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自宋朝以来即有“海滨邹鲁”之誉。图书文具是伴随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雅业。远者已不可稽。宋、元、明、清各朝，能见诸地方志乘亦多语焉不详。笔者先世均系经营此业，相传至今，所知亦仅晚近之梗概而已。
  清末，漳州经营文具业仅数家。一、多艺斋，该店以雕刻印章为主，兼带贩售笔墨纸张，合手工工艺与商业于一体；二、多文斋，主营笔墨纸砚，即所谓“文房四宝”，附带贩售“四书，五经”、“千字文”、“幼学启蒙”、“幼学琼林”、“百家姓”等木刻书籍；三、奎文堂书店，店东姓沈，后由其子沈如竹（又名沈和尚）接续经营，业务几起几落，店号亦有变更；四、彩文楼笔墨书局，创业人为刘茂远。该书局规模较大，清末至解放后曾屡易商号，改变经营重点，然尚一脉相承，故历时最久；五、詹斗山笔墨庄，开设在打锡巷，自制出售墨锭，同时贩卖外地一些名牌笔墨纸笺，规模不大，亦工商兼营。
  漳州，过去既是府衙、道台、镇台的所在地，又是龙溪县治的所在地。乃闽南交通枢纽，文物鼎登，日常对文具的需求颇大，尤其在科举制度时代，每逢府、县考，各县士子均聚集在此，准备应试，除了随时需用大量的笔墨纸砚，还竞相搜购制艺的各种闱墨或范文（即《儒林外史》中描述的马二先生编撰那些文章）来加意揣摹。于是，有长汀县人邹如山，投时所好，从各地贩运八股范文书藉，如著名的《当耕斋》，来满足考生需要。后来遂变行商为坐贾，开设了素位堂书房。其所售书籍，种类齐备，版本较精，石印、铅印、木刻均有，为漳州士林所重视。经过这个演变，逐渐使文具与图书进一步合壁，并形成一个具有商业特性行业了。
  随着时代的推移，漳州图书文具业早先的那几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多艺斋至抗日战争期间，因子弟无人继业而收盘；多文斋认为文具无关人民生活必需，前途不广，改营他业；奎文堂传至沈如竹，一度歇业，转至厦门经营钟表，十余年之后，才回漳州，恢复旧业，重新开张洛阳楼纸店，有印刷设备，承印各种机关公文用纸、新式帐薄，利用给机关总务人员的丰厚回扣，大有垄断机关文印业务之势。奎文堂也几乎成为各机关总务人员心目中的一块肥肉，最终亦因此失败停业，后来改在家中印刷糊订信笺信封之类，苟延残喘，解放后，奎文堂的沈和尚被二师院招入印刷所工作。
  刘茂远经营的“彩文楼”，起初资金仅一百余银元，至民国初，传予刘登龙接续经营。此时，正值废除科举制度后，漳州先后设立多所中、小学图书文具，经营对象和品种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接待的顾客是为数不多的童生、秀才，供应的商品不外笔、砚、纸、墨、银珠、线装书。中、小学校设立后销售对象多是萃萃之学生和中小学教师，描红、毛笔、墨砚几乎已投闲置散，代之以铅笔、钢笔、墨水、橡皮擦子、圆规、米达尺等种类繁多之新文化用品，旧版的古书，如四书五经、修身、格致等被各门教科书所替代。这时詹斗山墨笔庄见大势已去，决意回徽州原籍，其牌号及存货则由刘登龙出面承盘，这就是彩文楼一段时期在店门上加挂詹斗山墨庄牌号的缘由。
  自詹斗山歇业，漳州则无地产的墨锭。毛笔虽有生产，但制作粗劣，只堪小学生之用。原来的湖笔、徽墨已久坛文势。徽墨以用松烟龙涎、梅片作料者为贵；湖笔有紫毫、狼毫、羊毫、兔毫之分，羊毫锋长柔胜，利于行草；狼毫则刚柔相济，利于小楷；紫毫最为刚劲，更为写碑、篆者所喜用；兔毫相较质差，多用作笔之外层，毛不作颖。后来，上海虎臣之笔及曾素功之墨逐渐在文要中饮誉、湖笔、徽墨已不能再复垄断市场了。
  过去，专营图书的店铺，在漳州有如凤毛麟角。素位山房（即原素位堂分出书店）以出售文集、文选类书籍为主，兼营文具。民国初年，在马坪街（即延安南路）曾开有一家图书铺，规模不小，新旧书罗列均有，似系文化人所经营，因不甚熟谙生意经，为时不久便悄然歇业。解放前夕，林成记丝线店林漳成之子林醒民曾在道口（即现新华西路）开设大路书店，因出售进步书籍，不兼营文具，后被国民党威迫而关门。
