯,都这样议论:没有玉枕发扬风格,就没有我们的大丰收。当时玉枕与咱有难同当,现在应该让咱还情才在理。所以,各兄弟队纷纷自发多卖余粮15万斤,主动替玉枕大队分担征购任务。1964年2月1日,《福建日报》头版予以报道,并加“编者按”说“这种风格,比粮食、比金子还可贵”。
  五、学比赶帮,携手前进。抗旱年景,大家干劲大,风格高,队与队、社与社纷纷自找对手,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通过互比、互帮、互赶达到共同前进,呈现出“一片红”。榜山公社与莲公社是酣战高产的两家“对手”。当年9月,莲花有一万多亩抽穗晚稻受旱起咸。榜山闻讯,沿九十九弯渠道的9个大队,于当晚停掉抽水的19台抽水机和100多架水车,一连六天给莲花让水。“对手”成“帮手”,社员众口齐赞:“一树红,不算红,满山红,才是红”。他们在“对手赛”中追求的则是“一片红”,携手共进。
  六、先进成风,焕新风尚。“榜山风格”的薰陶,使农民的思想境界开阔,觉悟提高,慕先进、学先进、赶先进成风气,社会风尚也为之焕然一新,维护集体利益而不顾私利的思想在增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港尾公社沙坛大队有董光头等8户社员,自觉让出8口饮水井,抢救集体16亩受旱田;浮宫公社海山大队妇女队副队长陈秀兰,带领妇女挑水抗旱,坚持个把月,自己的肩膀磨破了,垫上棉花絮又挑水;步文公社梧桥大队开凿“通江渠”,引西北二溪水灌山垅田,大队民兵队长郑添来卷铺盖上山,个把月吃睡在抽水机旁;雩林大队庵边两队社员以“人定胜天”的革命意志,用水车加戽斗,一层接一层,连盘13层,越过两重溪车水,日夜不停,连续苦斗20多个昼夜,终于把158亩高地田和38亩“望天田”溶了田插上秧。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就是把“榜山风格”的精神力量,化为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榜山风格”在龙海县广大农村遍地开花,受到振奋、激励的工、商、学、军和各界人士,都以饱满的热情、冲天的干劲和磅薄的气概,投入县委领导的战胜旱灾、夺取粮食丰收、实现“千斤县”的运动热潮中。从而,“榜山风格”又成为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行动的最大精神动力。
  据当时江东水利管理所主任康仲兴的笔记载道:1963年3月18日至6月5日北溪堵江完成,工人和技工在“铁龙会战”的两个多月中,用抽水机群进行大协作抗旱,利用江东渠道进水闸口,破开九龙江堤防,以26台520马力的抽水机和一台照明用的发电机,把江水提高7米扬程,灌人30公里长主干渠和47.6公里支渠,供角美公社和厦门海沧公社4万亩田地春耕溶田,谱写了一曲工人支援农民抗旱的工农联盟赞歌。
  当地驻军“英雄团”济南二团派出的400多名官兵,在战天抗旱斗争中,也同工农一道奏出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颂歌。堵江拦坝的紧张合拢战斗打响,人民子弟兵操作打桩机进行打桩。因为拢口越填越窄,江水湍急,石块、沙包被激流冲走。当此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率部参战的朱政委命令第一连百余战士,奋身跳入水深过腰的激流拼搏,合拢口“横沉作业”告成,8名力壮战士又抬着重量500多斤的大沙包填入水中。在两小时内,全体官兵一共填下4800袋大沙包。由于子弟兵的奋力支援,北溪堵江引水工程经过军民大兵团英勇战斗,投下11.32万工日,完成16万多土石方,筑造起一条长600多米、高5米的拦江大坝,引水灌溉了紫泥等公社6万亩田地。
