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40年来，我一直和“农”字打交道，干科学种田，促农业发展，从农民到干部，从基层到领导机关，都是做这个工作。一些报刊过誉地说我，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水稻专家，曾经创双季稻大面积高额丰产，还出国传播和指导种稻技术。其实，这都是共产党培养、教育的结果。
  科学种田得殊誉
  1931年，我在海澄县莲花村（今龙海市黎明村）出生。童年，父亲丧亡，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不得不咬住牙卖掉姐姐。我13岁，开始过起长工生活。幸得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打江山，1949年9月解放了闽南，我才翻了身做起主人，参加民兵，入团入党，当互助组长和高、初级农业社社长。我们的互助组实行精耕细作和选用良种，1952年全组粮食增产两成八，当年我被评为省劳模，光荣出席福建省劳模表彰会。隔年（1953年），我和黄绍山等人办起了黎明初级社，带头引进“南特号”良种，我下田亲自去摸索栽培技术。那年双季稻亩产1360斤，成为全省最高的水稻丰产户。1955年碰到1950年以来罕见的旱灾，老天连续120天不下雨。黎明高级社社员奋起从山上、河里引水灌田，用八层水车搬水保苗，结果灾年获得全年粮食亩产1039斤的好战绩，拿了24万斤粮卖给国家。这一年，我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1956年，我在黎明社重视农业技术改革，开始学科学种田，社里成立以潘无毛为首的老农顾问团，生产队设农技员，搞出一支科学种田的队伍，开展农业科技知识普及和改革试验，除继续引进良种外，还推行“三早一密植”为中心的增产措施。到1956年那年，我们社粮食亩产均1455斤，创造全国水稻大面积丰产纪录，荣获中央农业部奖赏。这一年是黎明社的“黄金年代”，全社农副业总收入102万元，成为全省第一个“百万富翁”，我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出席1957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还参加会议主席团，又在大会上作《双季稻大面积高额丰产的经验》发言。出席这次会议，叫我永不忘怀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心中感到太荣幸了、太幸福了！
  我从北京回来不久，全国南方13省水稻精耕细作现场观摩会到黎明来开，这对黎明这面全国水稻丰产高产旗帜是一个激励和鞭策。过后，我被省农科院聘请为特约研究员。一个普通农民成为特约研究员，多么想藉此机缘好好地钻一钻种田科学。可是，在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那些年份，科学种田也被“瞎指挥”、“浮夸风”搞得焦头烂额。那些年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袭击，农业生产大伤元气。好在过后从违反客观规律的惨痛教训中猛醒过来，认识到种田的科学性，就是说要科学种田，种田要讲科学。于是，黎明大队再兴科学种田之风，粮食生产才逐年回升，1962年水稻单产回到1284斤（亩），1963年实现水稻矮杆化后亩产1652斤，1972年实现亩产“上吨”，1986年稻麦三熟亩产超“三纲”（后两大关是我调离黎明后实现的）。
  在再兴科学种田之风时，黎明大队于1964年成立农科所，由防倒伏专家潘无毛担任所长，原老农顾问团成员为所里成员，搞科学实验基地和技术推广网，建立“三田”（高产田、试验田、品种对比田），通过实验——示范——推广，掌握水稻“黑、黄、青”的生长规律和“攻头、补尾、控中间”、“以水调肥，以水促分孽，以水控分孽，烤田防倒伏”的一整套科学栽培技术。福建人民出版社为此出版了一本科技书，介绍黎明大队科学种田夺高产的经验。1966年、1973年，黎明又先后出版《黎明早稻十年不烂秧经验》和《科学用水巧施肥》两本小册子发行，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农业耕作技术。
  赴马里指导种稻技术
