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黄彻，字常明，号太甲、晚号䂬溪居士，行元十七，生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癸酉八月十五日。兴化县广业里溪（宋洋）中厝人。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五十二选举·邵武府·宋载：“绍兴十五年（1145）乙丑刘章榜，黄彻，邵武人。”而同书卷之五十三选举·兴化府·宋载：“宣和甲辰六年（1124）沈晦榜，黄彻，中庸之孙，岳州平□□。有《䂬溪诗话》十卷，兴化县人。”考兴化军通判陈振孙（字伯玉）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载：“《䂬溪诗话》十卷。莆田黄彻常明撰。”故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之曰：“陈振孙《书录解题》作莆田人，《八闽通志》作邵武人。意振孙时，去彻未远，当得其真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云：“殆家本莆田而占籍邵武者，编中持论，多本少陵。自言官辰、沅逾年，顾志州郡官师者，不载姓氏，集亦失传。”读者如留意同邑史学家郑樵（字渔仲）尝为黄彻之子廓为文纪其事，则可知彻乃莆田人，所谓占籍邵武，实则皆误。 黄彻尝撰《金墩黄氏资圣院碑阴记》：“黄氏其先，光州固始人。晋元帝渡江，迁来福塘，今侯官黄巷即旧所居之地。唐肃宗时（756-761），刺史岸复徙莆阳涵头，即今军城之东黄、涵江黄巷及溪（䂬溪）之黄，皆其分派也。涵头黄巷有黄璞、黄蟾二公，当昭宗时（889-904），同入崇文馆为校书郎，世世子孙、多有仕宦。东黄乃鉴之子滔为御史里行，近代又得公度魁天下。自是联登桂籍者，每不乏人。惟䂬溪之黄始祖巘，与峰、鉴、峻为兄弟，皆昌朝子也。由涵头支分而来，正妙应大师之族。巘之子，曹从兄也，董昌之乱，碣以忠义战死，诏赠司徒。曹以世乱，隐居不仕，有田数顷余，移舍碧院北。三子曰琡、曰珍、曰珮。珍之后，有子曰祐。祐生达。达生三子，季子宠，为大理寺评事。宠之子曰中庸，为太常院博士，如军城居焉。由始祖至九世而有彻，乃太常博士之嫡孙也。曩尝太常有记，因回禄之变，岁月浸久，恐后世不知所以，彻时为宰官，未有光扬前人之德，因为院记，而并书之，以名吾祖绵山如此，于余子孙、亦无愧焉！”（见《金墩灵慈黄氏族谱》按：黄彻所云“鉴之子滔，为御史里行。”实为昌朝次子㟘，㟘之子滔。） 昌朝，行坎四，唐贞元十四年（798）官金华，令，其为桂州刺史黄岸四世孙。昌朝传第四子巘，字景陟，为人德性端厚，乐善好施，虽喜读书，但以山水为趣。时适五季纷争，为避战乱，巘携妻赵氏，卜居䂬溪，为䂬溪黄之始祖。巘传子曹，字宜官，以世乱，又移舍碧院北。曹传子三：长子琡，官闽越奉礼郎。次子珍，过继碣为嗣子。三子珮，官闽越奉礼郎。珍传子祐，字福顺，官四门学正，晋迪功郎。祐传子达，字载道，以子宠贵，赠大理寺评事。达传子宠，字锡甫，官朝议大夫、大理寺评事，为彻之曾大父。宠传子中庸，字长行，号雷山居士，行金二十，生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癸亥正月初四日。乃司徒碣之六世孙。中庸好读诗书，过目成诵，气度聪达，务引大体，少有俊声。仁宗皇祐五年（1053），莆阳士子黄谕、黄中庸赴京应省试，同擢郑獬榜进士。谕官秘书省校书郎。中庸官太常博士，崇以实干，与司马光（字君实）、欧阳修（字永叔）、包拯（字希仁）、赵抃（字阅道）、刘敞（字原父）、文彦博（字宽夫）、富弼（字彦国）、王尧臣（字伯庸）、韩琦（字稚奎）齐名。中庸天性浑厚，为人仁惠，司马温公尝荐其才，除授浙江提刑。任上爱民如子，能断奇案，明察秋毫，所活甚众，浙人德之。去日，士同乞留，入为中奉大夫，累官太常院博士。以温公论荐，邑人蔡京恶之，名列党禁而致仕焉！（见《莆田渭阳系黄氏族谱》）中庸归莆阳，自䂬溪徙居兴化军城西（今城厢区旧西门雷山巷，筑黄太常卿第）。其撰《莲花池》诗云：“莲花瓣里可撑船，一月映成水一川。人把水心和月净，莲花貯月水倾铅。”元祐九年（1094），中庸在梅兰创建步云书院，置学田，收生徒，兴教助学，课文讲德，培育英才，乡人德之。中庸娶周氏安人，封北海县君。其传子五：长偶，字从吉，荫袭承事郎，累官剑南州司户参军。次仲，官迪功郎。（按：后析居漳郡之溪山，分永春桃源之漳溪。）三修，官翁源令。（按：后析居仙游来苏里何岩）四伷，未仕。