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先父郭振纲离家去台时，我只是九岁稚童。父亲与家人久别40年，待到漳州团聚日，他竟然离世而去。他一生戎马倥偬而暮年叶落归根，终于圆了全家团聚梦。
  先父字松生，生于1909年12月4日，老家是河南偃师县大口镇。1924年，他投笔从戎，报考军校习武。1926年，投在冯玉祥将军麾下任排长、连长，参加国民革命战争。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因为冯玉祥失败，冯所属部伍被蒋介石改编，父亲自此始归辖于国民党陆军第75师。该师因非蒋介石嫡系，频仍调移防地，从河南、山东、湖南、江西而入福建。抗战初期，驻师闽北，又移师厦门。1938年5月，因75师师长宋天才御寇不力致厦门沦陷于日敌之手，改委韩文英接充师长。父亲在该师224旅史克勤部449团（团长张灵）任营长，先后驻扎海澄港尾和东山、诏安，抗击来犯的日寇，收复失陷土地。1941年，他任106团少校副团长，亲率官兵参加福州外围保卫战。翌年，日寇以20万兵力进犯浙赣铁路线，父亲率部参加浙赣会战，在鹰潭阻敌战斗中建功。1944年，他在整编后的75师任223团上校团长，参加湘西会战又立战功。他在抗日救亡时期，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命运，冒硝烟驰骋疆场，顶弹雨与敌撕杀，尽了中华儿女的天职。可是，抗战胜利后，他被推入参加内战的深渊而不能自拔。1949年7月，他奉命率部从大陆撤往台湾，在漳州难分难舍地告别心爱的妻儿，随身收藏我母亲的一帧玉照才匆匆离去。此去，一别就是长长的40年。
  父亲入台，先后在台中、高雄、基隆、澎湖列岛的国民党军队中供职。但因为他出身于冯玉祥将军军伍，又曾在济南战役中被解放军擒后纵回，一直被蒋介石视为“异己”而另册使用。直到蒋死，始得澎湖防卫司令刘安琪报准补升为少将副参谋长。他在台的军旅生涯30年，孑然一身，颠沛流离，悒郁与思念相伴朝夕，见河川远隔，海天在望，对大陆亲人离魂萦绕，不尽依依。他常常偷偷端详从大陆带去的母亲照片，情思与酸泪潸然而下。80年代初期，退役的父亲受聘于台北宇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长。但由于多年绞心刮肠，思家?疾，患起心脏病、肺气肿，经常住院治疗，倍加空眼西望亲人。
  父亲思念我们一家人，我们也同样思念父亲。70年代，海峡两岸藩篱阻隔，书信不通，而大陆有关部门十分关怀我们一家，用传单代信转告我父亲，说我母亲杨琼英在新桥卫生院工作，舅舅杨天宗和我都已成家立业，工作称心如意??每逢佳节，家人总是添杯加筷，把首席留给父亲，盼望他早日回家与亲人举杯同饮，共叙天伦之乐。传单上还影印我们一家人大年三十“围炉”、放烟火庆春节的镜头。这些都是寄托我们全家人对他分离30年朝夕思念的深情厚意。
  1980年5月10日，喜从天降，父亲的第一封亲笔信从美国寄到厦门友人家。他在信中所倾诉的离情别绪，叫我母亲捧读后百感交集顿然泪下。自此，海岸西东的鸿雁往返，家信频频互通。7月31日，父亲给母亲直寄第一封信，写道：“您寄给我的照片，我放大摆在自己的桌子上，随时可以看到您。”后父亲又来函说：“来信叫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就要激动得三、四个晚上彻夜不眠。”又说：“当时我端详着（寄来的）照片上三个可爱的孙女时，没有一次不是情不自禁地大声笑了??”显然，父亲对大陆家人的幸福生活是欣慰的。
  1988年初，母亲杨琼英心脏病和喘病并发住院，有关部门支付了近万元医药费，把我重病的母亲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母亲稍愈时，对我们兄弟苦叹说：“看来，我今生没有机会再见你们的父亲了。”我安慰母亲：“海峡两岸都是中国的土地，一定会有见面的那一天。”那年二月间，父亲从海峡彼岸打来了询问电话。我和弟弟到漳州邮电局接话，当弟弟拿起红色电话机的听筒时，喊“爸爸”声和哭泣声一齐越过海峡，又从海峡彼岸传回了父亲的抽泣声，骨肉亲情的交融中断了短暂的父子通话。
