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漳浦县成立抗敌后援会，公推县商会理事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陈是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毕业生，曾在集美师范、漳浦中学和福州三民中学任过教职。他出来当抗敌会头头，地方上也支持。县抗敌后援会一成立，下设宣传、慰劳、募捐、侦察、救济、消防、救护等工作团。其中的宣传工作团，吸收很多小学教师及停学、失学、失业青年义务参加。宣工团团长曹起凡（曾任厦门江声报编辑），还有一位漳浦人陈冷（曾任厦门星光日报编辑），两人都与陈则蔡友善。那时候，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动员民众一齐起来抗战御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二陈一曹三个人以县抗敌后援会名义，在1937年8月创刊《抗敌周报》，作为宣传、鼓动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也作为宣工团的抗日宣传工具。当时，除出版《抗敌周报》外，还运用演剧、演讲、写标语、绘漫画、教唱抗战歌曲等方式，在民众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当时，漳浦划分为五个区，每区都设抗敌后援会分会。区分会的抗日宣传工作做得热烈的，还是杜浔和佛昙。杜浔有共产党员张兆汉、陈鸿滨、共青团员张振辉及同情共产党的陈昌织、马又岑（女）、李振鹏等在那里当小学教员。他们当民族危亡关头，主动站出来宣传抗日，号召民众不当亡国奴，齐心打东洋。那时候，我在佛昙的侨办纯美中学读书，知道我们校长李克柔任抗敌后援会佛县区分会的主任委员，教师蔡朝阳任分会宣传工作团团长，每个学生都是宣传工作团的义务团员，每星期六晚上都出发到附近乡村向群众宣传抗战，教唱抗战歌曲。并经过充分准备，在校内演出抗战话剧和歌剧。记得其中一个三幕话剧《爱情与爱国》，最为感人。那个剧本是根据田汉的剧作《回春之曲》改名的，内容是讲华侨回国参加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故事。佛昙是一个侨乡，选这个剧本来公演十分适合，效果甚好。有一位归侨观看后，前来与学生座谈，说巴达维亚（雅加达）确实有剧情所表达的一条红溪，是荷兰殖民者于乾隆年间屠杀大量华侨，鲜血染红了溪水而得名。他说，华侨都希望祖国富强，才不受外侮外侵。他表示要发动侨胞以人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到底。
  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在县城也公演上述剧目，剧名却改为《八·一三的炮火》，采用漳州芗潮剧社的改编本，只将时间改为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其他剧情和剧中人名都按照田汉的原著。演员素质和演出水平，自不是我们初中学生可及。刚从全国著名艺术学府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毕业的叶宝懿女士，山上海流亡而来的音乐家许槎先生等参加演出，感动观众。蔡维汉与吴钦玉是一对生活中的真恋人，他俩扮演一对剧中恋人维汉和梅娘（演员维汉刚好与剧中人同名），逼真地表演出一对华侨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忠贞爱情的交织情节，激人心田，催人泪下。
  1938年，我辍学回乡参加宣传工作团，与许多青年在一起搞宣传抗战工作。当时活跃在宣传战线上的许多知识青年，有亲身经受过上海八·一三炮火洗礼的流亡者许槎，有杭州艺专音乐专科毕业生叶宝游，有蔡维汉、吴钦玉一对未婚夫妇。还有蔡启昌、林清秀一对新婚夫妇。蔡启昌是陈则蔡的三胞弟，刚从集美中学毕业，他的妻子林清秀是厦门人，刚从集美幼师毕业来到漳浦结婚，夫妻同在第一中心小学任教，又做抗日宣传工作。还有，未婚女教师曾敏英、办战时民校而热心抗日宣传的柯汉扬等。侯维钟是演剧高手（漳州人，时为地下党员）以合作指导员的公开身份做抗日宣传工作，成为抗日宣传中最活跃的人物。而我们一批失学、失业青少年也经常聚集在宣工团参加抗战活动。
  1938年3月《抗敌周报》已发展成《漳浦日报》，1939年2月改名《漳报》，报社发行人陈则蔡自任社长（一度由陈冷任社长），由宣传工作团团长曹起凡任总编辑，负责编发电讯和地方新闻，蔡启昌任副刊编辑，柯汉扬任外勤记者，我也自愿来当曹起凡的助手，作一名助理编辑。参加宣传工作团和《漳报》采编工作，都没有要报酬拿工资，编报人员每月只有三块钱夜班点心补贴，买碗汤面填填困肚，后来报社索性自己升火煮粥当夜点。