（按：一说伷官奉礼郎，后析居花园巷、马巷。）五伸，特奏承事郎。（按：一说官迪功郎，后析居军城之北西天尾。）元符三年（1100）庚辰九月初七 日，中庸以疾卒，享年七十八岁。葬墓筑永福梧桐潼关教忠院北观音叠座穴。年弟闽县人许将（字冲元），仁宗嘉祐八年 （163）擢 癸卯科状元，官吏部尚书，拜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为撰墓志铭，祀郡乡贤祠。 偊在南剑州任上，爱民切至，廉洁自誓，兴学育才，多有建树。其传子彻，少负俊才，急求道，淹通史书百家。天性端厚，勤敏不倦，发奋下帷，无寒暑昼夜不闻读书声，妙契疾书，身体力行，造诣渊邃。为人重名教，尚气节，耿直不媚，气刚色仁，黄彻有之。黄彻未第时，初为小吏，侍相国常兖之在福建。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国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学其术。僧云：“此事有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相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召，得黄彻焉，相命就学。老僧遂于暗窒中，置五色彩于架。令视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淬熟看之。”旬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载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迥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次也。”（按：袁许、字嘉言，绍兴上虞人，以荐授承议郎，为宁乡都察司官， 以状元、签判王十朋荐，升国子书库大使，此人擅占术。） 徽宗宣和六年（1124），莆阳士子黄享、黄公坦、黄彻赴京应省试。四月癸丑，徽宗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八百五人。黄享、黄公坦、黄彻同擢甲辰科沈晦榜进士。享官修职郎，道州营道。公坦官通直郎。彻授辰州、辰溪县丞，就升令。在任五年，以才谞称。建炎二年（1128），彻辟差沅州军事判官，攝倅事。郎将汪长源与傜首有隙，酋鼓众数万，声言渡江乘城，人心恼惧。彻闻讯，奋不顾身，竟单骑入傜巢穴，晓以祸福，悉愧懾谢罪。一州赖以全，士民德之。 彻继权麻阳县，遭巨寇曹成之扰，其率群傜御敌，擒寇首领数人，贼众宵遁。寻辟鄂州嘉鱼县令（按：其地属湖北省，以地有鱼嶽山，故取诗“南有嘉鱼”之义为名。）下车未几，流移还集。复权知岳州平江县。甫半岁，师曹交辟，处之宾幕。平江士民千余人，诣都督行府乞还仕。黄彻为官清正，民乞留任，对比那些食民禄，耗民财，刮民膏的贪官污吏来说，可谓“任重才疏成底事，西湖岂乏钓鱼船。”须知“功名官爵，货财声色，皆谓之欲，俱可以杀身。” 绍兴五年（1135），高宗皇帝在平江，张浚（字德远）自江上还，入见。二月丙戌，张浚守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浚知彻为有用之才，上其事，有诏即真。其时朝廷议浚为右揆出使湖外平杨么，浚独以军功任边事为言，高宗即以边事付浚。湖贼杨么抄掠数郡，遏绝水道。官军屯岳阳，而县距州数舍，地险，艰于转饷。彻虑粮食不继，预设巨舰，令民输租其中，得米千余斛，乘风而前。贼引数十艘尾逐。会官军至，只舟不得返，因降其众。官军得以仰哺，贼垒遂平。彻有惠政事，军民称颂。可谓“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秩且满，有权贵寄产于县境，为民患者，彻按以三尺，乃为排报。彻器识过人，素以廉节闻，权贵阴排之。彻居官恬退自守，不肯履豪贵门，自以不善谐俗，遂委官而归，无复功名意。绍兴九年（1139），秦桧执政，二月壬戌，张浚被秦桧排斥在外，新知福州，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浚邀彻至幕下数月，竟不肯留，丞相浚见其确守退志，乃谓人曰：“如黄令之才，使稍宦达，何所不至；今恬于名位，甘老林泉，故平生抱负弗克施，良可惜也。”彻学问优于人，志度闳深，调护不虞，不动声气，遇仓卒，州县尝倚以为重。