  那时候,堵江拦坝是必需赶在大潮汐到米之前完成拢口。但急需的装土装沙的草袋、麻袋不敷三万条。县直党委和石码镇委一接消息,立即组织干部、职工和居民600多人,利用机关食堂场地、街道长廊和灯光球场(今龙海宾馆院址),日夜突击编制草袋。当夜,县委副书记杨保成、王照承、林明法,统战部部长管一农、法院院长曾昌棋等人,同大家一道赶编草袋。直至深夜近12点,“编袋兵团”共编制草袋近3万条,凌晨3点便悉数运抵拦坝工地,不违时效。当时,干群动手共编草袋、支援堵江拦坝的动入场面,至今还被视为大协作共建家园的壮举传扬下来。
  当年2月中旬至21日堵江拦坝的紧张战斗,副县长杨松山率领100多名县直机关干部下工地,同广大民工一起奋战。粮食、交通、供销、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文教卫系统都以支援抗旱保丰收为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手工业局组织92名木工,开赴紫泥参加架设330米长的中港渡槽工程;供销、农资部门组织工人日夜加工,供应拦坝工程所需的48000多条稻草袋和水草袋;卫生局组织医疗防疫人员下工地,设一个医疗室、13个医疗点和3个卫生防疫组,历时十多天为万人次治病派药,为民工工棚和农民住户消毒喷洒近2万间次;在财贸、商业方而,保证抗旱前线和城乡人民的物资需要,出现了“旱灾不旱市”的历史奇迹。当年,全县财贸情况良好,市场贸易额比1962年增加9.2%,财政收入比1962年增加25%;在旱年实现粮食“千斤县”后,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国粮库存回升至2550万公斤。真是龙海花开遍地红嫣。
  “榜山风格”光射闽南
  60年代,有个油印歌本传唱这样一首方言歌谣:
  屋角喜鹊叫喳喳,
  榜山传来好风格,
  “丢卒保车”人呵咾,
  牺牲小家救大家。
  大旱无水田土白,
  牵牛落田孬犁耙;
  堵江截流作大坝,
  引水入沟山顶爬。
  层层水车飞龙阵,
  日暝伡车水挺骨架,
  男的铜身女铁骨,
  敢斗敢拼天不怕。
  “榜山风格”一发挥(扬),
  抗旱呌天眼巴巴,
  有水抗旱不算旱,
  村村插秧坵坵饱。
  “榜山风格”学习好,
  种豆得豆瓜得瓜。
  工农欢心传喜报,
  报来旱年满地花。
  这首方言歌谣的传唱,表明“榜山风格”在闽南大地已经深人人心,光辉透射,四处闪扬,在远近化为“学比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区人民都要像榜山人那样发扬“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风格和战胜困难、抗旱夺丰收的精神。
  “榜山风格”传播四方,“榜山风格”处处开花。由此,“榜山风格”也升腾为“龙江精神”(即“龙江风格”)。
  那时候,全专区处在严酷的抗旱中,几十万抗旱大军封江堵河五千余处。凡是封江堵河的地方,难免出现总体得益、局部受灾的情况。可是,受害地的干部、群众差不多都表这么一个态:学习榜山人,牺牲小利益,保护大利益。他们的话语铿锵有力,他们的精神叱咤风云,真是感天动地!
  在平和县安厚公社有着这么一个动人实例:这个公社有四个大队处在一江水之畔,由上而下的次序是:东川、东寨、南门、白石。那年,南门大队受旱,东川大队舍己为人,决定让水给南门。但非经过东寨大队不可。于是,东川先征求东寨的意见,东寨表示让路通水。不过,东寨人有心计,先问:“南门去年早稻亩打几多斤?”回答是“420斤”。这么一答,东寨人更动心,说“我们亩产只有260斤,比南门大队少160斤,就要先顾南门”。所以,东寨不但让东川的水借路通过,而且把本大队的水主动送去。宁愿自己用水车车水灌田。水一到南门,南门大队却决定先灌白石大队,因为白石的田地旱得更严重。这四个大队的互助互让做得实在感人心肺!
