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7年2月28日，台北街头发生一椿惨案：国民党税吏凶残地打死一烟贩，孤儿寡妇的哭诉，激怒了台湾的父老乡亲，愤怒地砸烂了税务衙门，焚烧了贪污官吏的住所，痛打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官吏。事态扩大后，台北人民终于揭起“反贪污，反暴政”的义旗。这一场郁积人民心头已久的怒火，刹时星火燎原，台中、高雄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抗暴运动，席卷全岛。而国民党政府官吏先是仓惶失措，穷于应付，后即命令军警镇压百姓。这是台湾“二·二八事件”。
  风声传到澎湖湾已是三月初旬了。那时候，我在澎湖内安国民学校当教师，已经觉察到周围气氛的紧张，学校里的本岛青年教师私下用日语窃窃议论，女教师用畏葸的眼光睥睨我这位从内陆而去的教师。后来，国治老师悄悄告诉我说，台湾本岛爆发了起义，这几天老校长一再告诫大家：我们反对的是贪官污吏，决不是盲目的排外，一定要保护内地来的教师，不要让他产生疑虑。
  然而，我不知究理，心中始终忐忑不安。三月八日这天，我向校长请假，要去马公一趟。老校长只好跟我开诚布公地恳谈一番，他极力安抚我不要猜疑。他说：“自从台湾回归祖国后，我们台湾人民始终是热爱祖国的，你们离乡背井应聘来澎湖，是为了教育好我们的后代，我们情同手足，决不见外。但是。国民政府的官吏却不爱恤民力，他们贪污挥霍，作威作福，百般歧视，欺凌我们。从前日本统治台湾，还是用‘养羊剪毛’的手段，奴役我们，想不到回归祖国后，这些贪官污吏却用‘杀羊剥皮’的手段，欲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台湾人民忍无可忍，这才举事的。”老校长痛心疾首，大义凛然的讲话，使我深受感动，但我还是要去马公探明虚实。
  等我到马公中学我四兄家中，才看见附近离岛的内地教师早已撤回。这天晚上，马公岛风声骤紧，传闻岛上人民也在秘密集会，商议举事，响应本岛的起义。我们紧张地守候一宵，不敢人睡。第二天，仍然风平浪静，没有爆发什么事件，只有海军要塞派兵站岗巡逻。过了几天，听说由于马公要塞有重兵驻防，控制了局势，澎湖人民不敢贸然举事，而台湾本岛由于从浙江调来军队，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事态平静后，我仍回原校教课。谁知祸从天降，国民党政府血腥清算“二·二八事件”的密令传到澎湖，各个离岛的内地教师于四月初全数召回马公，先后都被拘禁在要塞司令部的囹圄中，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身犯何罪、过了几天，才听说当局指责我们都是“共党赤色分子”，三月八日晚上到马公岛密谋举事。这真是天大的冤案！
  我们在拘押期间，几位年长的教师被当做重点嫌疑犯，反复被拷问，对我只提审过一次。一天夜晚，我被两个执枪的卫兵押到一处明亮的屋子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凶神恶煞地凝视着我，旁边坐着两个笔录口供的书记员，气氛十分紧张。
  这个军官劈头盖脸地就威吓我道：
  “你们一伙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组织暴动的？”
  我坦然地回答道：
  “不是的，我们是受彭湖县教育局聘请来的中小学教师。”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心中毫无隐讳。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本岛教书，偏偏来这荒僻的小岛教，难道不嫌此地生活艰苦吗？”
  “谁不希望生活过得好些，可惜，没门路。”我坦率地笑答：“我在内地教书时，是枵腹从公，这里的教育局保证我们薪水加番，月月兑现。生活迫使我们，心甘情愿来此渔岛教书的”
  那个军官认为我是在狡辩，厉声追问道：“你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地教书，是不是暗地里在宣传什么主义？”
  “台湾省刚刚光复，我们内地教师有责任来此改革日式旧学制，传授新教材，推行国语教学。这是本着国人良知行事，并不宣传别的。”
  军官拍案怒斥道：
  “你还想隐瞒、狡辩。你们为什么同本地教师和渔民过往十分密切，难道我们不知道吗？”
  我淡然答道：
  “自我来此教书后，深感学生、家长都是十分尊敬教师的，渔民尚懂得尊师重道，我们为人师表，自不能误人子弟，当然要礼尚往来。对本校同仁更应齐心合力，办好学校喽。”
  审讯的军官火冒三丈，怒吼起来：
