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林本源”是早年富冠全台的台北板桥镇林维源一族的号记。林维源的曾祖父林应寅，家住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九都白石堡吉尚社（今龙海县角美镇埔美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带着年少的儿子林安邦渡海去台湾淡水谋生。到道光年间，林安邦经过多年募工拓垦，田园遍及淡水、噶玛兰，每年可收几万石稻谷，成为台湾全岛的一户殷富，遂改字为平侯。他有五个儿子，名国栋、国仁、国华、国英、国芳，其中算老三国华、老五国芳两人出众。当时，教示儿孙爱乡爱土，为富当仁，好善乐施，他曾经捐献几百甲好田（一甲约等于14.5亩）作教育养成费，还另捐学租，设立义仓，出资倡修淡水文庙、府城海东书院、贡院和郡城考棚，修筑三貂岭山路。1821年，他在祖家龙溪县莆山社创办“永泽堂林氏义庄”，在台湾淡水海山堡拨出水田43甲八分四厘二毫充为祖籍义庄田，年收谷1600石，按年运回内地龙溪县白石堡吉尚村潭头，赡赠同宗贫乏族人之用。这个义庄，从1821年起直到1937年终止，历时116年，主持人从林平侯到其子林国华、孙林维源、曾孙林尔嘉，先后历经四代，是闻名闽台的一个公众慈善事业机构。
  林安邦到晚年，不问事事，把家业交给第三儿子林国华管理，林国华，字枢北，号本记，是个有志兴业的人。咸丰三年（1853），他为了进一步宏展家业，认为位于角板山与李栋山之间的大嵙崁，地势局促，无利创业，便将全家搬到台北板桥镇，继续募佃拓垦，大规模的发展种植业，经过艰苦精心经营，儿年后岁收租谷（合旧垦收租）多达40万石，成为台湾首届一指的巨富大户，轰动全台。林氏分家时，遵照先辈嘱附，为着不忘祖籍故里和创业维艰，把五兄弟立了“饮、水、本、思、源”五个分号，林国华和五弟国芳二人按排名序为“实”、“胤”，便以“本”、“源”两字并用，立号记“林本源”，这是当时台湾首富巨户的代号，赫赫然大名鼎鼎。可惜，林国华早丧，林国芳无嗣，林氏家业就交给林国华儿子林维源、林维让和养子林维德继承。这“维”字辈三房兄弟再分家时，还是遵照祖训家规，又立了“饮、水、益、训眉、松柏、彭鹤嵩”六个号记。在日据初期，台湾众口传颂的“林本源三房头六记号”即由此而来。往后，“林本源”的家族经济虽然各有发展，但各自走的道路不同：林维让、林维源同胞兄弟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以房产、信托业为主的民族工商业经济，而林国华夫人收养的螟蛉子林维德，却是广泛投资于近代化企业和华南银行、南洋仓库会社，攀附于日本垄断资本。
  林维源爱家国 捐银三百万两
  台北板桥林氏家族，从林应寅——林安邦——林国华到林维源算是四代人。第四代裔孙林维源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自出生之日到病逝之年，一生都是处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领土的外侮时期，备 夷倭欺凌、国土沦丧、华人奴役的痛楚，因而激发反帝爱国之心，慷慨捐献巨资，加固台湾海防，支持发展台湾经济，并捐资支助清廷军费，建设海军，以抵抗英、法、日帝国主义的炮舰侵略。
  1840年，帝国主义侵华的舰炮爆响后，鸦片战争的烽火燃起，林维源正是摇篮里的无知襁褓。少长时，他和他的哥哥林维让奉父命一同内渡祖国大陆抵达厦门，受业于深通国学的陈南生先生，直到咸丰七年（1857），因祖父林安邦和父亲林国华相继离世才返回台湾。越二年（1859年），台湾人民为着抵御外侮，初建台北城垣，立即解囊捐资予以支助，并且躬亲参与督办建城事务，因有功被授三品卿衔候选道；咸丰十年（1860），台湾正式开港而大开门户，洋人抵台经商频繁，外舰停泊口岸日多，他耳闻目睹国土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境况，同时也开始接受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思想，很想励精图治，筹谋学习西方经验以发展台湾经济。不料，台湾“樟䐉战争”发生了，腐败的清政府于同治七年（1868）在英国海军的炮口下，屈辱地签订了丧权的《樟腦条约》，从此由英商垄断着占世界樟腦总产量百分之七、八十的台湾樟腦的制作权和输出权。他对英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尤加憎恨。