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七·七”芦沟桥事变，激起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一场抗日救亡的全民战争在中华大地拉开了帷幕。1938年，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区云霄、平和边区出现一股骚乱的“乌旗军。”“乌旗军”是黄大伟的一支汉奸队伍。他们里通日本，骚扰地方，祸国殃民。当地群众不断向福建省政府举报，省主席陈仪才采取断然措施，下令汀漳师管区予以剿灭。我亲自参加了剿除这支“乌旗军”。
  抗战伊始，汀漳龙地区成立了汀漳师管区，涂思宗为司令；我被任命为第二补充营营长。第二补充营下辖四个连，除陈孝思为连长的第四连留在龙岩司令部警卫外，其余三个连随营部驻扎在南靖和溪一带修筑国防工事。1938年秋，第二补充营扩编为第二补充团，我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中校代团长。原来的四个连现为四个营，连长也相应升称营长，即第一营长何起凤，第二营长涂少忻（涂思宗的堂弟），第三营长黄××（名字已记不来，饶平人），第四营长陈孝思。总之，人马还是原有的那一套，营改团也只是换个名堂而已。中秋节，我率队伍驻扎琯溪，给每个士兵发两个中秋饼，兼庆营改团。
  扩编未几天，我便奉命回龙岩司令部接受任务。此时，涂思宗兼任汀漳警备司令。涂对我说：接省主席陈仪电谕，谓云霄、平和边区有“乌旗军”乱匪，活动猖獗。陈主席指名要你团移驻平和琯溪进行清剿，且限令在三个月内肃清匪乱。涂思宗当即征询我的行动计划。我考虑后说：“还是采取‘剿抚兼施’稳妥吧！”涂表示同意。于是，我赶回驻地，即日拔队开赴琯溪。部队除名义上的三个营（实是三连）外，还有随员副官吴正道、咨议汤精义。部队抵琯溪，安排一个连住三井洋行，一个连驻进琯溪公园内，一个连驻城内。团部就设在张河山已故“头人”张吹的旧居。
  当时系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我为了与活动在靖和浦边区的红三团留守处通气，在部队进驻琯溪的第二天，便写信交林三宗转致红三团留守处，请他们派人到琯溪团部会晤。红三团留守处派朱曼平、洪涛来。我坦诚的告诉他们：“我是奉命来平和剿乌旗匪的，别无其它任务，请不要误会！”晤谈十分融洽，大家共进午餐。临别时，为了朱、洪的安全，我派林镜如带一排武装护送他们到达内东溪鹅毛山安全地带。
  据侦察所获，“乌旗军”共有三股，即云霄何宗昌（在平和以南胜的犁仔坑为据点），芦溪张鼎名（该人昼为“乡队附”，夜为奸匪），九峰朱庆瑞。他们各有匪卒百来人，在当地鱼肉人民，干尽坏事，为群众所切齿。张鼎名竟于这年暑假期间在小坪岭附近抓走当地中学生10名（这10名学生，今尚存的有：琯溪后壁城街黄传芳，大坪黄庭训，琯溪人，现住台北的张永泉），关押在豆仔坪山寮，企图勒索钱财。他们还与厦门日伪军联系，企图作为内应，配合日军侵犯漳属各县。当地群众对此万分痛恨，一再写密信到省告发，因此迫使陈仪作出清剿决心。
  清剿这些奸匪，我们采取“分化瓦解，打入拉出，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策略，结果不动一枪一弹，顺利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一、对何宗昌，我们用说形势、谈利害的劝降方法。首先利用跟何宗昌有一面之交、又有同宗关系的何天清去对他做政治攻势，再由郭兆丕（时任第二补充团团副）去当面劝降。何宗昌鉴于利害，看清形势，便投降了。
