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编者按：林知渊，1890年3月21日生。1909年，毕业于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参加辛亥、护国、护法和北伐斗争。抗战期间，被国民党军统局派遣潜入台湾，在日伪军中做“内线”，后落迹黄大伟伪“和平救国军”总司令部任总参议。1939年12月间，活动在汕头、澄海的伪军黄大伟部入闽进攻诏安县，败退。林知渊趁机脱离伪军赴重庆复命。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他由陈铭枢介绍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刚解放，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8月供职于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文革期间，病逝上海。本稿是他生前所写，介绍了日伪军策划进攻诏安县和他个人脱离伪军的经过。今予刊登，题为编者所加。
  1939年11月，山本（台湾日军高级参谋）和土桥（驻汕日军头目）都鼓动黄大伟（伪“和平救国军”总司令）在汪伪南京政府开锣前向外发展，占领几片土地，给汪精卫的脸面贴金。中旬，运来了一批枪械，连同原有的，只能编成三个团（团长吴茂松、邢仲谦、王钊都和我相熟），余下一团人只能徒手，暂称“补充团”。团所属各连，都派一个日本人充当教练员，帮同训练。我和吴茂松秘密谈过几次话，虽然没有明言要他反正，但他很能领会我的话意，顾虑到安全问题，不敢作明确的表示。
  12月初，山本从台湾来汕头，并同土桥两人联名请黄大伟从澄海到汕头举行会谈。初，黄要我同往，我推辞有事缠身不能走，建议请参谋长张季珊相随。黄会谈结束返回澄海的第二天告诉我说，土桥传达广东日本军方意见，要澄海部队（注：黄大伟的和平救国军）在10天之内即12月15日以前，出击并占领福建诏安。日方所供给的情报是：一、汪精卫政府已组成，将于明年新年之始（1940年元月）举行还都大典，政治、军事相配合，以扩大影响；二、诏安县境仅有陆军某师的一个团兵力，一营驻梅州，两营驻县城；另有县自卫队两个中队（约120人），自卫力量相当薄弱，且一个中队分兵分水关。所以，黄大伟说，我方兵力三个团已两倍于“敌”，占领诏安全境，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张季珊也很是乐观，认为进攻诏安“稳操胜券”。一天，张季珊要去汕头向日方筹借10万元作为开拔费。我对张说：“在经费这一点上，黄怎么说就怎么办，唯在军事上，你不要如黄在两个日本人面前那样夸下海口。”过了三天，张只带回两万元交给黄大伟。
  一天，张季珊两次催我去见黄大伟，但我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行动计划：黄发动军事进攻之日，将是我走脱之时。但路有几条，如何走法，事前即须决定，不能临时乱闯。我的两个儿子被留在台湾作人质，其走的上策是，黄大伟打败仗时，混在乱兵中走我的路。这样，我得救，我的孩子也将会得救。第二天中午，我去见黄大伟，他说要订前进计划和攻击计划。我说：“你已夸下海口，我的计划就难定了。北门外这一条大河川，你看过吗？”他说：“团长们去看过了。”吴茂松说：“没有炮兵，这样宽的河幅飞渡得过吗？”我说这意见很对。团长中只有吴茂松顶一个，我和他计议一下，再订出计划来。下午，我邀了代理参谋长张国权和团长吴茂松计议了半天，才订出计划送上去。当天夜里，我秘密派了一个学生往找澄海县县长李少如，通报了军情。第二天得复，李少如要放开正面，让黄的伪军通过，待入闽由国军撒网围歼。
  12月15日，土桥叫张季珊带回书面通知给黄大伟，要他将前进命令初稿先送联络机关武官处审阅，并限于三天内开始行动。黄找我来，我又找张国权和吴茂松两人共同拟了各项命令。在前进命令中，强调行军需要，将第一团全团兵力作前卫部队，以吴茂松为前卫司令官，付与抢渡澄海河并掩护后续部队渡河的任务。吴茂松已看出此去前途不可乐观，要求我随前卫部队行进。我同意，趁机对他说，危难之处不在进入诏安之前，而在于占领诏安之后。诏安地势，攻易守难，如遇挫折，将队伍拉向内陆，切勿走向海滨。这些话，暗示他不要和黄大伟混下去。
  18日，是土桥下令行动的一天。先一日，黄大伟将澄海河川中的所有船只尽数强拉到南岸。18日拂晓，前卫部队开始抢渡，北岸响起零落的枪声。黄大伟惊慌不已，命令尖兵队四门小钢炮向北岸连续发射20余发炮弹。11时，前卫部队全部渡河完毕，下午6时到达黄冈，夜10时抵诏安门户的分水关，遂改前卫为前哨，吴茂松为前哨司令。半夜12点，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分水关。这天，行军全程共150里，途都未遇抵抗，前卫部队三次占领阵地，即未发一枪一弹。半夜始抵分水关的黄大伟，询问前卫情况后甚是喜悦。而稍有军事常识之人，总会考虑沿澄海、诏安未遇抵抗而对方兵力用在何处的问题。澄海、诏安为粤闽门户，而黄冈、分水关又地处两省要隘，绝无大敌当前而门户洞开之理。两县两省没有暴露出他们的军备情形，正是对方要深谋远虑的地方。而黄大伟还在睡梦之中，真是可笑！
