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台湾民族运动前驱林献堂先生，祖籍是平和县五寨埔坪村。今年正是林先生瞑诞111周年、逝世36周年纪念，祖籍地骨肉亲人更加追念他生前为台湾民族解放呼号、奋斗的业绩。
  在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1881年，林献堂降生在台中雾峰村的一个举人门第，表名大椿，号灌园。他的祖籍是平和县。1752年，献堂的太高祖林石由平和县五寨埔坪社移居台湾彰化栋东堡大里栰庄，筚路褴褛，披荆斩棘，历经三代艰苦经营而成富户。嗣至献堂的父亲林文钦（万安）才攻读卷帙，中了举人。而他始终“勿忘国学”，对年少的儿子献堂亲授中文典籍。1895年，台湾义军抗日失败，清政府丧权辱国，签订《马关条约》，致使日本帝国侵占台湾宝岛。年仅15岁的林献堂，随着父亲内渡大陆返居漳、泉二地，深深感受到祖国乡土的温暖和台湾沦丧的寒怆，从而心灵上萌发一种爱祖国爱民族意识。在他重渡台湾几年之后，便开始和“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通信，探索和寻求台湾民族独立运动的道路。1907年，他乘轮到日本东京谒见梁启超，当面得到采取合法手段争取台湾人民政治权利的启示，并高兴地邀请梁氏亲自访问台湾湾。1911年农历二月，梁启超偕公主和友人汤觉顿应邀出访台北一个月，亲眼看到了台湾宝岛的破碎国土和遗民逸士，潜然哀叹“惜非吾土忽神伤”（《舟中杂兴》之十）。但梁氏抵达台湾奔走呼号，也给林献堂对祖国的孺慕之情得到渲泄和慰藉。
  1913年，林献堂重访大陆，抵达北平时，适“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国独裁，很快返回台湾。适逢准备反袁护国的孙中山先生东渡日本路过台湾，歇宿于日人开设的“梅屋敷”旅社，他在精神上受到莫大鼓舞，遂于翌年聚会堂兄林烈堂及李春生、林伯寿等殷商巨富，捐资近30万元，在台中私办“台阳中学”，专门招收在台岛的中国人子女入学，以反对日本殖民当局所推行的差等教育制度。
  1914年12月20日，林献堂为着争取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享有一些自由平等权利，在台北铁路饭店举行拥有3000多名会员的“台湾同化会”成立大会。但未满两个月，便被日木台湾总督扼杀在摇篮之中。
  林献堂虽一度出任雾峰区区长，但他不忘民族解放和同胞自由，大半生矢志为维护民族利益而不懈斗争。1919年，祖国大江南北掀起“五四”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潮，孙中山先生又以漳州为“重要据地”，进行反对南北军阀的护法运动，受这场革命洪潮波涌的林献堂，便和留日台湾学生蔡惠民等人，组织以“启发民智”为主旨的“启发会”。1920年元月11日，林献堂再组织进步社团“新民会”，他不负众望，出任该会会长。同年7月16日，他又在东京创办《台湾青年》，作为“新民会”的机关刊物，介绍祖国人民的政治斗争和新文化运动，鼓吹台湾进行政治、社会改革，为台湾同胞争自由，求民主，谋幸福。12月间，他以“新民会”会长名义在东京聚集200多名台湾留日学生举行集会，掀起“六三法”撤废运动。“六三法”是日本殖民者统治和奴役台湾人民的枷锁和桎梏。林献堂为首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撤废，以削弱台湾总督独揽的权力，可是遭到日本当局拒绝。于是，他转而领导开展声势浩大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921年2月，林献堂发动台湾各界代表187人签名上书，向日本议会提出请愿，要求在台湾设置议会机构，由在台湾本岛的汉人、高山族同胞和日本人公选代表组成，让台湾人民对台湾内政享有部分自治权。同年10月17日，他和老同盟会会员蒋渭水（漳漳州人王兆培先生亲自发展入盟）等名人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吸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文化人士1300多人参加。在成立大会上，林献堂被公推为文化协会总理。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高水平，启发民智，“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以唤醒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进而改革台湾社会。所以，文协会员成为开展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骨干，文化协会组织也成为二十年代初台湾民族运动的大本营，有力地领导了当时台湾全岛范围内的反日民族斗争和新文化运动。