居官，所至人爱，所去见思。一时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状无以易公，争相辟置，故其风绩迭见于湖北表里如此。（见黄彻裔孙从政郎沅州学教授黄焘《䂬溪诗话跋》） 彻尝于宣和丙午（1126）九月九日撰《䂬溪黄氏谱序》：“溪（䂬溪）则司徒碣公、曹公。而黄氏之派牒昭然，由司徒而后，浸浸出仕者多，曾大父宠大理评事，祖中庸太常傅。不肖彻谨述本源，详及支派，第世次别，少长纪，迁徙叙，其出官、生、卒、年、月、日、配、葬列其先后，诰、敕、志、铭、诗、文合成斯编，为吾谱之光，益以知世德绵绵，子孙振振，云尔。”而今彻弃官归里，囊乏嬴金，宅无华屋，惟吟咏自娱，如其咏诗云：“京市鲊先夸召伯，浙音鱼或号周公。”“但遣一枝居巧妇，不殊大厦贺嘉宾。”“就舍勿令人避席，渡江莫与马同船。”可惜黄彻的诗集不见流传。闲暇则训督子孙。其又重修《莆阳䂬溪黄氏宗谱》，刊䂬溪始祖以下八世历祖名讳，于北山资圣院中，立其所撰《金墩黄氏资圣院碑阴记》刻石。 自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起，䂬溪归属兴化县管辖。《舆地志·里图·广业里䂬溪》下注云：“宋黄彻居此。”䂬溪原分广宫、䂬溪、乾顶三个村落，广宫境内有一座上下厅双叠四中柱形式的古建筑䂬溪宫，仅大石柱就有十八对，显得金碧辉煌，引人注目。相传䂬溪宫是黄彻亲手倡建的。先是建炎三年（1129）己酉，彻自闽海乘船经白涌海峡，忽遇狂风大作，海浪滔天，樯断楫摧，航船几倾，眼看就要葬身大海了，危哉！此时彻却想起救苦救难的海上女神妈祖，速即焚香加额望海空三拜，跪船头砸舷九叩，默默有词向妈祖祷告：若此番能化险为夷，让船平安抵达三江口，定要建造䂬溪妈祖宫，重塑金身供奉宫内。妈祖护国庇民，妙灵照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加深了黄彻对妈祖的虔诚敬重。如今之䂬溪宫，终年香火不断，早已成为三个村庄黄姓共有的宫庙。彻报恩之举，可谓“人以义来，我以身许。”近千年来，自然也赢得了莆阳黄氏子孙的缅怀和敬重，遂成千秋佳话。 时光荏苒，彻居䂬溪不觉过了五年，到了绍兴十三年 （1143），彻尤邃理学，学贯闽中，经指授者多闻人焉。其为文雄谭奇偓，致力于诗词，则又婉约深奥，绰有唐人之风。对诗话的研究，彻“不求广，故得；不杂学，故明。”俗云：“君子之学贵一，一则明，明则有功。”彻终于写成《䂬溪诗话》十卷。 彻在《䂬溪诗话自序》中云：“予游宦湖外十余年，竟以拙直忤权势，投印南归。自寓兴化之䂬溪，闭门却扫，无复功名意，不与衣冠交往者五年矣。平居无事，得以文章为娱。时阅古今诗集以自遣适。故凡心声所底，有诚于君亲，厚于兄弟朋友、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讽谏而辅名数者，与予平日旧游所 经历者，辄妄意铺凿，疏之窗壁间。未几，钞录成帙，而以《䂬溪诗话》名之。至于嘲风雪、弄草木而无与于比兴者，皆略之。呜呼！士之有志于为善。而数奇不偶，终不能略展素蕴者，其胸中愤怨不平之气，无所舒吐，未尝不形于篇詠，见于著述者也。此《说难》、《孤愤》、《离骚》、《国语》所由作也。予赋性介洁，嫉恶如仇，不忍浮沈上下，甘老林泉，实其本心，何所怨哉！故《诗话》之 集，皆因前人之语而折衷之，不敢私自有作焉。”（按：依《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在此句下尚有“莆田黄彻”四字。）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奸相秦桧病死，邑人陈俊卿（字应求）以秘书省校书郎即召在馆，除著作佐郎、兼晋安郡王教授，在郡二年。绍兴二十八年（1158），俊卿历司勋礼部员外郎，除监察御史。取道归莆阳省亲，暇日赴䂬溪拜访乡先生黄彻，不自是者博闻，同心自相知，彻与俊卿茶叙畅谈之余，且出示所作聊以自娱，因笔论其当否，且疏用事之隐晦者，以备遗忘。日往月来，不觉成编，君其与我评焉！’予退，伏而读之，皆前辈议论所未到。若嘲烟云，媚草木等语，率略而不取。惟是含风雅而中律度，有补于时，有辅于名教者，如璆琳珢玕，森然在目。得诗人之关键，窥作者之阃奥，详而正，讽而不刻，使人心开目明，玩味不能去乎。斯可谓难得也己！公少负才，取名第，宰剧邑，籍盛有能声。一旦与当路轩〓不得，弃官而归，优游里闬，其中浩然，未尝戚戚于外物，而其用志不衰如此！呜呼，观其取与，可以知其能诗；观其议论，可以知其为人。 