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土改那年，我10岁。土改后，村里办互助组、初级社，我懂点事，听工作组宣传说，毛主席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过共同富裕的好日子。毛主席的话像“镊铁”（磁铁）一样钳住我的心，怎也不会忘记。
  1958年“大跃进”，我正18岁，得个机缘去漳州麻纺厂机修车间做学徒，学学机修本领。可没几年，碰到“压缩”工人，我想我的家在乡下，要“压缩”就先压缩我自己，总比家在城里的工友多一条退路。我回到家，撂下铁锤扛锄头，天天下田干活。那时正逢上“困难时期”，村里人连糊口饭也发愁，我家也乏米填饱肚，大家还是勒紧裤带搞生产自救。我们龙海县九湖乡，有人说它富，可咱新塘村却是九湖乡的一个穷村。穷村怎样共同富裕起来？我想，单靠种田不行，要两腿走路：种田又办厂。村里人说，城内的工厂也“下马”了，村里能办什么。那年，生产队犯大难，禾苗急施化肥，没钱买，结果收成孬，岁末拿不出钱分红，只把余款数划在纸上，挂在墙头，无法分几元钱给社员过过“年节”。这下，便有社员提议办企业，说日子实在过得太艰难。改选生产队长那回，大家齐刷刷举手通过，要我当一队之长。我能辜负众望吗？这正是领大家走共同富裕大路的机会。我没撂肩上的重担，除领大家把地种好外，还动手办加工场磨小麦，制面卖面。未半年，赚了3000多元分给社员，乡亲们眉开眼笑。
  我们刚刚尝到一口甜头，村里来了社教工作队。他们说，队办副食品加工场赚钱是“资本主义”。好像社会主义姓穷不姓富，越穷越革命。这样，加工场当然停火，大家又绑在锄头柄上。我眼看年青人又皱起双眉耍懒，而他们身强力壮，说话声如钟，走路一阵风，上山抓虎也有力气，怎可憋在家里瞎苦穷呢？我便和13个青年上山安营扎寨，去做“山大王”，开荒埔种稻30多亩，又喂猪养牛饲鸡鸭，还培育果苗，大种果树，请“财神爷”上山。一年过去，耕山队分红，每人得1000多元拿回家过“大年三十”，用血汗换来的钱天公地道，村里人都翘大拇指给我们叫好。
  我做了六、七年“山大王”，吃在山中；睡在山里，离村来回7公里，着实顾不了家，弄得妻子离我而去，身死后留下幼小的儿女，只好交给我母亲抚养，我咬住牙还是去操谋大众的好日子。1969年，“穷革命”大哄闹，上头硬要新塘村接受30多名城镇居民来“安家落户”，说什么他们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赤彤彤的红心。本来，村里人口逐年增加，土地反而减少，要这些居民下乡种田，不是饭硿添口吃无饭吗？我看他们尖脚嫩手，肩不会挑，手不能提，横直是扶不了犁，挑不了担。可他们中有从医看病的，有理发手艺的，也有经商本领的，倒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料。当我从山上被村民们拉来做生产队长时，便打下主意，给这些下乡居民找办企业的出路，一来人尽其才，发挥所长，二来以副养农，大家好过。可是，“刈资本主义尾巴”闹声还嗡嗡响，批我想办企业是“明目张胆的复辟倒退”。老母亲知道了，苦劝我别讨罪盲干。我倒劝老母亲说：“你最了解你的儿子，从来是善讨善吃，尽为乡亲谋利筹益，不用为我操心。”老母亲怕我办企业经风担险，我也知道不无风险，但乡亲们信得过我，难道可以去辜负他们盼富的心愿吗？！难道可以不去替城里来的人找生计活路吗？！我这个人犟，对认定要干的事，就是九头水牛也拉不回头。从那个时候起，我便默默地办起面粉厂、碾米厂、机修厂、砖瓦厂，共十几个牌号，虽然小打小闹，也给乡亲们谋了一些福利；从城里来的人也各得其所，安定生活，他们中是郎中的办诊室行医，会剃头的办理发店，有手艺的开修车铺，能经商的开饮食店、水果店，没技术的去制面厂、碾米厂学工。他们都有事做，既不“移青发黄”，又过稳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中央又四次发了一号红头文件，我的腰板硬梆梆，办企业如鱼得水。1980年，我承包了木箱厂，不设“大锅饭”，不端“铁饭碗”，搞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工人谁也不磨洋工，生产上去了。这“老包”请进厂只三年，我上缴给村里的利润30000多元，自己也收入30000元。这回，承包致富不被看作洪水猛兽，村民普遍认为是好汉干出光彩的事业，大家认定社会主义是姓富不姓穷。好多青年人便迫求起办企业的美梦来，出门打天下，部分乡亲没几年就先富起来，真正尝到社会主义姓富的甜蜜味。
  我赚了30000元后，便把木箱厂让给别人。我想，木箱厂规模小，利润少，虽然我赚点钱，可人多地少的新塘村还有二三百人闲着，没事做，光“喝讪”磨牙，吵架生非，一些孤寡人残疾人还得不到温饱。这样，怎能做到共同富裕！我回想毛主席的教导，扪心有愧。我决心让出木箱厂改闹大项目，让能劳动的村民都有活干、有钱挣，大家都脱贫致富。于是，我进城探市场，摸行情，了解供需情况，弄清产、销、供、运的底盘，最后才定板搞塑料包装制品生产，立即动手筹办龙海县九湖塑料厂。
  1983年起，大吹改革开放的春风，办乡镇企业热烘烘，我办塑料厂得到56家乡亲投资支持。他们乐意投资入股，又齐刷刷举手推选我当厂长。乡亲们的信任，我王长生没有理由不去领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筹办工厂起，我把被盖卷到厂里住，三餐吃饭由孩子送，虽然离家很近，却难得回一趟家，家里人说我：“工厂成了你的家，咱家倒成了你的庙。”我能够怎说呢？筹办厂，选厂址，盖厂房，进机器，买原料，培训工人，哪件事可以不操心？厂办起来，300个工人要干活，要工资，产品质量好不好，销售渠道通不通，市场变化怎么样??这些的这些，叫我不操不干不行。为了大家共同富裕，就要撑篙划桨又把舵，不作点自我牺牲怎行？
  在厂里，我领的月工资同工人差不多。厂董事会要给我增加工资，几次找我磨嘴皮，说我捧的是新塘村“大家业”，干事最多最辛苦，每月领80元真过意不去。我对董事们说：“要是光为赚钱，我早被外人高薪聘走了。咱办企业是为着乡亲大家富，而今大家未富，我能多拿钱不成。”我领了董事们的一片关怀情，但我没有领受他们给我加薪的主张。