  国民党在北伐战争之后，对学校的学制数次改变。原在漳州的中等职业教育，甲商、甲农等旧制学校，陆续停办，代之以省立第八中学、省立第三高中、师范学校和教会中学，并在漳州城区利用庙宇、祠堂兴办多所小学，如孔庙的钟南小学，旧城守营的东华小学，东门岳庙的岳口小学，龙文塔附近的霞文小学，南方巷的南芳小学。同时，在漳州的教会办的学斋、学堂改为小学。这许多中、小学校所需要的大批教科书教学用具和学生文化用品，当时国民党中央至地方的教育行政尚未完全统一，各学校采用的教材各有所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商各自选印不同课本，供各地学校选用。在这个情况下，给漳州的图书文具行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各个图书文具店由合到分，扩大经营，以采购与供应教科书为主，一方面与上海出版商洽订条件，代理销售；另方面通过关系与漳州各中小学联络，取得某个学校供给学生教科书的经营权，从中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如从“彩文楼”分解出来的大同书局（店东刘振文）就是抓住这个机遇得以发展起来的。
  漳州图书文具业过去经营的文化用品，均系国货。后改制建立中小学校，增加外语、数、理等教学内容，因此，国货的笔、墨、纸、砚不能适应新的教学需要，民族工业的文具生产一时未能广为供应，致使一度所销售的文化用品几乎都是舶来品，如铅笔为德国制造，自来水钢笔和黑兰墨水为美国的康克林犀菲利、华脱门、派克等金笔最吃香，每支钢笔价值六至七银元，相当普通人家一月伙食费。学校印发给学生的讲义，在未有钢板誉写之前，采用日本堀井氏生产的毛笔油印机，其操作方法，先以净毛笔沾上红色药液在特制的油印原纸（有格子）上书写，然后用油墨印刷。
  民国九年（1920年），漳州文化教育界人士戴国桢、方玉书据当射政治形势与教育发展需要，曾在马坪街（即延安南路）成立图书流通处，主要经营各中、小学校必用的共和国教科书。但他们这种附庸政治的企业本身缺乏独立性，陈炯明离漳之后，该图书流通外，便烟消云散了。
  漳州图书文具行业中，能持久经营的要算“彩文楼”与“素位山房”两家。“彩文楼”店主刘登龙，资金雄厚，经营作风稳健，不但文具种类齐备，且逐渐扩及书籍和简单的体育用品，适应了当时欧风东渐之时尚。1925年间，登龙之侄刘振昌又在雨伞街（即台湾路）一侧开张“闽南书社”，主要销售新版的平装、洋装各种新书，对比只经营《古文观止》、《古文析义》、《昭明文选》等线装古书籍的店家开明的多，业务也相当好。可惜后来心鹜他业，收盘改行。刘登龙之子刘振文与刘振家，原在彩文楼同父亲学做生意。1939年，刘振文离开彩文楼，以资金千余元经营大同书店，而彩文楼则由刘振家接替经营。大同书店代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正中书局等出版的各种教科书，以及图书仪器、体育器械、教学用品和学习用具。当时，除教会办私立中学自选教科书外，公立中学使用的教科书均由省教育厅指定，并全部由大同书店供应。大同书店成为独家经营，故获利甚丰。在抗日战争中，虽然也发生过出版商供应中断及交通阻隔等状况，但店东刘振文也能派人至江西的吉安、赣州，广东的梅县、兴宁等地争取书源不断供应，始终掌握漳州图书业的牛耳。解放后，刘振文又与方文明等合伙，改商号为“大华”，继续经营图书文具，不再供应教科书的业务。素位堂是漳州图书文具业的老字号，经营各种古文书籍历史悠久，后来由店东之侄邹良臣袭业，改店号为素位山房书局，仍以经营古文书籍为主，虽不办学校用的教科书，但各中学国文教师多在该店选用古文读本为学生参考用书。在大同书店业务发展之时，刘登龙长子刘振声同时开设瑞文楼书局，由于出身学生，未经商场锻炼，没有多久，业务不振，只好歇业另谋出路。
