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解放前，漳州有两家闻名的老药铺，一家叫“同善堂”药局，另一家叫“天益寿”药局，都是经营中药材，各有特色，名闻遐迩。
  由盛而衰的“同善堂”
  “同善堂”药局有近200年创业史，创办时间早在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创业人周延扬。周是浙江省嘉兴县秀水人，因作幕府到漳州，公余兼歧黄术，给朋友看看病。他的医术高明，药到病除，且深谙中药泡制，善于辨别药产地道真假，因而名传四里。
  有一年，清廷大学士蔡新的母亲重病在漳浦县家乡，经医诊治，多人束手。蔡新告假离京返浦侍俸汤药，随同而来的御医几派药方也不见起色。蔡新便通过州县招聘良医，得府道两署荐举周延扬前去诊治。周经过望、问、闻、切，审慎诊断，拟下一方。蔡母服药后，疗效甚微。周认为下药对症，怀疑药品未依法泡制。他验过药渣，果真发现大多是未经泡制的生药，以致未臻药效。于是，周延扬亲自泡制，煎药进服，蔡母的病体遂有转机，复进汤药，疾病霍然全愈。蔡新欣喜之下，赠金礼谢，周延扬璧还未受。蔡新与周叙谈中，论及生熟药物功效的区别。周延扬说，例如芍药一味，生治风寒感冒，炒制则可佐补剂；又如地黄，生者凉血之用，熟为滋阴补血之物。生、熟药物，其性能与功用皆不同。蔡新听后，甚慕周的医道和药物泡制，便建议开个药铺以济世。后，周延扬几经筹措，创办了“同善堂”中药铺。蔡新赠送“心稽指化”匾额，附序说：“延扬周生，究岐黄术，知本末先后之序，方无殊绝而取效甚速，亦可谓能见大意者也，因书以颜其堂。”
  “同善堂”开业后，周延扬在公余勤于监督匠工泡制药物，备受病家青睐，帖药者众，获利亦多。后，周延扬病逝浙江省故乡，药铺托人代理，其子周寿彭成年始接掌铺务，遂改变经营方式，利用故父生前的秘方制作中成药出售，获利后购置店屋数座，并入籍漳州，作久居之计。
  到清同治三年（1864年），周寿彭殁于兵灾，该药铺由萧姓任经理，因为不善经营，加上市井潇条，药业不景气，亏蚀得几不能支，只好由周寿彭长子周庆丰（咸丰时榜解元）接手管理。书生经营，不谙商道，亏蚀日多，药库渐空，乃至停业。后经周氏家属会议商决，交周庆丰四弟周庆恩自筹资金，重新经营，但按月交付原牌号租金给各房男女维持生活，至于药铺盈亏与各房无干。至此，“同善堂”店与家的关系开始分开。
  周庆恩自小习商，经营有法，且熟悉药道。掌店后，对内则重视拣选地道药材，监督药物泡制；对外则极力宣传“同善堂”复业，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同时在初春元宵节开门营业那一天，把本店自产的乌鸡丸和固本酒准备100份作礼品，摆列停当，然后启开店门，燃放红鞭炮，以吸引群众围观，并向在场的群众宣告，若给药店送“吉利”红包者（每包铜元两枚即可），回送礼品一份（乌鸡丸四粒，半斤装固本酒一瓶，价值五角银毫）。所以，营业第一天，顾客盈门，讨个全年生意兴旺的好兆头，更重要的是以此举扩大了业务影响，做了活生生的宣传广告。于是，药店逐渐起色，自制的丸散药酒也为买家所信赖、所乐购。
  一过数年，店务繁多，业务大臻，遂提升药工温发祥（广东梅县人）任经理，襄助店务，分设门市，向外推销，购进道地药材，并在店内加强制、春、研等多方制药，使丸散成药遍销漳属各县。到清光绪年间（1908年前），“同善堂”已从获利中积累雄厚资金，除用游资购置田园厝宅外，并分资经营棉布棉纱、生药材、五谷等途商业。1908年，漳州洪水为患，“同善堂”店屋四座被洪水冲倒，药物药具均损失无遗。但周庆思挺起脊梁再造店屋，购置药材药品，亟力支撑，艰苦维持。未几年，业务发展，面貌复新，便对乌鸡丸的原包装实行改革，采用腊壳封装，既卫生又耐久不坏，销路日益扩伸，远销泗水、巴城等南洋各地。民国九年（1920年），周庆恩被选为龙溪县商会会长，自此“同善堂”走上最盛时期，每年营业总额约4万余银元（其中外销额占三分之一），中成药品以乌鸡丸最畅销，次为“臭矾”（卫生丸）和参葺固本酒。全店每年盈利2万银元，财产累值10余万元，跻身于漳州富商之列。
