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台北板桥林氏家族，从林应寅——林安邦——林国华到林维源算是四代人。第四代裔孙林维源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自出生之日到病逝之年，一生都是处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领土的外侮时期，备嚐夷倭欺凌、国土沦丧、华人奴役的痛楚，因而激发反帝爱国之心，慷慨捐献巨资，加固台湾海防，支持发展台湾经济，并捐资支助清廷军费，建设海军，以抵抗英、法、日帝国主义的炮舰侵略。1840年，帝国主义侵华的舰炮爆响后，鸦片战争的烽火燃起，林维源正是摇篮里的无知襁褓。少长时，他和他的哥哥林维让奉父命一同内渡祖国大陆抵达厦门，受业于深通国学的陈南生先生，直到咸丰七年（1857），因祖父林安邦和父亲林国华相继离世才返回台湾。越二年（1859年），台湾人民为着抵御外侮，初建台北城垣，立即解囊捐资予以支助，并且躬亲参与督办建城事务，因有功被授三品卿衔候选道；咸丰十年（1860），台湾正式开港而大开门户，洋人抵台经商频繁，外舰停泊口岸日多，他耳闻目睹国土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境况，同时也开始接受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思想，很想励精图治，筹谋学习西方经验以发展台湾经济。不料，台湾“樟䐉战争”发生了，腐败的清政府于同治七年（1868）在英国海军的炮口下，屈辱地签订了丧权的《樟腦条约》，从此由英商垄断着占世界樟腦总产量百分之七、八十的台湾樟腦的制作权和输出权。他对英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尤加憎恨。光绪二年（1876），台北防务设施正急待加强，但经费开支不足，林维源便一次独资捐献银元50万（合白银36万两），作为加固台北城垣和修筑濒海炮台的防务建设费用。翌年（1877），山西、河南两省大旱，灾民饥荒，他将苦旱灾情告诉家人，其母亲钟氏和婶母（继嗣母）郑氏遂捐出私房积蓄20万两银，赈济晋豫两省受旱灾民。光绪十年（1884），正是台北城垣筑成的第二年，法国侵略军用炮舰侵犯台湾，刚刚调职守台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和当地团练义勇进行抵抗，击溃了来犯的法国侵略者。林维源对刘氏护土卫疆的抗法义举大加赞赏，因而对刘铭传事后所制订的御外治内的“抚台计划”，都竭力给予支持和资助。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正式建制置省，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着手进行振军经武，全面规划开发台湾，兴办洋务，开采矿山，制造军械，铸造钱币，发展工商，拓垦兴农，开辟邮路，架设电线，建立保甲，新办学堂，抚番清赋，并且新辟台湾通往上海、香港、新加坡和西贡的海上航线，又集资修建从基隆至新竹的铁路。在“百业并举”的整整六年建设中，林维源不仅是刘铭传巡抚的强力辅佐，而且是实施整个“抚台计划”的出色组织者和鼎力资助者。1884年6月，法国侵略军攻打台湾基隆、沪尾，被守台清军和当地团练兵勇击败后，于8月突袭福州马江，再回头第二次攻打台湾淡水，于是发生了10月1日的中法“淡水之战”。刘铭传巡抚亲临前线督战，率领清军和林维源负责的团练兵勇再次大败法寇，击杀法舰“凯旋号”队长荷德台和陆战队司令方丹等敌酋。在这两次抗争中，台湾各路守军曾经缺粮短饷，刘铭传奉旨向台湾绅商暂借，已成台湾首富的林维源遂认捐20万银元，并先行交付现银10万，以“共支危局”，战胜法夷。光绪十三年（1887），刘铭传鉴于台湾团练配合清军歼击法寇有力，便重任林维源为全台团防大臣，总办台湾团练要务。林氏承诺重托，献力操办，立即制订《全台团练章程十三条》，并且在台北设团练总局，各府、厅、县设局，各乡设分段，各司其职地进行操练习武，常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配合清军作战。他在台湾反帝斗争中，对加强防御力量所需的经费都解囊掏资全力支助。