  父亲挂来询问母亲病况的长途电话，但他也是在病中。因为心脏病和肺气肿已数次住院治疗。他得知母亲病重，又预感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难支，深感再不抓紧时机回大陆，见见妻子，见见儿孙，必成终生憾事，死也不能瞑目。于是，他向台湾当局提出回归漳州省亲的申请。台湾的好友知他沉疴在身，生怕经不起旅途颠簸，婉言给予进劝。但父亲回归的决心铁定，就是坐轮椅、输氧气也要回来和母亲一聚，完个团圆愿。他说：“我一定要回家看看亲人，即使死在妻子身旁，也心甘情愿。”母亲呢，她唯一的心愿同样是能够同思念40年之久的丈夫见上一面。
  父亲的回家省亲申请被批准，只待香港签证。此期间，父亲两、三天来一封家信，说明自己的归心似箭，刻不能缓。5月27日，他在台湾给母亲又写一信，说两人离别时都还年青，现在已成了老人，而且?病体弱，要求我母亲在见面时珍加克制，以免过分激动而伤害心身。
  1988年6月3日，离别40年的父亲终于抱病回来了。那天晚上九时，波音747客机降落在厦门机场，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被缓慢地推到出口处。我们兄弟和一名医护人员带着急救药品和氧气袋迎接上去，并雇请“的士”专程送回漳州家中。在途中，父亲首先询问我们的是“妈妈呢？”妈妈因为抱病在身，只好焦灼地等待在家。父亲一进家门，我母亲喜出望外的说：“这不是做梦吧！”她高兴得竟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抱病的老人。
  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团聚期间，夫妻恩爱，儿孙绕膝，他幸福地享受天伦之乐。当看到儿辈生活得好时，他很是欣慰，夸人民政府为人民谋幸福是“好政府”。闲时，他喜欢看看书，拿起《漳州文史资料》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50周年专辑，便饶有兴趣地阅读有关记述1938—1940年间东山、诏安驻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文章。因为他当年亲身参加过这些抗敌战斗，往事历历在目，拿起红笔粗粗地在重要情节上划着杠杠。他对我的母亲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倔强的民族，才能够打倒日本。”
  6月9日，正是父亲回家团聚的第六天，突然旧病急剧复发，立即被送入漳州市医院救治。十日，芗城区曹盛文区长和有关部门领导都到医院探望；医院杨院长还把父亲安排在高干病房进行特级护理。当天入晚，父亲的急剧哮喘稍稍和缓，便和我一起观看国际休育电视节目。他用艰难的发音断续地告诉我：“我们中国的体育很强??邓小平好??这样下去，中国大有希望。”话虽短短几句，却道出了他的内心真实感受。可是，想不到，这些短语竟然成为他的临终遗言。
  11日凌晨2点30分，父亲在圆了团聚梦后安详地逝去。他实现了他的长年宿愿，终于倒在母亲的身边，总是如愿以偿地叶落归根了。可是，不幸的母亲未久也随着父亲身后而去。
  父亲逝世的噩耗传往台湾。海峡那边故旧于7月3日特设灵堂为我的亡父举行悼唁仪式，献供许多挽联表示哀思。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刘安琪以“勋劳堪念”祭挽。好友的挽悼是“闽漳传噩几碎胆，隔海遥祭最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