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联乡”自治军的缘起
  1918年9月1日，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进驻漳州后，打着护法旗帜，扩充兵员，发展队伍，到1919年秋几达两万之众。为了解决军需粮饷，除了出卖漳属全部“屯田”和砍伐樟树制造樟脑出售，并派员赴日本私印军币外，还向各县摊派“义捐”，收取苛捐杂税，勒逼农民种植罂栗，勒索“田亩捐”。
  1919年，云霄县知事盛炳德，奉陈炯明令向群众指派“义捐”21万元，并限期完成栽种鸦片任务。此事引起该县西北区农民的不满和抵制。盛炳德大怒，亲自到西北各乡催逼，到溪口村找当地地主乡坤黄庭经，向各村社索去捐款两万余元。
  黄庭经，清末秀才，民初进福州师范学堂，毕业后返云任官立两等小学教员，继任去毒社社长，跻身绅士界。他对盛炳德此举，表示愤懑，遂邀集周围各村房族长，商议组织“联乡自治”，进行“会乡”抗捐，菜埔村秀才张脩、西林村房长张春首先响应。于是，随即宰猪设席，邀请各乡乡长开会筹划。各乡方苦于苛捐，莫不赞成联合抵抗，“而西北区‘会乡’成焉”（据莆田《奋兴报》新闻）。
  黄庭经即在自己的家乡溪口村设立“联乡自治”总局，在西北区各村设分局（村族长为分局负责人），订出《联乡自治公约》，总则是：“倡联乡自治，旨在抗缴苛捐，养民生息......凡属会乡区域内有纠纷者，统由总局或分局调处解决，不受县城豪绅讼棍敲剥；凡官政差派，概由总局或分局组织实施，统一行动应付.....”。至1920年初，西北区200多个村社都加入自治组织，县城地主下乡收租放债，老板走村放青收贷，商家入社买物卖货，都先要通过自治总局或分局同意。否则，步履维艰。
  “联乡自治”建立后，虽然官差、地主不敢贸然去收税派捐，乡民暂时得到微薄好处。但封闭在“会乡”内的货物不能流通，且要按人头（不分老少男女）负担“会乡费”每人一个光洋，还要交纳“会乡”的“田青捐”、“圩场税”、“守望费”等等，民负沉重，苦不欲言。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奉命率军入粤讨伐桂系，以退出漳州换取福建督军李厚基的50万元军费和600万发子弹。李厚基一接管漳州地盘，闻报黄庭经搞“联乡自治”，“全县西北区至东区罂栗遍野”（据《民国日报》报道），自治区内种鸦片获利数十万元，便派驻漳财政督办张某亲赴云霄催征鸦片“田亩捐”，并扬言要“铲苗除烟以绝毒”。而黄庭经见种鸦片有暴利可图，却不理什么张督办，便以“联乡自治”总局主持人的身份，召集各村分局开会，作下如此决议：
  一、坚决抗缴“田亩捐”，拒毁烟苗；
  二、设立溪口圩，流通货物，摆脱县城控制；
  三、组织联乡武装，用武力抵抗北军。
  并规定：（1）组织壮丁守望，闻警各村自带弹药、粮食上阵；（2）发现北军进袭，以燃放火药铳为号；（3）死于战事，每名发给抚恤金光洋400元，并延僧超度；（4）伤者，由总局负责医治。
  会议结束后，各分局着手组织壮丁队、守望队。1921年春末，东区和西北区共有300多个村庄加入，其区域约占全县而积三分之二，人口约近3万人，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联乡势力已逼近县城。北军张督办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率部加强县城防守，但暗中却向李厚基密电报告，请求派出部队增援。8月间，李厚基令福建陆军第四支队荣宝兴部千人开赴云霄，以铲除烟苗为名勒索“田亩捐”，并剿办实行自治的“会乡”。
  投靠福建自治军
  1921年9月底，荣宝兴部属军署参谋兼山炮机枪讲习所所长田宝〓率队首途云霄。10月下旬，荣宝兴也率部出发。“联乡”已成大兵压境之势。黄庭经鉴于官兵枪械精良，而联乡壮丁队仅有大刀、长矛和鸟枪，要抵抗官军是力薄难支的。黄庭经立即派人与接壤的漳浦、诏安二县民军联络，并函请漳州黄文甫、诏安徐鹏出面与福建自治军联系，表示“为抗御北军，愿将联乡自治武装纳入贵军范畴。”