光绪二年（1876），台北防务设施正急待加强，但经费开支不足，林维源便一次独资捐献银元50万（合白银36万两），作为加固台北城垣和修筑濒海炮台的防务建设费用。翌年（1877），山西、河南两省大旱，灾民饥荒，他将苦旱灾情告诉家人，其母亲钟氏和婶母（继嗣母）郑氏遂捐出私房积蓄20万两银，赈济晋豫两省受旱灾民。光绪十年（1884），正是台北城垣筑成的第二年，法国侵略军用炮舰侵犯台湾，刚刚调职守台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和当地团练义勇进行抵抗，击溃了来犯的法国侵略者。林维源对刘氏护土卫疆的抗法义举大加赞赏，因而对刘铭传事后所制订的御外治内的“抚台计划”，都竭力给予支持和资助。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正式建制置省，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着手进行振军经武，全面规划开发台湾，兴办洋务，开采矿山，制造军械，铸造钱币，发展工商，拓垦兴农，开辟邮路，架设电线，建立保甲，新办学堂，抚番清赋，并且新辟台湾通往上海、香港、新加坡和西贡的海上航线，又集资修建从基隆至新竹的铁路。在“百业并举”的整整六年建设中，林维源不仅是刘铭传巡抚的强力辅佐，而且是实施整个“抚台计划”的出色组织者和鼎力资助者。
  1884年6月，法国侵略军攻打台湾基隆、沪尾，被守台清军和当地团练兵勇击败后，于8月突袭福州马江，再回头第二次攻打台湾淡水，于是发生了10月1日的中法“淡水之战”。刘铭传巡抚亲临前线督战，率领清军和林维源负责的团练兵勇再次大败法寇，击杀法舰“凯旋号”队长荷德台和陆战队司令方丹等敌酋。在这两次抗争中，台湾各路守军曾经缺粮短饷，刘铭传奉旨向台湾绅商暂借，已成台湾首富的林维源遂认捐20万银元，并先行交付现银10万，以“共支危局”，战胜法夷。光绪十三年（1887），刘铭传鉴于台湾团练配合清军歼击法寇有力，便重任林维源为全台团防大臣，总办台湾团练要务。林氏承诺重托，献力操办，立即制订《全台团练章程十三条》，并且在台北设团练总局，各府、厅、县设局，各乡设分段，各司其职地进行操练习武，常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配合清军作战。他在台湾反帝斗争中，对加强防御力量所需的经费都解囊掏资全力支助。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呈清廷的奏析中，曾经说林维源“竭力勉输，实属急公好义⋯⋯决非寻常捐输军饷可比。 ”《刘壮肃公奏议》奖贤略序也写着：“林维源前助军饷八十万，公至复助四十万次官军。”这两个数合计120万，约等于白银一百万两，可谓捐资支助太大了。
  光绪十三年（1 886 ）秋，台湾进行清赋科税，以争取台湾经济逐步地走向自立。台湾巡抚刘铭传想通过清赋科税，改变不合理的旧租制，削弱大土地主的“大租权”，但遭到一部分官绅富户的反对。林维源虽然在台北拥有最大量田地，他却当堂申明支持和参与清赋。经他带了这么一个开明头，因而影响和推动那些本来持反对态度的大户也参加起来。他亲自带领一支清赋队伍，在台北查询保甲户籍，就田问粮，逐坵丈量，定租纳税，给单升科。至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台北给单，俱已竣事”，清赋完满告成，“新粮也征收解八成”。这次清赋，对发展台湾农业生产颇有益处。林维源因清赋有功，被清廷授予太仆寺正卿。
  这场清赋科税不免给林维源也刮一皮，他为了自己的土地收益不致锐减，建议刘巡抚履行“减四留六制”，结果每年减收租谷约20万石，但他在清赋同时还继续募佃拓垦，扩增土地。当时，台湾实行“扩疆招垦，广布耕民”的抚番政策，在大嵙崁设立全台抚垦局，分南北中三路进行抚垦。林维源负责北路抚垦事务，多次进入内山，调查番情，招抚拓垦，成绩显著，至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底，“垦辟新荒增至七万余亩，业经洪水县丈量三万余亩一律升科，其余俟三年后陆续升科纳税。”“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旷土。”刘巡抚将情向清廷上奏，林维源不久便提升为全台抚垦局帮办。