降叹之余，未及请益，而予赴馆职，后数载，公亦云亡。因循十年，未暇追述。今阅旧集，不胜挂剑之情，因以鄙词题其首。公讳彻，字常明。（见《莆阳玉湖陈氏家乘》） 黄彻次子廓在撰《䂬溪诗话跋》中写道：“志以言而章，言以文而远，文以叙而传，叙以德而久，古太史氏职採民谣，缉为歌诗，以献于王，王以知其才而见其志，于是乎伸之。及古道废阙，英才埋没，往往讫之著作比兴以自见者多矣，然非得当世闻人表而出之，则亦无以取信于后世。先君子平生以直道行己，动与物忤，志不获骋，终老林下，遗文颇富，未克流于世，而遭䂬子之火，独《诗话》十卷仅存。大丞相陈公妙年，以文章先多士，为天子名宰，望重德隆，不轻许可。载览遗藁，叹惜不遇，慨然以盛文序于首，正声劲气，端庄典雅，遂使积年暖昧，一旦光明，相与传久，可谓立言而不朽者。次年（1169）七月甲子，廓敬书于后，以示子孙、无忘盛德焉。”参知政事真德秀（字景元）跋《陈正献公诗集》云：“丞相正献陈公，道德风烈，为阜陵（宋孝宗）名相第一。”而俊卿倾倒于彻如是，至称之为“乡先生黄公”，足见其为人。 评论诗篇或记载诗人故实的著作，一般称为诗话。写作诗话之风盛于宋代，自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南宋赵昺祥兴二年（1279），中间相隔三百十九年，其产生如欧阳修撰《六一诗话》，司马光撰《温公续诗话》，刘攽撰《中山诗话》，苏轼撰《诗病五事》..共造就诗话作者一百三十八家，诗话一百三十九部，仅莆阳一隅，则涌现出十位诗话作者，十一部诗话作品，现开列如下，以飱读者：一、蔡京季子蔡絛，字约之，别号无为子，仙游人，官朝奉郎。撰《西清诗话》三卷，存。《金玉诗话》一卷，残。二、方次彭第四子方深道，莆田人，官奉议郎。撰《集诸家老杜诗评》五卷，存，续一卷。三、方次彭第五子方醇道，字温叟，以父荫知南剑州。撰《杜陵诗评》五卷、《集诸家老杜诗评》续一卷，未见，当佚。四、黄彻，兴化县人，官平江令。撰《䂬溪诗话》十卷，存。五、方煜（晔），字仲诰，莆田人，绍兴十二年（1142）壬戌特奏名。撰《方煜诗话》，郑夹漈为序。不知卷数，佚，见《莆阳比事》卷之三。（按《莆仙方氏宗谱》与《重刊兴化府志》均以方煜作“方晔”，字仲诰。）六、刘克庄，字潜夫，莆田人，官工部尚书。撰《后村诗话》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存。七、郑揆，号蒙泉，莆田人，知惠安县。撰《熊掌诗话》，不知卷数，佚。八、方铨，字叔平，一作平叔，号真窖，莆田人，官直宝文阁。撰《续老杜诗评》五卷，佚。九、吴泾，号荜门，莆田县人，仕履未详。撰《杜诗九发》，不知卷数，佚。十、黄锺，字器之，号定斋，仙游人，官漳州录事参军。撰《锦机诗话》，不知卷数，佚。（见《宋诗话考》） 黄彻撰《䂬溪诗话》共二百十四条，其中八十七条引用了杜甫的诗，而引用到李白诗的仅十四条，由此可见彻推崇备至的是杜甫，其倾向于扬杜抑李的认识确实有些片面的。如卷一第五条载：“《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 又如卷二第二条载：“世俗夸太白赐牀调羹为荣，力士脱靴为勇，愚观唐宗渠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哉？其意急得艳词媟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頼。就使滑稽傲世，然东方生不忘纳谏，况黄屋既为之屈乎？说者以谋谟潜密，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力士闺闼腐庸，惟恐不当人主意；挟主势驱之，何所不可，脱靴乃其职也。自退之为‘蚍蜉撼大树’之喻，遂使后学吞声。余窃谓：如论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 其于白乐天（名居易），见卷十第十二条载：“所谓刚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尝观乐天云：‘況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希文云：‘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皆心中语也。