  徐鹏在厦门鼓浪屿与福建自治军领导人之一的秦望山接上了头。因为1920年秋末，黄展云、方声涛、张贞、林知渊、许卓然和秦望山等在上海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后派秦望山先行回闽组建自治军，以“闽人治闽”、“全闽自治”为号召，发动驱逐直系军阀李厚基。1921年初，秦望山通过厦门黄莪生，利用《江声报》铅字印刷之便，首次用“福建自治军”名义秘密印刷散发《自治宣言》。黄庭经曾经看过这个宣言，故请徐鹏到鼓浪屿联系。据秦望山《自述》说：“徐鹏与我商洽合作，我们给了黄庭经福建自治军漳属指挥官的名义。并答应分出杨汉烈、叶定国二部，当云霄发难时立即进攻长泰，以牵制北军。”
  当时，秦望山正在为福建自治军的组建进行招兵买马，所以对黄庭经的“联乡”自治民军颇感兴趣。而黄庭经也有自己的算盘：一可借自治军声势对抗大兵压境的北军，二可借此维持业已建立的“联乡自治”总局的权力，且得了个漳属指挥官的头衔。再者，还可以从种植鸦片和抗捐中得饱私囊。
  云霄“联乡自治”民军归入福建自治军后，秦望山派汪绿海等十几人带了十多支驳壳枪，从厦门到设在溪口村的福建自治军漳属指挥部。接着，又派熟悉军事的周笑山前来协助训练自治军，并在溪口村设立造械厂，从广东延聘工匠建三个炉，制造五排式步枪，标名“溪口造”，以武装“联乡”自治军。不久，连粤军刘勤汉也慕名率领九名士兵，带步枪8杆、手提机枪1挺来附。“联乡自治”民军一时声威大震，漳浦县盘陀和诏安毗邻村社也纷纷加入这一“会乡”组织。
  1922年1月27日，莆田《奋兴报》曾作过夸张的报道：“云霄、诏安、漳浦等县联乡自治，即民军之变相也。现闻永（春）、德（化）宋渊源、王荣光之部下亦参加其中”云云。实则宋渊源已在永、德搞自治，并无部下“参加其中”之事。但黄庭经对这一虚张声势的失实报道，却沾沾自喜，十分得意，陶醉于人们对他称呼“黄司令”。
  此时，适林祖密、王敬梓、朱达三、黄奕注、林菽庄、黄复初等名士在厦门鼓浪屿组织“福建自治研究会”，其鼓吹“全闽自治”的口号得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及南洋群岛的旅外闽人的响应。省议会驻会议员也四处呼吁实施他们提出的《自治方案》。在这种自治呼声四起于上层的氛围中，李厚基也一时未敢贸然下令进剿，其在云霄的荣宝兴、田宝〓部只在县城公开宣讲禁烟除苗，并陈兵“会乡”境外，虽箭在弦上，犹未敢发，形成北军与“联乡自治军”的紧张对峙状态。
  三战北军
  1921年农历十一月初九，荣、田部终于奉命动武，先在县城出告示，限令三天之内除尽烟茁，并通知商会劝谕方、张、吴三大姓族长方纯青、张天生和吴凤亭，要他们分别通知各该族姓村社要遵命拔苗毁烟，依数缴纳捐款，否则将“严究重办”；又责令方纯青、吴凤亭即往西北区“会乡”，要方、吴村社先行拔苗，以为全县禁烟首倡。正当一些方、吴村社开始拔苗时，黄庭经惧怕“联乡自治”由此瓦解，在未预先与秦望山通报的情况下，决定“先发制人”，袭击县城。
  当月十三日夜，黄庭经集合“会乡”壮丁水陆并进，到县城外呐喊示威，守城北军高振镛营紧闭城门，不敢发一枪一弹。翌日傍晚，北军突然袭击正在建醮祈安、没有参加“会乡”的吴姓新陂村，开枪打死群众和道士13人，烧毁民房10余座。“因之，大动公愤，连前欲遵办（除苗）之村亦纠合其中，（反官军）声势浩大，北军被赶入城。”（《奋兴报》消息）
  新陂村遭受袭击后，黄庭经估计与新陂咫尺之隔的“会乡”世坂村势必危及，遂调派各村壮丁：下河80名、后坑埔20名、龙坑40名、庵仔岭40名，连夜携械赶至世坂，配合该村壮丁200名，共同防备。某日，李厚基又调漳厦镇守使臧致平部赵玉魁团至云霄第一营火烧下城村，进袭东车，以牵制北区自治军；第二、第三营兵分三路，强攻世坂，中路抢占冈仔山，左翼从楼洋进占白石山，阻击西区援兵，右翼由上窖过溪占据〓田墓地，正面进攻。但由于中路、左路被“会乡”援军突破，竟然把北军两个营径直赶至距县城仅一里许的大番头岭。
  李厚基得报剿办“会乡”失利，遂命驻漳的福建陆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刘长胜为“会剿”总指挥，亲赴云霄统率北军，指挥进剿，又令该师第一旅第一团冉（团长）部及王麟凯旅一部开拔云霄协剿。黄庭经闻讯，及早组织北区“会乡”武装和漳浦盘陀一带壮丁千余人，扼守入云的古关隘盘陀岭，把冉团阻止在漳浦境内，王旅一部只得退回，绕水路从东山岛入云霄。另有臧致平所部一个营也从厦门水路至船场登陆。此时剿办“会乡”兵力几达一旅之多。