  林维源致力开发台湾农业，同时也带领其他富绅投资兴办民族企业和市政建设事业。光绪十三年（1887），他当基隆港疏浚总办，发动殷商富户投资，进行港道测量，准备疏道浚港，计划从牛稠港至蚵壳港填平海岸，建设码头和车站。同年，他在大稻埕整修街道，除自己首设“建昌”公司外，还和李春生等富绅投资兴建洋式楼群，出租给在台经商的外国人，形成繁荣台湾的“建昌”、“千秋”、“六馆”等雏型街市。光绪十四年（1 888 ），林维源独自投资11万两白银，与台湾招商局合股向英国购造“驾时”、 “斯美”两艘快轮，以畅通台湾舆厦、港航线。越二年（1890），他招集富商蔡应维、冯城勋、林元胜等人出资30万元，拟与官方合股经营，把交英商经营的基隆煤矿接办过来，后因清政府敕令停办而未果。光绪十九年（1893），他在台北县板桥镇西北隅落成了占地13771坪（一坪约等3.3平方米）的林家花园式邸宅，内有方鉴斋、来香阁、香玉簃、月波水榭、观稼楼、定静庵、大落厝厝和鱼池、假山、亭台、隧洞，费资白银50万两，建造历时五年之久，是清末台湾最大规模的园林建筑，俱有民族风格，是招览游客的胜迹。今巳维修完竣，被列为台湾地方名胜览迹之一。
  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略军占据台湾。6月2日清廷大臣李鸿章派其儿子李经芳在基隆港外的日舰“西京丸”上，将台湾宝岛拱手献给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自此台湾沦丧入日本殖民者的手中。台湾父老群起反对割让中国领土，鸣锣罢市，向督衙请愿，丘逢甲、刘永福等爱国将领率义勇进行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当他们建立台湾抗日地方政府“台湾民主国”时，推选林维源为议院议长，林氏深感清政府媚倭丧权，腐败无能，欲救亡图存难成于一夕，便婉词拒绝出任，但捐银100万两资助抗日军民。他不忍睹日本侵略者蹂躏美丽的台湾故土，也不作日本“顺民”，遂携带儿子林尔嘉、林尔昌及孙儿林熊征等家小，怅然离开苦心经营近半个世纪的可爱台湾，内渡大陆回到原籍龙溪，后定居于厦门鼓浪屿。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林维源不幸病逝，遗体葬于祖地白石保。
  林氏“美敏秀出”林尔嘉承祖训
  板桥林氏第五代内渡大陆居住厦门的后裔，就是林尔嘉和林尔昌兄弟。林尔嘉，生于光绪元年（1875），随父从台湾内渡大陆时，年正二十一岁，怀有经世之志，家客常称这是林氏“英敏秀出”。他的字称菽庄，又作菽臧，晚号百忍老人，一生承遵祖训，最大的特点是爱国爱乡、乐施好善和勤俭持家。他是在台湾出生的，在鼓浪屿居住近五十年，如果以出生地作依据，他可以说是台北人，若以居住地作依据，他可以说是鼓浪屿人，但他既不承认台湾籍，也不说是鼓浪屿人，却自称是“龙溪人”，直到他的儿子孙辈的户籍、身份证都填写“龙溪”籍，说明他的乡土感情何等深厚！他的上辈好施乐助，他也热心救灾济贫，捐助公益，施棺舍药：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为先父林维源守祭三年刚刚结束，南靖县发生洪水灾害，民房村舍倒塌1000余间，死亡200多人，他掏资赈赈济，又电函海外华侨募集三万两白银，支援南靖灾民恢复生产，其美德为街民村夫所感念；他的家资亿万，地位显赫，但他待人彬彬有礼，决不怠慢，对内家规约谨严，尊老爱幼，饮食起居既俭且朴，从不铺张摆阔和浪费奢侈，四邻街坊都称誉“林氏家风”。
  林尔嘉富有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将台湾割让日本，他对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十分气愤，在厦门常常与知己谈论救国之经和庇民之策，主张变革政制和发展实业，支持进步党活动。据《菽庄主人四十寿言》说，他“论人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上下千百年，娓娓不倦，虽老生宿儒，无一复难。”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居住门巳经三年，观察政治得失后，提出建立政党应有无数实业家支持的见解，受到考察东南商务路经厦门的清廷参议王清穆所赏识，回朝遂给予奏荐，林尔嘉以道员名衔奉调进京，后由农工部保奖为四品京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政府商部右丞左参议王奏抵厦视察商务后，擢任林尔嘉为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林氏鉴于厦门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力倡发展实业，修建铁路，整理税收，削减冗费，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抗御外侮的经济基础。