  此后尚有林子江与方在田合伙开设崇文书局，后林子江分化出来经营大益书局。还有漳州绅士陈鉴修，兴之所至，亦在马坪街（即延安南路）开设“胜利出版社”，排列各种杂志，供人阅览选购，由于此人自己颇有文学修养与爱好，其所售的杂志、书籍、多系国内著名刊物，一时读者趋之若鹜，但文人经商，终是游戏三昧，不能持久。与此同时，抗战初已有离职教师庄仰升亦善文经商在道口街（即新华西路）自家店屋开起晓庄书局，出售各种杂志刊物，后又兼营文具学习用品，颇具规模，一直经营至解放后。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经济和商业重心逐渐西移，文化事业也多内迁至西南各省发行，为此，促使漳州图书文具业有所发展。后期开业的胜利出版社、晓庄书局外，还有崇文书店店员郑跃西、朱秉荣、方荣富、刘国本等人独资或合资开过的汇文书社、文友书局、育文书局、联华（兼营印刷）、良友书局、大同书局还在新华西路分设光明书局，连一些专营印刷业务的印刷商也纷纷转而采办各种文具纸张应市，如商民印刷所、古宋印刷所等。其间的图书文具业可谓猗欤盛哉！
  漳州解放后，1950-1955年间，书店不能经销学校教科书，而其他图书和文具仍然业务旺盛。新开业的图书文具店尤多，大体上其资金和经营者有三种来源：一、老店分化，另开门市；如三成文具店，由宗文书店分化出来，由方亚生经营大东书店，由吴炎开经营新人文具店。由荣珍文具店分析出来，建文文具店；由育文书店析出，由朱荣华经营；还有联华书局改办新民文具店，由方满狮经营。二、金银由政府统制，原金银首饰店改营文具店；如瑞丰金铺改设新文化书店由薛安和经营；珠山金铺店改为新亚文具店由李炳经营；建兴金铺改为华文文具店由郑崇德经营。三、其他，有旧人员陈毓琼、杨文惠、卓秀瑜合伙的共和书店，苏南山开设的南民文具店，谢海树修理钢笔摊改营的海记文具店等等。上述各类新开业的文具店达20多家。
  1956年，漳州城区进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已开业经营的图书文具业进行了新的组合。宗文、育文、建文、新文化4家联合为四联文具店；彩文楼、共和、大益3家联合为三元文具店；南茂、海记2家联合为海记文具店；华文、新文化、新亚联合为华新文具店；文友、光明联合为大路文具店。此外，还有群众书店店主王振基原是以出租连环画的个体户，通过在上海的友人，向上海市各摄影室代理销售风景、美女、剧照和流行歌曲，后又增营各种文化用品。1956年社会主义对私改造时，该店没有纳入同业接受改造，留外自营，经过一段时间，才由漳州市百货公司单独给予改造。
  本文部分材料由刘振家、郑崇德二位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俗语佛源之一——天花乱坠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后，除传播宗教信仰外，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风俗乃至日常口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天花乱坠这个词，即源自佛经故事“天女散花”衍变而成。《维摩经》中说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弟子身上而为供养。《心地观经·序吕》：“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花）乱坠遍虚空”。后此词多指，言谈虚妄，动听而不切实际。
  俗语佛源之二——世界
  世界，梵语谓路迦驮都，原意为日月临的范围，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山的四大洲，为一小世界。不泛指宇宙，如三千大千世界和华藏世界。也含流迁意，指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含方位意，指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空间。后此词一般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