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原在龙溪县翰苑乡后坂（今龙海市步文镇后坂村）“仁慈堂”，是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罗祝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设立的。随后，由西班牙天主教多明我会拨款，建筑一座“仁慈堂”，购置田地约60亩，全部出租给当地农民耕种，逐年收取租谷，并接受外资津贴，作为经常费用。该堂以“仁慈”、“博爱”为幌子，收养村邻弃婴，但条件苛刻：一、只收养女婴，男性一律不收；二、收养女婴的父母不是信教的；三、家庭贫苦的小孩。从1888～1952年，共计收容女婴约2000多人，平均每年收容30～40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外资不济，收容减少。主持“仁慈堂”的最后一任修女叫卢立德、玛利珀（亦译为马修德）。这两个修女的任职时间最长，所做的坏事也最多。玛利珀背离“仁慈堂”原有的宗旨，恶狠虐待和酷毒残害堂里的中国女婴（童）。1953年，龙溪县民政科派陈国生同志到后坂“仁慈堂”办理接收时，解放前被收养的女婴（童）只剩下6人，个个骨瘦如柴，虚弱不堪，令人触目心酸，对西班牙修女虐待、残害中国女婴的罪恶又无比愤怒。
  据在该堂长大的郭瑞兰反映，“仁慈堂”不设保育员，都让年纪大一点的女童负责看顾小女婴，不管有病没病，大都给咽米糊，有的因消化不良而死，有的因畏食而饿死。年纪大一点的只给吃稀粥，夜间要看顾婴儿，白天又要割草、打水、洗衣，尽做苦工，稍一怠慢，“姑婆”（指修女）便横加责打、罚禁闭。堂内有一名叫瑞兰的小女孩就是不堪这般虐待而出逃的。在该堂长大的黄淑德说，堂里的炊事都由年纪较大的女童轮流做。抗战期间，有个叫阿早的女童领到“姑婆”限量的大米煮粥，既少又稀，屡屡被“姑婆”责罚苦役，累得身体支持不住。有一天，她因贪睡误过钟点，玛利珀不问情由，把她穷追责打，以致跌落楼下活活摔死。东屿乡下桥村陈河揭露，1946年他因家庭生活困难，把刚生下两天的小女婴送进“仁慈堂”，附捎带小衣服5件。隔天，到该堂一探望，发现小囡和许多小婴一样，身上只穿一件单薄的衣衫，胸前既湿又脏，被放在篾播箕里挨冻。
  女婴一旦被送进“仁慈堂”，即与外界隔绝往来，连父母也甭想见。女童如果想父母跑回家，“姑婆”一板脸就是狠毒的责打。六石乡山头顶村王戽斗，于1932年把女儿王古椎送进“仁慈堂”，古椎因常常想回家，心酸啼哭，“姑婆”就另眼歧视。1942年，古椎竟因要私自逃走回家，被玛利珀从三层楼上踢下来，摔死亡了命。抗日期间，有四个年纪大点的女童叫阿汀、瑞兰、阿杏、柳仔，她们利用空闲私做女工，挣的钱买新鞋子准备过“复活节”穿。因事前没有如实告知“姑婆”而被责罚，阿汀被关进楼下的一间狗舍，三昼夜不给她饭吃，后被送往莆田涵江，下落不明；杏仔被关进厕所加予折磨，无辜夭折；瑞兰害怕得只好出逃，自找归宿而去。另一名孤女叫德献在“仁慈堂”多年折磨中侥幸长大，被“姑婆”指定配亲后，还得返回堂里当炊事。一至年老，不能干活，“姑婆”就逼她住进“死人间”，病倒了也不给饭吃。女童们可怜德献婆的惨状，偷偷节粮送食，“姑婆”发现，竟破口大骂老阿婆：“你到临终，嘴里还吃个不停，不顾灵魂，自顾肉身！”后来死了多久，竟没人知道。当被发觉时，她的眼睛已被老鼠咬掉了。
  在“仁慈堂”，“姑婆”严格规定不准外人进屋登楼，被收容的女童不能外出接触外界。邻近村民反映，数十年来只见“仁慈堂”不断挑着死婴遗骸到草坡上埋葬。后坂村五位替“仁慈堂”哺育过弃婴的乳妈说女囝不吃乳，一讨回堂里，没多久就天折身亡。乳母高珠说：“我乳养过一个女婴，不愿被讨回堂里去，借钱也要把她救出来，“姑婆”就是死不肯。那个女婴被讨回后，不久就死了。”有一年天花流行，堂里一天就死掉二、三十个婴儿。曾替“仁慈堂”埋葬死婴的李仁妻林九升揭露，“仁慈堂”对面草铺造一个“死囡城”，约有亩半方圆的红砖围墙，外装铁门，内埋数以百计的死婴。而修女则自作脱罪地掩饰道：“孩子死在‘仁慈堂’里，圣母可以拯救她的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出她们那种“拯救灵魂，不救肉身”的所谓“博爱”、“慈善”的伪假面目。
  解放前，后坂群众知道“仁慈堂”的残虐真相，不忍自己的同胞骨肉遭受折磨和迫害，曾经自发地起来封闭“仁慈堂”大门，要赶走西班牙修女，后被保甲长压阻始作罢。
  解放初期，由于抗美援朝运动的轰烈开展，群众起来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罪恶行径。龙溪县第六区翰苑乡后坂村群众也愤怒地揭发西班牙籍修女卢立德和玛利珀两人，在主持后坂“仁慈堂”期间虐待和残害中国婴童的内幕。龙溪县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于1953年抽调5名干部（我是其中一员）去接管后坂“仁慈堂”。1953年11月，改为龙溪专区儿童教养院。同年12月25日，把玛利珀等两名西班牙籍修女驱逐出境，遣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