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呈清廷的奏析中，曾经说林维源“竭力勉输，实属急公好义⋯⋯决非寻常捐输军饷可比。”《刘壮肃公奏议》奖贤略序也写着：“林维源前助军饷八十万，公至复助四十万次官军。”这两个数合计120万，约等于白银一百万两，可谓捐资支助太大了。光绪十三年（1886）秋，台湾进行清赋科税，以争取台湾经济逐步地走向自立。台湾巡抚刘铭传想通过清赋科税，改变不合理的旧租制，削弱大土地主的“大租权”，但遭到一部分官绅富户的反对。林维源虽然在台北拥有最大量田地，他却当堂申明支持和参与清赋。经他带了这么一个开明头，因而影响和推动那些本来持反对态度的大户也参加起来。他亲自带领一支清赋队伍，在台北查询保甲户籍，就田问粮，逐坵丈量，定租纳税，给单升科。至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台北给单，俱已竣事”，清赋完满告成，“新粮也征收解八成”。这次清赋，对发展台湾农业生产颇有益处。林维源因清赋有功，被清廷授予太仆寺正卿。这场清赋科税不免给林维源也刮一皮，他为了自己的土地收益不致锐减，建议刘巡抚履行“减四留六制”，结果每年减收租谷约20万石，但他在清赋同时还继续募佃拓垦，扩增土地。当时，台湾实行“扩疆招垦，广布耕民”的抚番政策，在大嵙崁设立全台抚垦局，分南北中三路进行抚垦。林维源负责北路抚垦事务，多次进入内山，调查番情，招抚拓垦，成绩显著，至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底，“垦辟新荒增至七万余亩，业经洪水县丈量三万余亩一律升科，其余俟三年后陆续升科纳税。”“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旷土。”刘巡抚将情向清廷上奏，林维源不久便提升为全台抚垦局帮办。林维源致力开发台湾农业，同时也带领其他富绅投资兴办民族企业和市政建设事业。光绪十三年（1887），他当基隆港疏浚总办，发动殷商富户投资，进行港道测量，准备疏道浚港，计划从牛稠港至蚵壳港填平海岸，建设码头和车站。同年，他在大稻埕整修街道，除自己首设“建昌”公司外，还和李春生等富绅投资兴建洋式楼群，出租给在台经商的外国人，形成繁荣台湾的“建昌”、“千秋”、“六馆”等雏型街市。光绪十四年（1888），林维源独自投资11万两白银，与台湾招商局合股向英国购造“驾时”、“斯美”两艘快轮，以畅通台湾舆厦、港航线。越二年（1890），他招集富商蔡应维、冯城勋、林元胜等人出资30万元，拟与官方合股经营，把交英商经营的基隆煤矿接办过来，后因清政府敕令停办而未果。光绪十九年（1893），他在台北县板桥镇西北隅落成了占地13771坪（一坪约等3.3平方米）的林家花园式邸宅，内有方鉴斋、来香阁、香玉簃、月波水榭、观稼楼、定静庵、大落厝厝和鱼池、假山、亭台、隧洞，费资白银50万两，建造历时五年之久，是清末台湾最大规模的园林建筑，俱有民族风格，是招览游客的胜迹。今巳维修完竣，被列为台湾地方名胜览迹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略军占据台湾。6月2日清廷大臣李鸿章派其儿子李经芳在基隆港外的日舰“西京丸”上，将台湾宝岛拱手献给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自此台湾沦丧入日本殖民者的手中。台湾父老群起反对割让中国领土，鸣锣罢市，向督衙请愿，丘逢甲、刘永福等爱国将领率义勇进行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当他们建立台湾抗日地方政府“台湾民主国”时，推选林维源为议院议长，林氏深感清政府媚倭丧权，腐败无能，欲救亡图存难成于一夕，便婉词拒绝出任，但捐银100万两资助抗日军民。他不忍睹日本侵略者蹂躏美丽的台湾故土，也不作日本“顺民”，遂携带儿子林尔嘉、林尔昌及孙儿林熊征等家小，怅然离开苦心经营近半个世纪的可爱台湾，内渡大陆回到原籍龙溪，后定居于厦门鼓浪屿。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林维源不幸病逝，遗体葬于祖地白石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