  福建自治军第五统领秦望山得讯，遂偕陈国辉、王振甫等10多人，避开厦门北军侦探跟踪，分乘两艘小汽艇离开鼓浪屿至同安关山乡，面谕杨汉烈、叶定国两部在长泰发难，牵制北军，为黄庭经解围。据秦望山说：“岂知事态发展得很突然，云霄黄庭经未按前约而过早地在盘陀岭与李厚基北军开火??杨、叶二部又因缺乏子弹未能进攻长泰，致黄庭经坚持13天，终被北军所败。”
  1922年2月1日（农历十二月初五），荣宝兴以两团兵力再次进攻世坂村。该部企图从西北角越城墙而入，遭到自治军的顽强阻击而受挫。午后，用山炮轰毁北门城堡，自治军被逼退守屋内，展开激烈的逐屋争夺战。北军正放火焚烧北门“庆云楼”，指挥作战的孟连长（李厚基外甥）被自治军许遂乐一枪击毙，阵脚遂乱。此时“联乡”自治军各路援兵先后赶到，时已过午，北军不敢恋战，急忙收兵后撤，死伤70余人。而世坂村也蒙受了兵燹之灾。
  自此，北军与“联乡”自治军形成僵持局面。时适皖系军阀王永泉、臧致平与直系军阀李厚基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闽南大战”。臧部刘长胜、王麟凯、赵玉魁则认为云霄之事“纯系乡民，何遭玉石俱焚之惨。”因而不愿再与荣宝兴、田宝〓合作，而荣、田也无可奈何。
  “联乡”自治军的消亡
  正当北军与自治军对峙之时，已与王永泉密谋驱逐李厚基的臧致平，正准备收缩兵力，不愿让其部属继续陷入“会剿”的泥潭中。于是，臧在厦门提出对“云霄会乡”民变应采取调停办法解决，反对继续兵戎相见。此一倡议，很快得到已在“会乡”中得益和发了财的黄庭经的呼应。他立即修书请旅厦的云霄绅士张澜溪出面，请出漳州陈智君、余高坚、黄莲舫等社会耆宿从中斡旋调停。此时，李厚基正忙于应付皖系的挑战，既有陈智君出面斡旋，也就只好借梯下楼，同意谈判解决，以便把兵力抽回对付皖系。
  1922年2月底，陈智君、余高坚、黄莲舫等抵达云霄县城。29日《奋兴报》作如下报导：
  “兹漳州商会、农会、教育会各团体，认为‘联乡’虽非土匪性质，然若长此相持，居民之无辜受祸害，不知凡几？！故特由各会派出代表数人，向双方调停疏通。惟陆路交通断绝，故改由厦埠雇小火轮直接从东山登陆，后抵云霄。日昨，代表团10余人过厦，已向‘宗记’船行租定‘飞鹰’小轮船，预备一切首途。”
  陈智君等先会晤北军荣宝兴、刘长胜，然后到“联乡”自治总局找黄庭经，通报谈判和解方案。想不到双方对方案均无重大争执，很快达成协议。此时，荣宝兴已接到“尽速离云”的命令，刘长胜也接到“速集结于漳”的通知。而黄庭经则想从“联乡自治”活动中所捞到的资本，尽快登上政治舞台，因而在没有与“联乡自治”各分局商议的情况下，便以自治总局主持人和福建自治军漳属指挥官的名义，在调停协议书上签了名。
  调停协议的主要内容有：一、“联乡”各村彻底清除鸦片烟苗；二、官军撤出县境；三、双方死伤各自料理善后；四、“联乡”自治军缴出枪枝500杆；五、“联乡”交出抵抗官军的“凶犯”10名。至于“田亩捐”一事，却没有明文规定。
  协议书签定后，“会乡”群众大哗，认为这是“投降”。但已经黄“司令”亲笔签字，也只好唯命是从。在调停代表的监督下，只得做做样子，拔掉一部份烟苗，凑足500杆坏枪交了上去，而所谓10名“凶犯”，拖了一段时间后，因北军调离，也就不了了之。
  “联乡”自治总局虽然解散，云霄自治军虽然瓦解，但凡是涉及原“联乡”范围内的事情，黄庭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陈炯明1922年6月叛变孙中山后，他还组织人马号称一营，于1923年6月到广东饶平浮山参加讨贼军对陈炯明之战。黄临阵败逃后，又通过各种手段，从1923年12月到1927年3月，先后当过平和、东山、漳浦、云霄四县县长。黄庭经爬上官僚阶层，生活腐化堕落，染上梅毒，曾烂塌胸坎。后来竟然在新建的楼房上自题对联道：“四十四年创新构，六〇六药起沉疴。”
  1928年2月，张贞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率部从南京移防漳州，派出第145旅289团团长张汝匡率部赴云霄惩办方、张、吴三姓最后一场械斗案，把黄庭经“礼请”到漳州给予拘禁。张为了惩处黄在浮山之役临阵脱逃之罪，把他枪决在漳州西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