白则有‘敢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又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范又有‘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赴姑苏》云：‘岂辞云水三千里，因济疮痍十万民。’与汲、段相似。”黄彻喜爱白居易，特别是白氏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对彻产生直接的影响，故在评述诗歌时，能以“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为准绳要求自己。 其于陶渊明（一名潜，一字元亮），见卷八第二四条载：“世人论渊明，皆以其专事肥遁，初无康济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尝求其集，若云：‘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頹，此心稍已去。’其自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士之出处，未易为世俗言也。”黄彻非常精辟地论述了陶潜不是一位贪图安逸的消极的逃世者，他之所以过归隐生活，是因为不满现实的黑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遂弃官归田，朝廷诏征著作郎，渊明称疾不就。此条诗话实际上是黄彻自抒胸臆，表现其对黑暗社会的憎恶，他也是因嫉恶如仇才得罪当道权贵，只好如渊明那样弃官赋“归去来兮”。 其于欧阳永叔（名修，号醉翁，六一居士。）见卷九第二条载：“永叔尝谒执政，坐中赋《雪》诗，有云：‘主人与国共休戚，岂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当时乃谓：韩退之亦能道言语，其豫裴晋公宴会，但云‘林园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作闹。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未尝不在于忧国恤人，物我之际，则淡然无著。《夏日叹》曰：‘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夏夜叹》曰：‘念我荷戈士，穷年守边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终食不可忘也。‘边兵’之语，岂为过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圣贤，护短凭愚要我敬。’‘雪径抵樵叟，风廊折谭僧。’真作闹诗也。”欧阳永叔为北宋名臣，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因支持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遭政敌忌恨弹劾贬知滁州。神宗立，以反对王安石新法，坚请致仕。永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平生奖掖后进，俱受世称誉，亦擅史学，与宋祁等修《新唐书》，忠孝一生心，深得黄彻喜爱。 其于蔡君谟（名襄，自号莆阳居士），仙游人。见卷七第二十一条载：“乐天云：‘报道前驱少呵喝，恐惊黄鸟不成啼。’坡云：‘鬓丝只好对禅榻，湖亭不用张旌旗。’蔡君谟云：‘因傍低松却飞盖，为闻山鸟辍鸣驺。’若俗士正务以此夸张俗眼，又岂识数公意。”又如卷五第一条载：“坡作《荔枝叹》云：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盛德岂在此，致养口体何陋耶？又不见洛阳丞相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补世之语，不能易也。”其对先贤君谟制作小龙团茶颇有微辞。蔡君谟加造小龙团茶贡之，富彦国叹曰：“君谟士人，乃为此耶！”欧阳修见君谟向上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其于苏东坡（名轼，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见卷八第二条载：“东坡《游金山寺》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盖与江神指水为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则誓在其中，不必诅神血口，然后谓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语也，坡去一‘言’字，殆歇后也，亦此意也。’’