  1922年2月，林献堂不顾“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日本殖民者的强压下失败了，又联络蔡惠民等各界人士512人进行第二次上书辩争，虽然再遭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否决，加上“犬羊祸”和“八骏事件”的发生，他在台湾还是挺身而出，当众揭露第二次请愿遭日拒绝的真相以及他个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备受压力的情况，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日民族觉醒。从1924年1月30日到1934年2月26日的十年间，林献堂先后12次单独上书请愿，坚持设置台湾议会的要求，最后遭到日本当局的拒绝和反对，甚至被日本台湾总督取消他的顾问资格。
  林献堂在领导开展设置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反日民族斗争活动中，十分重视运用舆论工具，把《台湾青年》扩充改版，称《台湾》杂志，他本人和王敏川等14人为该杂志顾问，掌握宣传导向，扩充版面内容，提倡应用白话文，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所实行的不平等政策，并与辜显荣等亲日媚日派组织的“台湾公益会”、“大同促进会”，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这个《台湾》杂志社在1923年1月后，便成为“台湾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从1923年4月15日起，林献堂主持的《台湾》杂志还增刊《台湾民报》，并加予广泛发行，号召和组织更多的台湾同胞参加到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由于1923年底“台湾议会设置期成同盟会”活动被日本政府所禁止，该会领导人蒋渭水等四人被台湾总督抓捕下狱，媚日派辜显荣之流曾经喧嚣一时，举行所谓“有力者大会”，大唱什么“社会公益”和“人道主义”，替日本殖民者洗刷污秽和涂脂抹粉。在浊浪翻滚之时，文化协会总理林献堂和会长林幼春挺身而出，砥柱中流，在台中召开“无力者大会”进行反击，踊跃到会的各界人士达几千人之众，把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林献堂亲自主持这次大会，痛斥媚日派那帮“有力者”是“二十世纪士绅阶级中的一伙败类。”赢得劳苦民众的喝采和叫好。这个“无力者大会”闭会不久，那个自吹是“有力者”的“台湾公益会”，便在台湾民众的唾骂声中消声匿迹了。
  1926年7月，我国国民革命军准备誓师北伐，林献堂为了更好地鼓动和组织台湾民众参加反日民族运动，便把他亲任社长的《台湾民报》，从日本东京迁回台湾本岛出版，并在翌年5月7日建立“台湾民党”。这个呱呱坠地刚满两月的“台湾民党”，因为主张“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遂遭日本殖民当局所禁止。但林献堂并不屈服，于同年7月10日与出狱的蒋渭水等人另行组建“台湾民众党”，制订“确立民本政治”的纲领，受到台胞拥戴，到同年年底就发展456个成员、15个支部。
  后来，由于台湾文化协会内部分裂，林献堂慨然离开台湾游历欧美二洲，写下《环球游记》一书。1931年，他从欧美返回台湾时，遇到“台湾民众党”发生分裂。他退出后另行组织“台湾地方自治同盟”，出任顾问，进行争取台湾地方自治的活动。这之前，他把《台湾民报》改名为《台湾新民报》，亲任报社社长。由于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他斗胆地在报纸版面上专门辟设“汉文栏”以飧读者，激励惨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台湾青少年不忘华文国学，不忘炎黄华夏。可是，这个弘扬中华文化的“汉文栏”在坚持六年之后，终于在1937年1月7日（即是芦沟桥事变半年前），被台湾总督严令取缔，强行禁毁。
  然而，游历欧美而返台的林献堂，其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声誉益振，日本贵族院便以邀聘他为“议员”并“赐勋三等”，作为钓饵进行巴结和拉拢。但林献堂以民族利益为重，利用议员的合法席位，作为替劳苦大众说话的讲坛。1932年，日本殖民者实行限制台湾大米运销日本的蛮横政策，导致台湾发生“谷贱伤农”的悲剧。由于1929年“台湾农民组合”被日警镇压后，农民反殖民统治运动处于低潮，对日本殖民者限制台粮输出的强盗行径，未能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抗争。林献堂又一次挺身而出，代表台湾农民利益上书日本贵族院，指责“禁粮出境，无异乎割农之肉，剥农之皮。”要求日本殖民政府取消禁令。这次上书不果，他又在议会疾声呼吁，痛陈败农之苦，抨击伤农之策，辩争撤消禁令。可是，林献堂利用议会合法席位的“谏言”斗争，依然没有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理睬。他遂即离开东京返回台湾，愤愤然闭门不出，用此一行动来表示抗议。