  二、对张鼎名，我为了确保被绑架学生的安全，我们在部队进驻琯溪时，便通过赖长寿（芦溪人）向张转告，要他确保10名学生的安全，不许动他们一根毫毛。接着，用掺石子方法，暗中叫赖长寿派一名亲信去当张鼎名部的排长，从中掣肘。再通过赖长寿从中斡旋，张同意放人，并表示愿意投降，接受改编。
  三、朱庆瑞眼看何宗昌、张鼎名都已投降接受改编，自己感到孤立，站不住脚了。于是主动找平和县自卫大队长朱志和联系投降。结果被平和县自卫大队改编为该大队第三中队。
  三股“乌旗军”，两股投降改编，一股受编于平和县自卫大队。至此，“乌旗军”的清剿工作告一段落。我把招抚过程写成报告，向汀漳师管区和汀漳警备司令部司令涂思宗汇报，并请准予我部拔营回归原驻地。涂思宗见报，却电约我到和溪。见面时，涂传达军管区和省主席陈仪的指示，说对“乌旗军”必须全部缴械，首犯扣押，兵卒作为新兵押送前方补充。我建议说：“我们改编的两个连由我们解决，平和县自卫大队改编的那个中队由平和县解决。”涂思宗不同意。他说：“这样处理，不但我涂某的乌纱帽保不了，就是你汤某的安危亦有可虞。”对此，我只好服从命令。但感到要缴枪，困难在于朱庆瑞一股。朱系受编于平和县自卫大队，驻平和县城九峰。平和县自卫大队有三个中队武装，力量并不比我们差。朱志和大队长若力保，要如何下手？琯溪距平和县城九峰一百华里，我们一行军，必然引起对方的猜疑，怎么办？最后还是涂思宗出了点子：“由师管区下命令，令汤涛到平和县接收新兵一百名；另下达一道命令给平和县政府，令其准备新兵一百名交汤涛接收。”这样，以接收新兵为名进军九峰，名正言顺，既不惹人疑虑，又不致朱志和力保抗命。
  于是，我偕吴正道、汤精义、黄营长等带一个排武装（由黄营长选派有经验的精悍老兵）朝九峰进发。另密令第二营长涂少忻于次日带一连武装赶往崎岭，再于隔天赶往九峰东门城楼驻扎，作为呼应，以防万一。
  在琯溪方面，我则令第一营长何起凤连续几天把新改编的两个连官兵带到琯溪公园，集中架枪徒手做游戏“嬉乐”。约定待九峰事发，即宣布缴械，官兵全部看管，听候处理。
  12月初，我们到九峰。为着便于行事，故意把驻营地选择在县自卫第三中队（改编后的朱庆瑞中队）相邻的一座祠堂。刚刚住下，朱庆瑞迳由其舅父曾某（三青团平和县干事）引来团部见我，谈吐间颇有请罪之意。我们正要找朱，他竟然自来。我暗示身边的吴正道、汤精义见机行事。当我跟朱庆瑞攀谈时，吴正道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抱住朱庆瑞，旋即严加捆绑。黄营长见朱庆瑞就擒，随即带领一排武装冲入朱庆瑞营房，缴了他们的枪械，并看管住全部兵卒。
  朱庆瑞就擒缴械后，我即持涂思宗的手谕，去见平和县长孙毅，通报处理朱庆瑞一事。孙县长对此极为不满，惟因有涂司令手谕，怒而不言已耳。据闻，当时孙曾用电话命令县自卫大队长朱志和向我们开火。但因朱向孙毅要手令才作罢。
  琯溪方面，带队在公园做“游戏”的何起凤得知朱庆瑞就范消息，立即对匪兵宣布缴枪，将其官兵看管候处。
  猖獗一时的“乌旗军”，至此剿除结束。我由九峰回琯溪后，因南胜方面不断有群众到团部历数何宗昌的罪恶，我特把何宗昌押往南胜犁仔坑村，当众打其屁股四十大板。群众拍手称快，民愤稍平。
  事后，《福建新闻》（柯鸾声主编）曾以《不动一枪一弹，肃清三股“乌旗军”》为题报导此事。1939年初，三股被剿除的“乌旗军”统统被押赴抗日前线当炮灰，其匪首何宗昌、张鼎名、朱庆瑞三人扣押赴省，与张河山、叶文龙同时枪决于沙县。
  我剿除三股“乌旗军”后，率领队伍回适中。想不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调”我去汀漳师管区任中校部员，命我撂下队伍。我为他卖命，讨得如此报应，真想不通，忿然辞就，便跑回省保安处黄珍吾处长那边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