  抗战时间，一切为了前锋将士打胜仗，后方俭花俭用，报社没买收报机，只用小收音机收听晚间新闻，加以记录整理复印，翌早见报。当时，收音机在漳浦也极罕有，恰巧蔡启昌在集美念书时参加过无线电兴趣小组，懂得这方面的安装知识，便从外地买来零件，动手组装一部五管（真空管）直流收音机，才可以收听、抄录抗战新闻。报社也没有印刷厂，只得交托绥安印务馆铅印出版。自1938年厦门沦陷后，漳州与日寇占领地咫尺对峙，由于“焦土抗战”的需要，漳诏公路挖坑破坏，漳州出版的《闽南新报》要隔两天才能够送到漳浦。当时抗战方殷，民众急于知道前方战事，故漳浦这份简陋的报纸《漳报》很受欢迎。闽南虽然不通汽车，而送报送信的邮递员还是一站紧接一站地日夜兼程递转，《漳报》社订阅的香港报纸如《星岛日报》、《大公报》、《珠江日报》、《大众报》、《天文台》和由上海迁到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等，大约四天光景可以收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出版的《中央日报》、南平的《东南日报》等，也在三至四天内才送达。《漳报》社还经常收到汕印的永安“中华通讯社”（省政府主办），连城“国民通讯社”（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办的）新闻稿、省政府的“新闻配达”和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办的《前哨报》，这些都是不订自已邮寄而来的。所以《漳报》编辑部人员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言沦和消息。出于抗日救国、共同对敌的宗旨，对各报的有关报道，只要认为是爱国的，抗战的，便予以采纳。《救亡日报》刊载一篇通讯，报道叶挺将军率领一支部队英勇抗日的事迹，副刊编辑蔡启昌很感兴趣（他不知道这支军队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便将这篇通讯加以转载。想不到过几天，他的胞兄陈则蔡把他叫到县商会的理事长会客室去，见而便警告说：“七十五师驻浦史克勤旅政治部主任李泽要追查刊登此稿的编辑人员，我赔了许多好话，请酒应酬，才搁下不再追究。以后，你可别再惹麻烦了！”蔡启昌个性倔强，又分辩又反问：“文章是转载的，广州的报纸可以登，漳浦的报纸怎么不能登？”陈则蔡向胞弟解释：“环境不同，镇重为要！”一言不合，蔡启昌大发脾气，当哥哥的而将桌上的茶壶、茶杯、花瓶扫落在地，才悻悻而去，陈则蔡却不动声色。我当时正在房外的大厅里，听得一清二楚。尔后，陈则蔡怕惹出麻烦，抬出李泽任《漳报》社长，实际仍由他主持。
  打东洋是全民抗战，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参加。陈则蔡是殷商富户，也支持抗日御寇。他有个四弟蔡启东，平时是一个浪荡公子，这时也义务参加宣传工作团，任巡回宣传队队长，曾经率领一批队员下乡巡回宣传，我也参加。为了做宣传用的活动戏台，需要用布，陈则蔡请他开布店的生父蔡钟秀献布料制成布幕，有内幕有外幕，在内幕化装，外幕演出，两盏汽灯一点燃作演出照明，宣传便开始了。巡回宣传队到过石榴坂、象牙庄、盘陀、长桥、官浔、横口、大埔等村社，利用夜间农民休息时间演出节目，唱抗战歌曲，日间到村子里演讲，先唱一阵歌，再演小节目，吸引许多妇女和孩子。在乡下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东北一角》、《打汉奸》、《傀儡坍台》、《夜之歌》、《三江好》、《一颗炸弹》等，还自编自演的小潮剧《拾金记》、《兄弟从军》等。所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自由神》、《打杀汉奸》、《救亡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长城谣》、《游击队歌》等。还有一首由宣传工作团团长曹起凡作词、许槎作曲的《起来，全漳浦的青年》。那个时候，抗日宣传真是探入农村，做到有声有色，家喻户晓，连老妇孩童也会唱几条抗日歌谣。
  1939年春，国民党突然下令各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一职，一律由国民党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后称书记长）兼任。于是，漳浦县党部党务指导员黄慕周派员接收了抗敌后援会和宣传工作团。抗敌后援会和宣传工作团便无形消散，《漳报》也于1940年3月因经费困难而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