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王咸熙，名履享，号复一，咸熙为其字。漳州上苑人（今漳州修文西路），生于咸丰六年（1856），因其设的讲堂命名为“宗敬”，漳人多称之为“宗敬先生”。王咸熙的父亲王家璋，赠承德郎，曾为清朝龙溪县学学胥。咸熙早年家贫，常忍饥挨饿在缘觉寺苦读，23岁进秀才，光绪十七年（1891）和二十六年（1900）两上狮子岩办学。宣统二年（1910），赴京应孝廉方正试，以岁贡授铨吏部，得县丞之职而不就。南归后，复办学于家乡。辛亥前掌教郡南义学，官府慕其才学声望请他主持询事会。幸亥后仍主持上苑街两间私塾的教学，而后又在名第山、内阳岗等地设帐授徒。1940年于漳州近郊埔尾村去世，享年85岁。遗著《复一吟草》、《复一文存》、《中庸示掌》，其诗采入《灵光集》（现存于台湾），其文《王少枚先生殉国纪略》收入1991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碑传集》。
  王咸熙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内容的教育活动，其教学对象是那些天性本善良待于雕琢的少年。他认为：“童稚之天性未漓，动以恳恻至情，其感发弥挚，晓以伦常大义，虽久远难忘”。因而他很注重启蒙教育，对于初入学的儿童，他选编一些简短诗歌和养正格言，让学生朝夕讽咏。如采用吴惕国的《童子摭谈》，“天生我为人，要我循道理，无理逆天心，那得天心喜”。还有吕新吾《小儿语》等一些易记诵、易理解、易接受的诗歌，而且自编教材《提呼用耻歌》教导学生知廉耻，守礼义，遵循孝、悌、忠、信的儒家思想。他还参考元朝教育家许鲁斋的教学法，设日到功过表，兼习三献诸仪，要求学生将学到的道理见于行动，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性。经过一段启蒙教育，学生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和修养，他进而授之以《朱子小学》、《五子近思录》等理学著作。平常他自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精警联句以引导学生奋发上进。如《狮子岩示诸生》：“先生后生此来未许贪吟风月；小学大学我辈当知痛下功夫。”他在《贺燕巢落成》中以比喻手法对自己辛勤耕耘而有所收获甚感自慰：“予拮予据几时巢垒一新凭手创；以生以养行看羽翼群满到秋飞”。当时师从王咸熙的门徒甚众，单上苑街两私塾每届就有四百多人。名师出高徒，王咸熙的很多学生成为栋梁之材，而这些学生成名后仍念念不忘恩师的训导。粤籍已故中山大学教授、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黄仲琴先生，少年时授师于王先生门下，以后他常怀念师尊“功静语默，轨扬是宜”。辛亥后曾任龙溪县县长的林者仁，少年时落拓不羁，其父深为苦恼，得悉王咸熙教学有方，特请他上狮子岩专门为儿子授课。在王咸熙的精心培育下，林者仁才识大有长进，懂得了为人的道理；辛亥前夕，他投身于革命，辛亥后虽身居县长要职，但他对恩师的培养仍常怀感激之情。在一次同学聚会中，他首议为王先生立“生祠”。这个倡议得到同学的赞同，但被先生阻止了。当时县长上任时，照例能收取下属的贺礼，俗称“陋规钱”。林者仁就任县长时就把“陋规钱”拿去开办“民有银行”，以利百姓，他称自己的做法是仿其师严于义利之辨。另有一次，林者仁外出路上，巧遇王先生迎面而来，虽然先生并未认出他，但他当即退到一旁，鞠躬恭候让先生行过，在旁的群众深受感动。
  王咸熙虽是科举出身，却不溺于科举之浮名，正如其门人杨黄绶所云：先生“知圣贤之学不在科举，故不孜孜于词章以求合于世”。王先生的遗作《漳州甲戍士变记》就披露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台湾举人王选闲高度评价王先生对漳州知识阶层的影响：“清季士夫，争名夺利，相习成风，恬不为耻；公倡导正学，力矫其弊，漳州士习，为之一变”。
  王咸熙的生活年代正值清末至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有人认为战争之由起于宗教各异，应设立万国道德会，将佛教、道教、基督教、回回教五教并列，任人信仰自由，以息战争。王咸熙对此深感优虑，他认为如果这样，后人就不能明瞭什么是修道之教、率性之道、天命之性；他还认为必须正本清源，示一大道为万世法。因此他力倡心学，以儒学教化人们为己任，并且身体力行。他要求家人治丧不延僧拜忏，出殡不吹打鼓乐，自己的生日不许儿辈称觞祝寿。乡里之人深为感化，一时陈规陋俗大为改变。他不信那些神异怪诞之说。有位同宗亲戚曾以珍玉相赠，说该玉能通神问卜，很是灵验，王先生则却之不受。他毕生遵循传统道德，母亲于太平军进漳时不幸遇难，后浚井得遗骸，王先生啮血以验且埋葬之，凡逢初一、十五，他都得亲自到母亲坟前上香；每逢忌日，他总要披麻戴孝，泪流不止。后其父去世，亦如此，几十年如一日。王先生如此孝心，感动了许多人，著名清末皇族画家溥雪斋曾绘制《蛇仑展墓图》，生动地描绘了王咸熙祭扫父母坟墓的情景。王先生对师友感情纯笃，他的启蒙老师曾小轩去世后，儿子年幼失怙，他将其接到府上培养成人。他的好友郑静山死于瘟疫，家人骇怕至极，不敢接触，而他感念郑往日情谊，抚尸痛哭且办理其后事。类此情事，可见王先生尊师处友，一本至诚。