  1922年周庆恩逝世，由其弟三子周运鸿和经理余道南共同掌店。1932年，“同善堂”遭地痞流氓抢劫，店务由周庆恩次子菊坡、四子秉衡、五子秉源及孙友松共同管理。因权不归一，推诿职责，兄弟叔侄私享寄生生活，不谋事业发展，以致业务渐衰，资金终告枯竭，唯有将产业变卖，其他如棉布棉纱、生药材、五谷商店也先后倒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虽有惨淡经营，但停顿外销南洋，内销随而差落；药酒制作也因原料缺乏而勉强维持生产，所得也因货币贬值而亏蚀成本。如此颓唐局面，强撑到1945年抗战胜利。斯时，周氏一家百余口坐食山崩，药铺资金日空，药物有出没进，真似西阳将下，只得靠变卖出租的店屋作苟延残喘。1949年漳州解放，创办近200年之久的几经波折、几临倒闭的“同善堂”药局才获得新的转机。
  竞争取胜的“天益寿”
  “天益寿”药局创办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创办者是漳浦人陈锦畴。陈原是“天保堂”药局店徒。当年，他筹资自谋发展，先在漳州城始兴路（今台湾路116号）赁屋创设“天益寿”药局。当时药市习惯，都兼设“坐堂先生”，既看病又卖药，以图收入。但陈锦畴认为医术高明的“坐堂先生”难聘，若延请庸医坐堂，治不好病家之疾，反而损害药店声誉。他革掉旧习，不设“坐堂”诊病，专心于加工制作药片出售，在质量上求上乘，以取信于顾客。他加工饮片十分考究，把刨好的生饮片铺放在有粗纸垫底的篾筛上，每层用粗纸复盖，一个篾筛堆叠好几层，最顶上一层盖粗纸后压均细沙，然后放在烈日下曝晒，药片与阳光没有直接接触，其药片水份又被铺垫的粗纸所吸收。晒后阴干配用，保持药片的药效成分和原有色泽，可以提高药用疗效；在泡制方面，有他独特的制法。如炒淮山、白芍，惯用灶心土混炒，而陈锦畴却用乌糖和沙混炒，药片呈乌金色，光滑美观，药效不减。顾客为之爱买“天益寿”的药片。
  陈锦畴掌管药铺，讲究信用，连药价也设暗码固定计价法，做到“童叟无欺”。在旧社会，药店计价复杂，一纸处方，多者十几味，少者四、五味，每味重量只有几分几钱，计价又要“四舍五入”，同一纸处方往往计价不一。陈锦畴便在店内设“但、愿、人、少、病、不、虑、药、生、尘”十个暗码，来替代一至十的数字。如果顾客第一次拿处方进店配药，每帖药价计合两角，即在处方空自处注明本店的“两角”暗码。若再来配药，依暗码收钱，前后保持价格不变。这样做，“童叟无欺”，给顾客印象良好，营业也随之看好。
  陈锦畴身故后，由长子陈庭俊接掌店务，除继承制药配方传统外，还发展“十全”、“八珍”、“杞菊地黄丸”、“宝婴散”、“麻疯丸”和“补脾米园”等中成药生产，自制自售，店中业务长足进步，获利甚丰。于是，陈庭俊参与开设股份制的“天元”钱庄，又利用钱庄游资屯积药材，大获厚利。他打算大展鸿图，出资在始兴路（今台湾路141号）购地造店。想不到，此举引起同行的嫉妒，首先发难的还是他的姻亲“天保堂”吴老板。吴家为了打倒药行的竞争对手，利用封建旧俗要陈庭俊为母亲吴氏大摆寿宴。按当时风俗，祝寿讲排场，动辄要花千金，对“天益寿”聚资生财，无疑是一次打击；吴家接着大肆诋毁“天益寿”的药物功效，流言蜚语四溢，在群众中中伤其信誉。陈庭俊面对来自姻亲家的挑战和中伤，咬紧牙关，沉着应付，一是注重药物质量，二是扩制中成药，三是多渠道开展业务。最后，“天益寿”没有被搞垮，反而从盈利中抽资购置田园，又合资开设“采凤”西饼店、“同德”布店，从而进入了全盛时期。直到1932年，“天益寿”灾祸降临：在青年路的家宅被抢劫，合股的“天元”钱庄倒闭，药店生意又陷入困境。这回，陈庭俊顶不住了，愤疾而身故，店务由弟弟庭彦接掌，具体业务由儿子葆中分管。陈葆中经营有法，承遵父训保持饮片原有质量，药味配方齐全，顾客满意；他兼营药用酒类，购买进口葡萄酒分庄销售，自制荔枝补酒售出。抗战烽火四起时，洋酒断货，则利用储存的高梁酒配制“参茸固本酒”，行销市面，日进银元上千。后，酒类经营从“天益寿”药局划出，另设“晓星”酒庄，独立核算；而药局的中药销售额看涨，在药材行业中依然遥遥领先。它的饮片质量，信誉日隆，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仍有中兴之势。1950年，“天益寿”药局捐献4500万旧人民币，作为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之用。1956年，该药局并入公私合营制药厂，走上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