  那时候，尚有不少困难户未入厂就业，日子过得犯愁又犯难哩！村里有位残脚的周大伯，老伴患病，独生女出嫁，两老熬日如年。我们招周伯入厂管门，月给50元，逢年过节另加补贴，两老就不愁温饱；有位姓陈的闺女，父亲早亡，母亲带小弟弟出嫁，她和老祖母相依为命。我想，新塘村富了，兴许陈姑娘的母亲不会出走，她家也不会冷落到一老一小的艰难地步。我对老阿婆说：“咱村办塑料厂啦，我长生和乡亲有口饭吃，决不给您老人和小孙女饿肚子。”为了大家富裕，贫户要脱贫，我把陈姑娘招工入厂。像这样那样的困难户，厂里先后安排45户。我相信，塑料厂越办越红火，他们的日子也会跟着火红起来。
  说实话，要办好塑料厂是一件难事。直至今日，我还卷被盖睡在厂里，不把一颗心缚在厂内能行吗？若厂里没多赢利没个发展，要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一句空话。幸算顺利，经过九年拼搏，塑料厂发展了：我厂是1983年5月创办的漳州第一家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开头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固定资产7.5万元，工人256人，20多台陈旧的塑料拉丝机、编织机，年产值15万元。不过，我们重视三条：一是勤俭办厂，二是注重质量信誉，三是扩大再生产。经过九年“球滚球”，“家业”是涨大了，除股东分红4.32万元外，公共积累135万元，全厂职工四、五百人，拥有8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塑料园盘织机11台，配有3套现代化拉丝机、网眼袋平布机18台、平布机28台、整轻机3台，固定资产比1983年初办时增长330倍（净值）。厂里生产的塑料扁丝和编织袋，按十项质量标准检验有九项突破部颁标准，产品的销路看好。1991年，厂里完成工业总产值898万元，利税68万元；1992年，产值1000万元。看来情况不错，但比起别人，还是一名“小弟弟”。
  不过，叫我得到一点安慰的是：九年来共发放工人工资308万元，每个职工平均年收入1714元；厂里照顾招工的45个困难户，已经有38户脱贫了，其中34户年收入超过5000元，另有4户成了“万元户”。这种现状，不知道比早年掏不出钱买油买盐的穷日子好多少倍。虽然还说不上“共同富裕”，但总算“初战告捷”，赢得了脱贫的第一仗。
  厂里450名职工（几乎占全村劳力的一半）收入多，日子好过，骑车走路来上班，个个喜滋滋，笑眯眯。我高兴得很，高兴的是大家听毛主席的话，朝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去。可也叫我勾起一件伤心事：我的弟弟为了厂里事，在安装机器时不幸被压死，再也不能和大伙一起劳动，一起创业，一起过好日子。我弟弟之死，说透底，是为着大家共同富裕而牺牲，这值得，死得有价值。搞革命（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怎么不会有牺牲呢？！我想得开，只有把企业办好，让全村共同富裕起来，才对得起死去的弟弟。
  九年来，我为了新塘村民的共同富裕，拼老命办好塑料厂，党和政府赏给了许多荣誉：1985年以后，九湖塑料厂连续三年被评为福建省先进乡镇企业单位；1986年，我出席了全国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经验交流会；1988年，我个人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并获得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个人称号，评上经济师职称，被推举为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理事，福建省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我的名字列入《中国企业家大辞典》，我的论文《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的特色》（与魏荣章、卢国能同志合作）被载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论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1993年，我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到北京受奖。对待这么多的荣誉，我认为都是过去的事情，从今天起应该有个新的起跑线，再跑它千米、万米、几万米??因为我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的路还要加添脚力走远程哩。
  而今，改革开放深入，经济建设涌潮，市场竞争激烈，能者兴发，“家业”变大。人家天津大邱庄农民企业产值几十亿，农民有轿车有别墅，像个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样子。别说远的讲近的，龙海县莲花乡埭新就有“亿元村”。我们九湖塑料厂不追不赶不行！不追不赶，共同富裕就共富不起来。去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如春风送暖，我的心热滚滚，便和董事们商量决定，把厂里“家业”再扩大：一同漳州瓷厂签订生产瓷砖包装底箱购售合同，引进内资58万元投资包装生产；二同一位台商签订合同，引进一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配套机器19台，价值210万元。这样去扩大“家业”，规模、资金、设备和技术会大改观，产品档次也会升级，产值该可成倍增长，职工收入也会“水涨船高”。我下决心步步走、跳跃走，把新塘村最终引向共同富裕的幸福路。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听毛主席要农民共同富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