  1936年3月，依然抱愤的林献堂先生，索性携带胞弟林阶堂、次子林犹龙参加《台湾新民报》社组织的“华南考察团”，西渡祖国大陆观光览胜，游历了上海、广州、汕头、福州和厦门，特地回到祖籍地漳州、平和寻根访祖。他在祖国人民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每每激动地说：“我第一脚踏入上海土地就有着回到祖国怀抱之善感！”讵料，林献堂爱国爱乡的激动言词，被日本台湾占领军参谋长获洲立兵所侦悉，便组织一班流氓无赖拦在台中公园，对返回台湾的林献堂莫名殴打，并血口辱骂林是“非国民”。这就是台湾民族运动史上的“祖国支那事件”。
  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林献堂先生在异族蹂躏下的台湾，痛楚地挺过了八个春秋。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被日本殖民者占领半世纪的台湾宝岛归回祖国怀抱，林先生欢喜若狂，立即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庆贺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并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同年10月25日，他主持庆祝台湾收复暨台湾行政公署成立大会，并以大会主席身分发表演说，激昂陈词：“应知台胞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民族主义也。”他对争取台湾民族解放的苦斗之心，在演说词中昭然一揭。
  过后，林献堂先生出席了接受日本政府在台湾的投降典礼，也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参加对日受降大典，深深感慨“做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与骄傲。”1946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林献堂先生抱着重振台湾的殷厚期望，与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合作，加入国民党，出任省政府委员和省临时议会议员，热心支持发展民族企业，共力恢复台湾经济。他在战前经营“大东”信托会社，战后着手建立“大安”产业和“三五”实业，主要对台湾地产业进行投资开发，辅营“重华”银行信托业务。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台北市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反对国民党在收复后的台湾省进行残暴统治。陈仪奉命枪杀示威群众，引起全岛规模的反抗运动。因为这桩起义事件的涉嫌，林献堂因而被免去省政府委员之职，他隐归“重华”银行信托部任主任。从此，他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在1949年蒋介石集团逃亡台湾前夕，毅然离开台湾，移居日本，直到1956年病逝。
  林献堂先生在进行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十分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被美国作家称为“台湾近现代文化名人”之一。早年，他在台中组织几个诗社，结集一些爱祖国、爱民族的诗坛志士写诗明志；1948年，他出任台湾省通史馆馆长、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创设相当规模的通史馆馆址，发动搜集、整理和出版台湾文献资料和地方史志，使台湾一时研究和论著台湾民族运动史蔚然成风。他在生前撰著忧国忧族的诗稿三集（《林献堂先生遗诗》巳出版），较多地反映河山破碎、异族蹂躏和人地沦桑、星移物换的内容，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民族思想感情，具有民族主义魂魄，作品风格脱俗，格调高亢，笔锋有力，后人称誉他是“台湾民族文化运动的一柱”。
  1956年9月8日，林献堂先生不幸病逝于日本异邦，年79岁，遗有妻子杨水心和子女四人。林先生虽然离开人间36周年，但这位台湾民族运动前驱的名字，却镌刻在祖籍地乡亲的追念之中，他生前在台湾所进行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业绩，也长留在台湾同胞的思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