  殊不知在解放前,东寨和南门恰恰是冤家对头。70多年前,这两个村曾因抗旱争水发生械斗,双方死亡40多人,从此结下不解之仇。又一次——50多年前,双方又在械斗中死了108人。长期以来,东寨和南门的冤仇似海之深,村民互不往来,男女互不通婚。可是,他们在“榜山风格”的感召和激励下,认识到天下农民是一家,一方有难,仲手相帮,主动让水送水,还把困难自己留下,共同战胜旱灾为害。这显然是“龙江精神”所进发出来的一个闪光圈。
  类似安厚公社这样动人的事迹,在次于九龙江平原的漳江平原也层出不穷。漳江平原是稻粮高产区,可当年有10多万亩水田受旱插不上秧,只好学龙海“堵江截流”的经验,在漳江拦腰造坝,引水灌田。当南、北溪水位上涨时,首先得益的是东厦公社,次是莆美、竹塔两个公社。东厦社员多姓方,竹塔社员几乎都姓吴,莆美社员大都姓张。这方、吴、张三姓,在清末曾因氏族械斗而成冤家对头。在械斗中,刈下对方的头颅还盐渍在陶缸里,待案结了才双方对换人头,议抵赔偿。可这次拦江抗旱,东厦、竹塔、莆美三个公社都出动抗旱大军,参加造坝开渠,协作抗大旱。通水时,处在流头位置的东厦公社,主动畅通渠闸,让水给地处水尾的竹塔公社,而且让南溪迅速提高水位,让地处南边坡地的莆美公社得以引水、抽水抗旱。他们学习榜山人互让互帮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唱出了一曲阶级友爱的时代赞歌。当时,有人编出这样一首快板诗:“早是冤家今亲家,天下农民本一家。阶级友爱心相印,旱年遍开亲热花”。
  当年抗旱,可以说是一场战天斗地的严酷斗争。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榜山风格”的激励下,浦、云、诏、东、和各县人民的抗旱大军,都安营扎寨于江边、山陂、地头和涧圳,不怕艰苦,不辞劳累,不惧蚊虫蛇蠍,不顾餐风宿露,日夜轮班取水灌田。他们那个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和革命劲头,谁看见谁也感动不己。
  云霄县城关公社有两个镇郊大队,一是立新,一是永新。因为地连城镇,历史上对镇郊农民有个贬称呌“洋拌”。可就是“洋拌”们在抗旱斗争中成为治蛟的“神手”。立新、永新两大队社员合作拦溪引水后,地处西端高坡的立新大队就用三级高扬程汲水上屐仔山,然后开沟挖渠引水,灌溉西门外近千亩旱田。因为坡坡坎坎多,有着东一片、西一片的山垅田,非用水车车水不可。他们便用18层水车,硬硬把盘山的漳江来水搬入山垅田,近300名身壮力强的社员用双脚踩车,日夜分三班轮换,坚持足足一个月,终于把片片山垅田插上绿秧。他们事后诙谐的说:“十八层水车像蜈蚣阵,一阵摆一阵,阵阵打赢,到底蜈蚣阵吃掉旱魔阵了”。有一次,记者采访这些硬汉子。他们正儿八经的说:“……艰苦奋斗,学做榜山人。要不,光粗臂大脚没用”!他们的朴素语言,却蕴藏着“榜山风格”的内在力量和思想内涵。
  “龙江精神”鼓舞了人们的革命干劲,锻炼了人们的革命意志,同时也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转化人们的思想作风,密切于部和群众的鱼水关系。
  在那抗旱夺丰收的艰难日子里,从地委书记、专员、县书、县长以及各级干部,都在“龙江精神”的薰陶下,以身作则,走出“衙门”,脱鞋下田,跟群众共同劳动。有的甚至住一个“营寨”,吃一样饭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干群众之所干。当时,全专区每天参加劳动的干部计有10000人以上;各个县委已经执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或者一天工作一天劳动的制度,改变了“蹲城镇、坐机关”的领导作风,增强了当好人民公仆的观念,全身心地去为人民服务,从而密切了干群关系,群众拥护党的干部,夸党的千部作风好。
  当时,在干部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动人事例:有个站在抗旱第一线指挥的县长,头戴斗笠,裤管卷过膝头,东村走西村,看到缺乏犁耙手,他扶犁撑耙参加溶田,看到短欠插秧手,他就弯腰拱背下田插秧,晒得一身古铜黑,溅得衫裤满泥浆,简直叫人认不出是一县之长。有的干部参加劳动,碰到丧母出殡也没有回家;有的外地干部因为抗旱如救火,连远地赶来探亲的父母也挤不出时间去接待;有的青年干部还把婚期延缓下来,自觉地把个人“私事”暂搁一旁……众多的动人事例,也说明损失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思想情操,已经在广大干部中形成起来,从而使其精神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
  “龙江风格”闪光南北
  “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龙江风格”,是发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时代精神。它在大江南北炯炯闪光,30几年后仍不失其光芒。
  “榜山风格”喜得新闻媒体的肯定,并加以大力宣扬。《人民日报》、《文汇报》、《福建日报》和《漳州报》都以突出的版面进行有份量的宣传报道。1963年4月7日,《漳州报》用通栏标题报道“榜山公社牺牲自己部分庄稼,保证广大地区不受旱灾”的消息,还配合发表《“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评论,呼号“让这种全局精神更普遍地发扬起来吧!”当月23日,《福建日报》在第一版突出报道《榜山公社助人抗旱贡献大》消息,并专门撰写《高尚的风格》社论予以配合,推崇榜山这种顾全大局的崇高思想和风格,并呼号”让它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让它成为人们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思想、心理、习惯的精神武器”。6月21日,著名诗人郭小川在闽南采访后,于《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激情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热情地讴歌闽南人民发扬“榜山风格”——“龙江精神”、战胜百年不遇的旱灾的伟大胜利。同日,《人民日报》专门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褒扬“榜山风格所代表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显得特别光辉灿烂”。由于各级报纸对“榜山风格”的高度评价和据实推崇,因而使“榜山风格”(“龙江风格”)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和深刻影响。