又如卷八第五条载：“子瞻赋《浊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浊，人当嫌浊，人当取醇。’其末乃曰：‘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复立分别，则是浊醪无妙理矣！岂非万斛汹涌，不暇点检故欤？” 苏东坡为宋文学家、书画家。先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外调，因被诬‘谤讪朝廷’而获罪，入御史台狱，酿成“乌台诗案”。后又反对司马光等尽废新法，再求外调。及新党重新掌权，东坡又被斥为以文字“讥刺先朝”，再贬惠州、儋州。其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思想博杂，于儒、道、释均有吸取融汇，并由此而形成独特的人生态度，在政风上倾向儒学，在人生处世上出入庄老禅宗。积极从政，坚持操守，主张对弊政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但反对欲速轻发，既为新党所不容，亦为旧党所不满。然其生活态度“期于静而达”，观察问题颇能超脱，处世接物又复旷达，故虽历尽挫折飘泊，始终达观。东坡反对浮巧轻媚的文风，认为“有意而言，意尽而止，天下之至言也。”提倡文艺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文诗词俱为一代大家，东坡还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扩展到词的领域，有突出贡献。彻对东坡自然也是以思想内容为第一标准来评判他。 孝宗乾道五年（1169），是年孟冬吉日，右朝奉郎权知州军州事黄永存撰《䂬溪诗话跋》云：“诗话杂说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徙资笑谈之乐，鲜有益于后学。若《䂬溪诗话》，议论去取，一出于正，真所谓有补于名教者。其详已具大丞相陈公之叙。永存与先生，宗裔同出光之固始，乃敢锓木以广其传。” 到了宁宗嘉泰三年（1203）癸亥正月朔旦，彻之孙从政郎沅州学教授焘分教潭汤，又再度刊刻先祖彻之《䂬溪诗话》于学宫。其撰《䂬溪诗话跋》云：“先祖尝著《诗话》十卷，发挥杜少陵窔奥不得施用之处。乡衮正献陈公，为之叙引，学者从诵习之。比刊于蕲春，先君复刊于家塾，所传广矣。焘不肖，分教潭汤，适在先祖游宦之地，讵可无此书乎？因稍正其讹舛，刊之学宫，且以出处之大方，识于卷末，庶观者有所考焉。’ 度宗咸淳五年（1269）立秋日，澧阳聂棠撰《䂬溪话跋》云：“岁在壬子（1252），予守沅，蒞政之暇，遍观学宫所有书籍。一见《䂬溪诗话》，与其他所集旨趣不同，盖黄令君所援引诸家之诗，悉指少陵为归宿地。虽于去取间默寓其不得时以行志之愤，然议论皆本于爱君忧国，事亲敬长，一扫骚人絺章绘句之习，其于名教，岂小补哉？孔子曰：‘诗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䂬溪》其有见于此乎！沅本字小而讹，予司臬乡部，公余略加订正，而锓诸梓，非惟可以便览，亦使此集之传益广云。”聂棠居官能弘扬正气，此为《䂬溪诗话》第四次得以刊刻流传，意在劝进取，“高价人争重，行当早着鞭。”也是对黄令胆识、见识、才识、学识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褒奖。彻运用诗话来抒发己之抱负，来表露己之爱憎，来赞颂轻官爵、重人命，敢言直谏之良吏，来痛斥那舞智趋时、害民敛财，草菅人命之贪官污吏，可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康熙四十七年（1708）戊子三月，浙江秀水人朱彝尊（字锡鬯）官翰林检讨，其撰《䂬溪诗话跋》云：“《䂬溪诗话》十卷，宋黄彻常明撰。..其送弟诗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过江莫与马同船。’语浅情真，不失风雅之旨矣。”