  1960年7月至10月，由于我在科学种田方面做出较好成绩，党又一次给我荣誉，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国，到美洲参加古巴学生城的建设。1965年5月至1968年3月再次出国，作为中国支援马里水稻专家组专家身份，被派往非洲东北部马里共和国，帮助和指导马里农民种植水稻，发展农业生产。马里本是英、法、意分刈统治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获得独立，各项建设正在开始，自然资源亟待开发，真是百业待兴。可惜，他们的农业还是沿用刀耕火种的老传统，田地经过焚草后不翻不犁，便把谷种撒下去，等待稻熟时动手收刈。他们撒到地里的种籽量比我们的多出六、七倍，可他们的收获量极为低下。我们专家组，除我外，还有赵友生同志和一个翻译员，一共三个人（我们未去马里之前，福建省农业厅已派出人员在那里指导生产）。我们此行出国，任务是指导马里农民改变耕作古法，试验良种，提高产量。我们带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捎了“南特号”、“陆财号”等水稻种籽上飞机，飞抵马里劝导当地农民培植试验，而后逐渐在较大的范围予以推广。
  马里虽是热带区，气温高，但中国稻还是可以培植的。经过反复试种，中国稻的亩产量都在千斤以上，马里农民都拥来观摩，对于中国稻比当地稻产量增加30多倍，都感到惊讶和喜悦。依我看，马里稻产量低，其主要原因是品种原始，退化而未复壮；长期灌水1米深，影响生长发育；播种后耕作粗放，管理松懈。这些原因，我们曾经和马里人谈过。他们对中国水稻专家很敬重，常常翘起大拇指夸“中国专家好！”“中国专家有办法！”
  回国再和“农”字打交道
  我从马里回国后，于1971年调离黎明大队到龙溪地区革命委员会农林水组工作，又是跟“农”字打交道。我到漳浦蹲点，翻山越岭，深入田间，指导推广合理用水、合理搁田和科学施肥。主要成效是改变早稻中后期不搁田习惯，实施浅水勤灌，使稻杆不倒伏，丰产高产获得保障。下半年，我奉调到省农业厅生产处工作，重点是跑建阳、龙岩山区搞调查研究，指导科学种田，还建议聘请六位黎明大队老农在上杭县辅导种田，王朝祥被老革命根据地古田所聘，在那里成功地推广品种矮杆化和适当用水用肥经验，使那里的水稻产量显著提高。在农业厅工作期间，省领导许亚同志很关心我，厅领导和科技专家也很尊重我，称我“黄专家”。其实，我还不仍然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专家”。若说我在农业科学上面能够懂得一点点，那是经过党长期培育才成长起来的，也是在黎明种田实践中进行长期探索才升华到理论上来的。
  1975年11月后，我先后任龙海县革委会副主任、中共龙海县委副书记，直到退下来。这期间，在继续和“农”字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较多的想着：如何发挥农业科技作用，让全县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那几年，龙海粮食亩产一直在1300～1400斤的福度内徘徊。若是让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再上新台阶”就不犯愁。我十分重视和支持省稻麦研究所在黎明驻点和县农科所联合科研实验的成果，如对龙海县三熟产量与季节间气候变化规律的科学分析、双季稻生育期合理调整的意见等等，我便下力气在全县推广，实行“三管齐下”：一、调整种植时间，播种期从3月底改为2月中旬，插秧期改为3月底为4月中旬，收刈期改6月底为7月中旬；把抽穗期从5月底调整于6月中旬，使孕穗期避开“五月寒”，抽穗灌浆期避开霉雨季，奠定了早稻高产稳收的基础。对晚稻调整在10月5日前齐穗，避开秋寒获高产；二、推广“狭叶青”、“南京11号”、“红410”等高产品种，，全县良种普及面达85％左右；对早稻推广“杂优”和“倒踏为多；三、学习苏州式的大畦、深沟、狭沟、散播法种冬麦，又把它当一季粮产来抓。这样“三管齐下”结了硕果，1978年全县亩产达1622斤，摆脱原来产量徘徊不前的状态，也给后来上“吨粮”纪录创下条件。总之，我40年来在发展农业生产上花过力气，发挥点知识力量，让“科学种田”的声音随着我的脚迹四处传播。有人过誉地说我这个水稻专家有过贡献，但我心里头深深地感谢党的栽培、毛主席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