所以，他致力发展厦门电灯公司、电话公司。1906年，逊清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琛任福建铁路公司总理，要在福建境内修筑三条官商合办的福州一马尾、泉州一安海、厦门一漳州铁路线，邀请林尔嘉赞襄此事，林支持此项发展经济的基础建设，欣然受聘为商部顾问，热诚效力几年。但由于豪奢腐化的上绅工程人员贪取浪费，结果花掉近200万银元，只修了一条“前不过海、后不过江”的28公里长的“盲肠铁路”——漳厦线，林尔嘉甚是慨叹。
  宣统三年（1911），“林本源”号系分家，林尔昌儿子林熊征回到日本占据下的台湾掌管家产，而林尔嘉不忍睹被日寇铁蹄残踏的台湾故里，宁肯暂时放弃在台的庞大家产，继续在厦门做他有利于国家和地方的事情。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元月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林尔嘉庆幸祖国新生，民族复兴，欣然受任为临时参议院候补议员，为图强中国、振兴中华进献谏言。民国二年（1913），他眼见民国诞生，决心在祖国大陆定居，便开始在鼓浪屿大兴土木，辟地动工，营造“菽庄”花园别墅，面海傍山，亭阁台榭，虽然比起台湾板桥的林氏花园邸宅规模小一些，但也有“极山海之大观”的气派。过去，人们谈起“菽庄”，往往要说菽庄主人林尔嘉给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出了一半钱。其实，北京“清漪园”受英法联军破坏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十四年（1888）挪用海军军费去重修，并且改名为“颐和园”。林尔嘉那时才十四岁，还没有掌家管业，是由他的父亲林维源捐出巨资200万两白银，支助清廷整建海军，以祈增强国力，振作国威，但却被慈禧太后挪去修建只供自己玩赏的御苑。所以，后人说“菽庄出了修建御花园的一半钱。”国四年（1915）上半年，林尔嘉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被举为福建省行政讨论会会长，他记挂民生，持理国计，在讨论会上倡兴利，呼革弊，敢于论列时政，抨击世病，言如针砭，备受仰慕。同时，他任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华方董事，一边协赞外交，一边维护租界内华人的权益。为此二者，他往往不卑不亢地与洋人据理依法进行交争，事关国体荣辱和华人利害者，他总是不避威胁，不畏讹诈，力争到底。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各省都组织筹安会，准备向袁氏“劝进”，福建督理李厚基诱劝林尔嘉领衔，作为“福建人民代表”向复辟的袁大头上“劝进表”。他认为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是罪孽，便严词以坚拒之。1916年6月，“洪宪”夭折，袁世凯的皇帝梦做不成而悒死，林尔嘉才出任厦门市政会会长。1917年，段祺瑞执政毁约，他虽然受聘为华侨总会总裁，却在早年游旅瑞士之后又出游海外。民国十三年（1924），他偕儿子林景仁漫游欧、美各国，回国时遍游祖国名山大川，作诗遣兴。自此，闲居在家，成立“菽庄吟社”，常与通儒、游宦、画师、棋朋和墨客往来，也刊刻自己的《菽庄丛刻八种》，于民国十九年（1930）排印线装出版。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领土，1938年6月厦门沦陷于敌手，林尔嘉不得不携带眷属避走申江，渡过了抗战八年的辗转生活。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把日本统治五十年的台湾收复回来，年巳古稀的林尔嘉喜不能禁，扶着手杖东渡台湾，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台北板桥故里，开始重振被日寇蹂躏的林氏家业。不幸的是，在台湾晚渡六年便病逝了，其讣闻哀告：“痛于中华民国四十年（1951）十一月八日辰时，寿任正寝。”享年七十七岁。”