  “你别装蒜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底细、福清县党部早把你们的活动材料，密报备案了。你写过文章，画过漫画，抨击党国时政，有没有、你们串通一气，组织罢教，一气搞垮了多所中小学以及报社，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们是有组织地进行破坏、捣乱。究党谁是你们的头目，还不从实招来？”
  至此，我方明白，原来是国民党福清县党部做的手脚。我想起自我们应聘来澎湖后，省里先后派来两名特务“督学”，到实地“考察”我们。我亲眼看见其中一位老督学顺手翻阅青年教师的日记和来往书信，结果一无所获。后一个“督学”，就在马公要塞里施“苦肉计”，自认是“共产分子”，咬定报社记者、我的好友陈祖裘是他的同党，三月八日在马公中学密谋暴动云云。然而，从48个被拘禁的内地教师口中，却套不出破绽，最后只能悻悻地将假“督学”和陈祖裘送到台北去。
  至于对我们这批男女教师、无凭无据的“赤党分子”，既不能定下罪名，又不肯轻易释放。但在当地绅士和校方的强烈催释下，耍了一“招”，要我们各自具结：“因病外保，随传随到。”
  “因病外保，随传随到”，这是等于蹲在监狱外边，束手等待国民党传讯。这种牢外囚的日子，我受不了。暑假到了，我悄然背上行囊，混上渔船，溜到台湾本岛去讨生活，我先落脚在台北市，但已嗅觉这里政治气氛的肃杀，查禁“二·二八”余党十分严厉，便退到台北县板桥，在一所国民学校谋一教席，暂时安顿下来。不久，我得知陈祖裘已被释放，在嘉义市民教馆当馆长，他来函敦请我去协助工作。
  原来嘉义市市长吴宓，号称“吴风迷”。吴凤祖籍是平和县壶嗣村人，为了民族团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被封为“阿里山之神”。国民党市长吴宓以吴氏宗亲身份，大肆宣扬吴凤，以捞取政治资本。他将市民众教育馆改称“吴风康乐区”，给一所破大庙让陈祖裘和我去草创。我们绘画大幅的吴凤就义像，布置吴风纪念堂、吴凤展览馆，我还亲自编导了吴凤歌剧，请山胞来教歌舞。翌年，吴风康乐区草创峻工，吴宓市长亲自主持过揭幕典礼，就免去我朋友陈祖裘的馆长职。我即上辞呈，要与陈馆长同进退。一天晚上，一个自称市府秘书的矮胖子上门来，严厉警告我不得擅自行动，并威吓说：
  “你应当明白自己的处境，你是潜逃的二·二八危险分子，名单早已通缉全省了，我们早已掌握了你的底细。你若安份地为我们继续干事，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否则，定难逃出我的手心！”
  第二天，我不顾警告，毅然购得车票，提携行李上车，要去新竹师范苏森墉老师处求援。不料，这位秘书赶到车站，将我拦截下车。
  第二天，我手执车票，提着行李，去找这个秘书，提出“要么放我走，要么把我扣押起来。你看着办吧！”他却打哈哈说：“误会，误会。您有高就，不便拦阻，咱们后会有期。”因为我的同窗、三青团主任卢如汉给他打过电话，便来软的一套。于是，我到新竹附小教了一个学期。
  谁料到，暑假一过，校长来找我时，满脸歉意，只送我一份红包，没有聘书。他十分遗憾地说：“当局指令我解聘你，实在抱歉，我们爱莫能助。”显然，这是胖秘书的诡计，其“后会有期”得到验证。我一气之下，亡命到高雄。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我举目无亲，有谁肯援我以手呢、我在街头巷尾踯躅了几天，不惜以生命求一搏，便转道向北行，到台南市寻觅机会。正巧，台南街头贴出广告称：青年军二〇五师“人民服务队”招考话剧演员。我在抗战时期，曾在抗敌后援会抗敌剧团当演员，在福建省各地巡回演出几年。于是，我便到设在台南一大酒家三楼的剧队去应试。
  原来是国民党青年军31军205师在苏北战场被打垮了，只剩下个番号，在台湾重新招募学生兵。我被导演陈路招聘为剧队演员，随即进行排练话剧，参加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的排演。不久，就在师部隆重演出，效果颇佳。我算是混了一口饭吃！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即将挥戈入关，国民党当局慌忙将在台湾初建、未经训练、装备不齐的二〇五师学生兵调到华北去应急充数。十一月底，我们在台南登上军舰，离开了台湾岛，向北航行。话剧团的演员们大都惶惶不安，怕上战场，有几个搞美术的大学生，临上船时脚底抹油，开小差了。而我却庆幸自己终于脱离了台湾岛这所特务横行的大监牢。
  我们乘军舰在塘沽港登陆后，二〇五师配给傅作义守北平城用。1949年1月，我们队伍就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了，我也自此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