  “龙江风格”表现了我区6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文艺工作者通过戏剧、话剧、京剧等文艺形式进行热情讴歌。1963年6月,芗剧《碧水赞》被定为福建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剧目。1965年,该剧参加华东区戏曲现代剧观摩会演;剧本被选入华东戏剧丛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播扬。
  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以“龙江风格”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话剧《龙江颂》,参加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观众受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共产主义风格所深深感动,人们广为传颂话剧的灵魂“龙江风格”、“龙江精神”。1964年间,福建省话剧团带着《龙江颂》晋京在中南海紫光阁作汇报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8年,上海新华京剧团在深入龙海洋西大队体验生活后,将话剧《龙江颂》改编成京剧《龙江颂》。同年国庆节,参加全国京剧现代剧观摩会演。后来,京剧《龙江颂》被列为样板戏之一,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播映了10多年,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称颂,使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光芒的“榜山风格”(“龙江风格”)在延伸发扬。“龙江风格”的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激励人们化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力量。1963年2月以后的抗旱斗争,全区大大小小的封江堵河工程有5200处之多。凡是封江堵河的地方,不免出现总体得益、局部受损的情况。但是,他们学习“榜山风格”,牺牲局部,维护整体,扶着九龙江四大水利工程上马。较大的西溪、北溪堵江工程,把西溪的水调到南溪以东,通过长190米、高10米的渡槽灌人30000亩稻田。四大水利工程竣工,总共灌溉23万亩地(约占全区早稻种植面积的六分之一强)。这年,“榜山风格”诞生地的龙海县在大旱之年获得粮食大丰收,每亩产量1063斤,实现水稻“千斤县”。全专区同样喜获粮食丰收。地委在1964年向全区人民发出“全党大办农业,实现亩产800斤专区而战”的号召,大力推广龙海县实现水稻“千斤县”的经验,继续发扬“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小局服从大局,小利服务大利”的“榜山风格”——“龙江精神”,全专区人民又以艰苦搏斗的作风和胸怀大局的风格,去创造水稻亩产800斤的专区。
  1963年,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到漳州访问,为“龙江风格”所感动,特地赋诗以歌颂。诗云:
  弥望黄垂禾穗丰,
  从知抗旱奏全功。
  截流闻说五千道,
  引水曾经数十重。
  协力同心无反顾,
  先人后己见高风。
  但听一语相传告,
  三面红旗看越红。
  叶老是一位治学严谨、处事慎真的人。他在律诗末后还亲加附言:“一九六三年秋访问闽南,详知舍己利他、抗旱奏绩之伟举,此即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之所本也。尝作一律..”叶老虽然作古,但他对“榜山风格”赋诗作颂,褒扬“舍己利他、抗旱奏绩之举”,风范犹存。
  “龙江风格”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尽管它的光辉在极“左”的年代曾经暂时暗淡,而它仍然在人们的建设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时过28年,江淮、太湖流域碰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安微省不得不打开王家坝水闸,向蒙洼地区进行分洪,这样会淹掉几十万亩收刈在望的麦田。蒙洼地区人民为了江淮整个抗洪斗争的胜利,甘愿作出“小我牺牲”;偌大的上海市为着支援江苏、浙江等兄弟省市的防洪,断然下令炸开青浦红旗塘坝,其辖属的四县一区也纷纷开闸纳潮。他们把困难和损失留给自己,换来了太湖地区的汛情缓解,保护太湖沿岸的城市、农村安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在报道这场气壮山河的斗争事迹时,用赫然入目的大标题称赞这是九十年代的“龙江颂”。这说明28年前的“榜山风格”——“龙江精神”又重新在华东地区的抗洪斗争中得到发扬,可知它的革命精神和伟大风格有着何等深远的影响。
  “榜山风格”——“龙江精神”诞生35年了。它是一种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一种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崇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光辉。这种思想光辉,正如原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袁启彤同志在纪念“龙江精神”诞生30周年理论研讨会所作的题词那样:
  “龙江精神,永放光芒!
  现在,“龙江风格”诞生地已被省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的光辉将闪烁不熄。
  (林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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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文史资料

《漳州文史资料》

本书收录了除害灭病人长寿、家无蚊、户不闭的年份、“太平之风”吹八闽、仙塘乡搞土改的那段日子、明珠返浦老人欢等2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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