  林尔嘉遗作有《顽石山房笔记》、《寄傲山馆词稿》、《闽中金石略》、《鹭江名胜诗》等。1973年，其子又辑刊《林菽庄先生诗稿》一书出版，收入诗作311首。
  后裔人才拔萃 经商治文盛名
  板桥林氏第六代裔孙，人才出类拔萃，经商治文皆享盛名。如林景仁、林熊征、林熊祥、林伯寿四人皆是。林景仁是菽庄主人林尔嘉的儿子，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字健人，号小眉，别号蟫窟主人。两岁时，正在襁褓之中，由母亲搂抱内渡厦门，儿童时代受国学教育，少年常向诗人施士洁问学求教，辛亥（1911年）后渡洋到英国伦敦牛津大学深造，通识英、法、日和荷兰等国文学，对西洋文艺的研究颇有造诣，对中华传统文化也具有深厚的基础。1924年，他随父林尔嘉漫游欧、美各国，回国时又遍游祖国大好河山，览赏名山大川，进行采风创作，描绘自然胜景，抒发感旧怀人之情。他的诗作品，气势磅礴，纵横开扩，在风格上学贯中西，情韵并胜，别致一格，为读者所慕。他的著作有《摩达山漫草》、《天池草》、《东宁草》。可惜，富有文学创作天赋的林景仁并不长寿，1939年正47岁中年，便不幸地离开人间。这对“林本源”家族来说，不能不是折去一柱。
  林景仁的堂兄弟林熊洋，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字父访，号宜斋，别署大屯山人。他出生台湾那年，正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岁，所以他是日本侵占台湾的同龄见证人。林熊祥的母亲陈氏是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的妹妹，他成年又娶陈宝琛的女儿为妻。他的家父是巨富，岳丈是高官，但他不甘当 袴，而是要“不耻于世，不废于生。”1917年，他已经22岁，还奋学投考日本东京学习院，入高等科专班专修哲学，将届两年折返台湾主持“林氏建兴株式会社”的家业。1922年又兼掌“大有物产株式会社”企业。经纪从商，并非他的本愿，他却想望治文以留世，所以先后到北京图书馆任助理研究员。他的岳父陈宝琛回闽期间，也在福州担任一段时间的台湾公会会长之职。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台湾从日本殖民者的手中收复回来，他遂即东渡回到台北，想在台湾省做一番文化事业，整理台湾文献卷帙，编写台湾地方史志，把台湾被列强侵凌的辛酸史留下来鉴戒后人。他返台后，先到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工作，从1951年开始，便主持《台湾通志稿》的编辑类篡，这部浩繁的志稿成纂，他花了大量的心血。1956年，台湾民族运动前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献堂辞职，林熊祥受托重任，继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负责志稿成书，并在《台湾省通志稿》部书中撰写了《史略》和《哲学》部分。此外，他还著作《书学原论》等留世。他逝世于1973年，享年79岁。
  俗话说：“有其父，常有其子。”林熊祥好弄笔墨，著文造书，他的儿子林道衡受到耳沾目染，终也喜爱著文立说。他早期毕业于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经济系，后来到高雄医学院当讲师，在台湾大学担任副教授，以传授知识、教书育人为己任。因为他授课颇能满足台湾青年的求知欲望，文化学院、淡江文理学院和淡水工商专校先后聘他为教授，一直执教到1982年始退休，但他日退而无休，还受东海大学延聘，继续进行讲书说教。他执教几十年，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台湾知识分子。林道衡结合教学实践，对台湾乡土地理、历史、文化、古迹和风情都作过深邃的研究，他通过多年研究得出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结论，维护着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同时，他阅读大量的台湾历史资料，对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五十年所产生的恶果也有清醒的认识。他的乡土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民族爱国思想，表现出对历史的正义感和公正的态度，这从他所著的《台湾夜谭》、《台湾一百位名人传》、《台湾古迹概览》等十几种书籍中可以看出来。这位板桥林氏第七代的后秀，生于民国四年（1915），算计起来，他巳经七十六岁。