黄彻饱学，能徵引故事，指出哪些是用事出处，哪些是造语出处，但有时求之过甚，不免受讥于人。他赞同诗贵自然，“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彻于《诗话》卷十第七条载：“余尝赴京师，往辞伯父，坐中举兄弟《送行》诗云：‘问人求稳店，下马过危桥。’及观《坡集》，见《送侄安节诗》言其伯曾有送老苏下第归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急难之诚，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丙申阳月，无双后裔黄模（字相圃），岁贡生，因父母亡故后不再应举，遂潜心学问，专事著述，有《夏小正分笺》、《夏小正异议》、《武林先雅》、《寿德堂诗集》等存世。其撰《䂬溪诗话跋》云：“吾家诗学，肇自莆阳监察公昆弟，厥后文节为江西鼻祖，而闽中一派。流衍特长，论者以晚唐体目之。不知宗法有本：厚人伦，维风教，常明公《䂬溪诗话》具在，可考而知也。模自壬午（1762）入闽，得拜族尊莘田先生。先生官四会令，罢归家居，萧然环堵，焚香著书，不特文章媲美前人，气节尤与常明公符合。益信君子之泽，未有艾焉。新安鲍君以文，近有丛书之刻，模因检所藏《曝书亭》旧钞，亟请开雕。以文复购善本，校其讹脱，详载前后序跋，又皆竹垞先生当日所未见，而常明公之生平功绩，于以灿然。发潜阐幽，以文高谊，感不朽矣。”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十日，浙江仁和人卢文弨（字绍弓），时官侍读学士，为撰《䂬溪诗话跋》云：“此书议论纯正，凡艳冶之辞，概不插齿牙间。其评品李杜优势，后人莫能易也。至子美之广厦与乐天之大裘，其意一也，其词则有工拙，何必以穷达校其难易急缓与作者之先后以为高下哉！..常明未必有斯谬，必校者之妄加也。此书出吾乡鲍氏所藏，黄氏仕履之详，尚可以考见云。”（见《抱经堂文集》卷十四）而乾隆五十四年（1789），江苏甘泉人张宗泰（字登封），其时任天长、合肥教谕，为撰《䂬溪诗话跋》云：“《䂬溪诗话》十卷，其诗摘录前人诗，一句或一联，专以论辩为主，又意在于厚人伦，维风俗，故不取风云月露之词，持论亦甚正，然以守正之过，至拘执不得诗人之意者，亦往往有之。”（见《鲁岩所学集》卷十）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彻论诗大抵以风教为本，不尚雕华，然彻本工诗，故能不失风人之旨，非务以语录为宗，使比兴之义都绝者。在宋人诗话之中，固不失为善本焉。” 元代藁城人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累官翰林直学士，论诗主张辞达理顺，反对险怪雕琢。其评《䂬溪诗话》云：“东坡《章质夫惠酒不至》诗，有‘白衣送酒舞渊明’之句，《䂬溪诗话》云：或疑‘舞’字太过，及观庾信《答王褒饷酒》云：‘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谓疑者但谓渊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论其所本哉！（见《滹南诗话》卷中）清严廷中（建中）评《䂬溪诗话》云：“黄彻《䂬溪诗话》尊工部而抑太白，更为呓语。至谓心术事业，可施廊庙，以李杜齐为忝窃，则全无心肝矣。要之，少陵自是一代大家，然何至字字皆经，语语皆史。如引‘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乾元元年春，方姓始安宅。’‘元年建已月，官有王司直’以为史笔森严，人不易及，如此论诗，几于无诗。”（见《药欄诗话》甲集）。 又如卢文弨评《䂬溪诗话》共十八条，如卢引卷一第九条云：“虽为乐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余趣。”评曰：“未免太认真了，与风雅之意微隔。”如卷九第一条云：“二者较之，少陵为难。”评曰：“何必于此较优劣。”再如卷十第一条云：“忠臣义士，欲正君定国，惟恐所陈不激动。”评曰：“危言危行，夫子亦不教人概施。”（见聚珍版丛书《䂬溪诗话》，清卢文弨批校本）再如近代日本人近藤元粹评《䂬溪诗话》共三十条，引卷九第八条曰：“凡诗作，有用事出处，有造语出处。”评曰：“创见可喜..博引广证可喜，但叙事拙陋，欠明畅，可憾。”（见《萤雪轩丛书》第三卷。）