  19日拂晓前，把邢仲谦第二团作为前卫，向诏安县城前进，吴茂松第一团作后卫。上午9时许，前卫部队到达县城西郊待命，未遇抵。黄大伟于10时许命令继续向县城前进，半小时后进城，同样未遇抵抗。因为正规军75师两个营及县自卫队均已撤退。黄大伟于11时进驻县公署，我同时入城。然而，我先到熟人林学渊家探视，邻居告说学渊日昨尚在家，闻日伪军攻来消息，带家中老小到四都东峤张贞家中暂避。我遂写信雇一人专程送往四都，请学渊潜来县城商量要事。随即，我又到林学增家，学增也避去，只得作罢。
  下午四时，黄大伟在县署召开会议，宣布“论功行赏”，吴、邢两团长各记大功一次，其他官佐也给奖励。会上，委派吴茂松为城防司令，一切善后由吴负责处理。第二天早晨，黄要回汕头向山本、土桥两人报功。我说，司令离去，群发无首，没有不误事的。黄说请我替他负责数日。我说，我只能负责后方联络，他听毕也不反对。
  黄大伟走后，我在丹诏书院睡一觉。19日下午约五时上下，东门外忽然枪声大作，我到街头一看，群众慌张乱跑，县署门口的两名伪兵被流弹打死。片刻，北门外也响起枪声，显然国军反攻县城，此时街心十字路口也击倒七八个人。早已约好的农民找到我，催我走离。这时，吴茂松来报告军情：据侦察兵报告，东门外到了正规军两个团（编者：国军75师史克勤旅一部和20师李逾群旅一部），北门外也有一个团，唯西门、南门外未见兵力。我说：“我们已被包围，立即从西门退出，集合三团退向庙子前、凤凰圩：。”我还交代说：“按我的话办，此后安全尚可有望。”吴茂松完全领会我的话意，愿意遵照执行，但他要我滞留一晚。我说：“一刻也不能等待。我有责任为你们筹划安全，希望能在四天内于庙子前、凤凰圩见面。”说罢，那个农民带着我出了西门，朝西北方向走去，准备在翌日中午赶到庙子前，找到当地一个名叫刘春和的民团团长，由他出面把黄大伟的三团伪军收编了去。
  因为黑夜急行，向导带错了路，把我领往与庙子前相反的方向。这时，我也不知道三团伪军是否按我指定的地点汇合？天大亮时，几名群众疑我是汉奸黄大伟，便把我拘禁起来，检查我的行李，除几件衣服外，还有港币500元。于是，把我押送黄冈，交给乡公所请赏。而乡公所认出我不是黄大伟，把我锁守在楼上房里，没床没铺盖，我倒下便睡。后，有一个人提马灯上房，把我叫到楼下，给一碗粥吃，又和十几个人蹲在一起。他们问我姓名，我具实告诉他们。原来，他们都是值夜的巡逻队员。因为诏安发生战事，伪军溃败，散兵过境，当地壮丁组织巡逻队，分批巡逻护乡。
  在拘禁间，我听到巡逻队员说“涂参谋长今夜到黄冈”。我问他们：“是不是叫涂思宗？”有的说：“正是此名。”我说：“涂参谋长是我的朋友，可否请你们把我带到他那里去？”他们商量一阵，派一个队员出去，不多时就陪着涂思宗来了。涂见到我，就说：“没想到是你。前些时候，我在梅县听到刘伟军提到你，怎么会同黄大伟这狗东西合伙呢？”我说：“说来话长，你放心，我不会当汉奸。现在最急的事，就是请替我先发电报到重庆。”涂问：“发重庆什么人？”我说：“给委员长（蒋介石）。”涂答应到饶平发报。
  涂思宗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的参谋长，具有蕉岭军人传统的特点，北京陆军大学出身，比我晚十多期，却与我相熟。我把黄大伟新编三个团的部署大略告诉他，请他派人到临近平和庙子前去收编吴茂松等伪军。下午，涂思宗带我离开黄冈走饶平，先在浮山圩过夜。黄冈、浮山一带，是我20年前辗转作战的地方（注：林时在方声涛部、张贞部任参谋长），此次一身孑然，仓皇过此，不禁百感交集。
  到了饶平，熟人（县长）李默青招待我们，涂思宗给我100元随身零用。我向重庆发出电报后，觉得电文简略，又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呈寄蒋介石，报告行迹，及时复命。
  12月23日，我同涂思宗去梅县，见不到刘伟军和吴奇伟，因为都出军差了。吴奇伟打来电话，要他的妻子设家宴请我。24日晚餐，就在吴家过。席间，有几个人，其中有两名新华社记者。涂思宗把我的经历约略向大家介绍，吴奇伟的妻子笑着说：“那很好，我们就借此机会做一个反宣传，说汪精卫的代表林知渊给我国军捕获、解到广东押往重庆云云。”吴妻说这些话不知是有意呢还是随便说说而已，新华社记者却照样写了电讯稿，由电台广播出去，沦陷区的广东报纸先行刊登。这样的广播和报道，无意中帮了我的一个大忙：台湾方面当天收听到广播，日军部说林既已被逮，留他二儿何用。我的两个孩子就因此被送出台湾，转抵上海。我在兴宁住了两天，接到何应钦电报说，已经电告张发奎派员护送我到重庆。12月27日，我在兴宁起程，经曲江、柳州、桂林、贵阳等地，于1940年1月17日到达重庆海棠溪，戴笠出面将我安顿在市内海关巷1号居住，后迁歌乐山乡间避空袭，6月起到重庆市郊的训练班授课。而后听说，伪军黄大伟部在诏安被击溃，终被福建驻军缴了械，黄大伟这个“总司令”从此垮了台，逃到广州当寓公。当汉奸的下场就是这样耻辱！
  （洪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