  在台湾企业界出名的，算是第六代林伯寿和林熊征。林伯寿列为“台湾企业界名人”之一，他和林熊祥同龄，也是生于台湾割让日本的1895年，字季丞，曾经赴英国攻读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又到法国巴黎法文学院续读，学成返回台湾，历任台湾银行监察人、第一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把拥有的巨资投向企业，办起台湾电力公司、水泥公司和启业化工业公司，他分任这些公司的董事、董事长和最高顾问之职。由于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电视传播市场的商业利益增大，他在近年办起电视公司，自任董事长后为名誉董事长。
  林伯寿掌管公司，操理金融，兴办企业，商战逐鹿，大显头角，成为台湾的一名大资本家。他也钟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古瓷墨砚有着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曾经撰写《兰千山馆砚谱》和《中华古瓷目录》，对古瓷墨砚文化的探索是花费心血的。因为他和文化学术结下了亲缘，并且在艺术探索上有了成就，便被推选为台湾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委员或常务委员，一人身兼多职，从商治文，两皆成名。
  林熊征，是林尔昌的嗣子，光绪十五年（1889）生，七岁那年跟父亲内渡厦门，表字薇阁，少年受汉学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3），林熊征未满二十岁，便担任成立不久的林本源制糖会社副社长，握有社内财权。辛亥年（1911）初，他秘密加入同盟会为会员。同年，“黄花岗之役”前夕，捐出巨资支援起义。第二年（1912），因为分家而东渡台湾，继承产业，自此脱离了民族革命和维护共和的轨迹。他在台湾期间，先后担任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社长、内外制糖株式会社董事长、太永兴株式会社社长和华南银行总理，曾在政治上倚附于日本人
  “林本源”家族子孙传衍繁茂，除居处海峡彼岸外，有的移居国外。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根”在今日龙海县，人人思乡怀国。最近，林氏后裔重访故土，出资修建莆山“永泽堂林氏义庄”。
  附载：
  “永泽堂林氏义庄”
  ·国靖 ·
  “永泽堂林氏义庄”在龙海县角美镇杨厝村过井社（原称龙溪县二十九都白石保吉尚村潭头）。
  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在台致富的吉尚人林平侯，为赈济家乡的疾苦族人而筹建，越两年告成。义庄是具有闽南风格的三座并排的两进大厝，前面有一片砖埕；后面建一座两层长楼，配合东西对向的护厝；“永泽堂”长方形金字木匾悬于中座大厝门上。全庄外加围矮墙，规模敞宽，古朴大方。
  义庄是一所慈善机构。从清道光元年开始，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历经四代人116年间。义庄以施赈赈为主，兼赡婚丧。义庄立碑记载：“在台湾淡水海山堡水田四十三甲八分四厘二毫（每甲合十四亩三分多），充为原籍义庄义田，年收租谷，除完粮耗谷外，年实收谷一千六百石，按年运回内地龙溪县白石保吉尚村潭头，赡给同宗困乏族人之用。”由庄主延请两名族中诚实公正的人经理其事。林氏族亲、贫乏之家，年供食米棉花，嫁娶丧葬，都给资助。例如，男的年给棉布三丈（每年冬至发给），女的年给棉花三斤（每年立春发给），令自纺织；男十一至十六岁，年给棉布一丈五尺；有服之亲娶妇，给银200两，嫁女给银10两，赡给有定额，男女不遗漏。
  林氏义庄赡赈历经一百多年，长年不衰。抗日战争后，由于交通阻隔，乃告终止。近年，台湾林氏族裔多次返乡探亲，屡次表达重修义庄的意愿。现修建义庄的14个项目已进行设计，初期工程也开始施工。不久，“林氏义庄”既保持原貌，又修缮一新，可供海内外同胞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