  王咸熙的人生哲学是主敬存诚，他认为“一官一邑司铎亲民，犹可藉手以敬事、敬学，见诸施行”。“持敬”则是他的理学思想精华。他为了实现这种理想，鞠躬尽瘁，恩泽百姓。在主持地方询事会时，他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清末，漳州许多妇女丧夫而不嫁，成为封建社会竭力推崇的节妇，然而这些妇女往往因官府未知其姓氏而未得赡养，生活十分困苦。当时王咸熙遍访城中节孝妇百余名，报请知县曹本章为他们挂匾并奏礼部准予旌表。宣统间，咸熙至京师，还亲自向礼部请准允予旌表张烈女、刘贞女。这些虽属宣扬封建礼仪，但客观上却为这些节孝妇得到官府津贴而解决部分生活困难。为此，另有些孤寡人家也常求助于他，而他总是想办法或自己出资赡养，或发动大家接济，或为他们立嗣。不完全统计，由王咸熙接济的节、烈妇就有陈氏、钟氏、刘氏、卢氏等六、七家，这些费用均由他个人从辛勤耕耘所得的微薄收入中付给，可谓克己待人之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漳州发生水灾，他奉派到南乡查勘沙田，身着布衣，脚穿草鞋，遍访民情，并据实禀请地方官蠲免交荒粮，当地群众深为感激。
  王咸熙年老而“持敬”思想依然不变。民国时期，风云变幻，他越加谨慎，更强调独立不倚精神。他78岁时，曾为自己的影像题曰：“独立持敬”，并题联：“道岂晦于青天白日，人其危乎虎尾春冰”。题赞中有：“提醒精神，惺惺寸衷。致诚求慊，依据时中”语，这些都是对其“持敬”思想的高度概括。当他在内阳岗设帐授徒时，于自己居所题联：“先生何许人，不必详其里居，不必详其姓氏；帝乡非吾愿，忽而志在流水，忽而志在高山。”他的淡泊之志跃然纸上，至晚年仍手不释卷，力著《中庸示掌》。可见他的一生为研究与发展理学做了不懈的努力。
  王咸熙去世后，他的学生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沉痛的心情。王咸熙生前的得意门徒、理学家兼医学家杨黄绶闻先生去世不胜悲痛，挥笔书写：“北斗下来天有泪，泰山颓去地何依”的挽联。王先生的受业婿杨桢，每年都要到先生墓地祭扫，忆念往昔，感慨万端，曾抒写道：“丹桂发清秋，南村续旧游。烹茶烧荔叶，扫地折松楸。师骨埋兹土，吾生失与俦。几回凭吊罢，不觉泪双流”。学生们还十分关心先生的身后事，黄仲琴时在香港，因抗日战争爆发，旅途不便未能来漳协理后事，他来信郑重提倡：应编印王先生的诗文集，以免珍贵材料散失；先生墓志铭当觅科甲中人有名德者为之。其再传弟子菲律宾侨领杨启泰闻讯后立即汇来巨款助建王先生的坟墓。如今位于漳州近郊、龙海境内王咸熙讲学过的狮子岩附近王先生墓葬已列为龙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有许多海外侨胞前来拜谒。
  王咸熙辞世数十年来，国内名流仍景慕赞颂不绝。清季宁海章一山左丞云：“龙溪理学名区，代有哲士，先朝末造，乃有王咸熙征君，真凤毛麟角也。”福州林子有提学赞誉王先生“道德文章，全国归向，所有著作宜在不朽之列”。淮安田耐慵太守称之为：“独立不惧，守道待后之巨儒”。台湾举人王选闲评王先生：“深知孝悌为仁之本，尤贵身体力行，时以翊扶正学勖后人，其立身之大，持己之严，凡一言一动皆足为后人模范”。全国人大常委溥杰为王咸熙遗迹“寄闲亭”题联：“厚俗正蒙，地灵人杰；寄闲味道，山高水长”。不久前，龙海旅游局把王咸熙大字草书“乾坤正气”镌刻于漳州名胜云洞岩之峭壁，为名胜再添美景。1992年出版的《福建教育史资料集》，对王咸熙为近代教育的贡献也给予客观的记载。其中黄政写的《福建元明清教育史话》，对王咸熙创办的私塾评价是：“较正确和影响较大的私塾”。民国时期编纂的《龙溪新志初稿》和张其淦编的《清代遗民诗录》有王咸熙小传。另有王咸熙家传由张其淦撰写，墓志铭则出于清末进士、翰林院侍讲曹典初手笔。还有厦门大学著名教授叶国庆、黄典诚也曾撰文评价王咸熙是“程朱理学在漳州晚近一人”。
  王咸熙有五子三女，其五个儿子的学识都是他亲自传授的。长子王迪光，光绪二十五年（1899）进秀才，早期与杨黄绶等一同协助父亲执教，后在碧湖华侨小学任教达35年。王迪光善于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力守其父教法，牢记其父嘱托，爱护、关心学生，师生情同父子。三子王迪寿曾设帐授徒于郡北步武、砾斋、旌考祠。次子王迪廷、四子王迪庄也继承父志，从事私塾教育，惜英年早逝，未能尽展平生之志。当年王咸熙曾题四子执教的“宗敬蒙垫”：“宗旨要坚持，传诵经书，勿谓区区训蒙谋口腹；敬修其可愿，殷勤启发，庶几人人知耻止风潮”。这些也是对其后代的训戒。五子王迪坤（作人）曾于进德女中（今漳州三中）和碧湖华侨小学执教。王作人的古文功底深厚，1979年调到漳州教育学院参加编写《汉语大辞典》，退休后又应聘担任华东师大文史专业函授班历史古文的教学和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工作。
  王咸熙在漳州有孙一男三女，曾孙亦一男三女，祖孙至今四代都从事教育工作，为人师表。1992年教师节前夕，省教委、省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授予“教育世家”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