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原名希汾），他是研究宋代诗话的权威学者，著有《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等书。郭绍虞题《宋诗话考》効遗山体得绝句二十首，其中第十五首即咏黄彻《䂬溪诗话》。诗云：“絺章绘句俗滔滔，只手狂澜空自劳。矫枉有心宁过正，强将名教入风骚。”这些评价都十分中肯。尽管彻论诗亦有不少封建迂阔之论，但总的看，其“精诣卓识”值得后人重视，郭教授给予彻较高的评价：“惟黄氏以拙直忤权贵，弃官归隐，故于诗之导謀侧媚者尤深恶之，不使阿謀奸佞之小人得以藉口，则立身处世正应如此，此与维护封建礼教当分别视之，又未可以其迂腐而忽之也。..是书特点在以风数言诗，斯固然矣。‘然以守正之过，至拘执不得诗人之意者，亦往往有之。’张宗泰所言正中其病，盖砥节砺行是其所长，但拘执于道学家之见，全以封建道德之标准以论诗则难通矣。若从此点以推尊此书，适成为美化糟粕而己。顾此书有另一特点为他种诗话所罕有者，而世人不注意及之，反扬其糟粕，亦可怪己。窃以为宋人诗话之所以胜于唐人论诗之著者，由于宋人之著重在理论批评，而唐人之著则偏重于法式也。..惟黄氏此书独能在诗格诗例方面，另出手法，以创为语法修辞之规律，则事属首创，其功有不容湮没者矣。盖黄氏饱学，能观其通，能窥其微，故蹊径独辟，固非一般作诗格诗例者所可比矣。..可知筚路蓝缕，其功匪易。黄氏继之，独能于诗学创立类例，精诣卓识，此正人所难及之处。”（见《宋诗话考》） 《中国大书典》在论及《䂬溪诗话》云：“《䂬溪诗话》评论诗人诗作，有不少独到见解。该书作者自序云，诗当‘有诚于君亲，厚于兄弟朋友，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讽谏而辅名教。’本着这一宗旨，黄彻强调作诗应直面现实，敢言、敢怒、敢谏。..黄彻继承了屈原‘发愤以抒情’和韩愈‘不平则鸣’的传统，提出‘士之有志于为善，而数奇不偶，终不能略展素蕴者，其胸中怨愤不平之气，无所舒吐，未尝不形于篇咏，见于著述者也。’..但总的看，其‘精诣卓识’值得重视，今人郭绍虞先生就曾给予较高评价。《䂬溪诗话》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历代诗话续编》本等。” 《中国文学大辞典》文学理论批评章，对《䂬溪诗话》云：“则论诗保守儒家传统诗教，人或讥其拘牵文义，失之迂执而不得诗人之旨。但其书又注重诗格诗例并加以类例分析，颇启发后世。至于对语法修辞规律的探索，则如郭绍虞《宋诗话考》所称‘事属首创，功不可没’。有嘉泰三年（1203）其孙焘所刻十卷本，序跋最全，鲍廷博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中。另有《学海类编》、《七子诗话》、《萤雪轩丛书》本，今通行中华书局排印《历代诗话续编》本。” 当代著名诗话研究学者汤新祥校注的《䂬溪诗话》，在1986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汤氏在《后记》中所云：大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归纳：一、黄彻非常注重诗歌的思想性、文学理论批评思想是受到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直接影响的。二、黄彻非常注重诗歌的教育作用，因而强调诗歌的思想性，这是正确的。三、黄彻非常注重在诗话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赞颂儒家的“仁”，是为了宣传他的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的儒家观点。四、黄彻在诗歌艺术形式方面，则赞同诗贵自然。五、至于黄彻有关诗歌的语法、修辞的论述极有创见，这也是《䂬溪诗话》不同于其他诗话的一个特点。另外读者可参阅当代学者郭可楠评黄彻的《䂬溪诗话》。（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及陈先汀所撰的《䂬溪诗话》摭谈一、二、三。（见《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二〇〇六年、二〇〇七年专刊。） 话说回头，宋代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一“三世登云，四代攀桂”条载：“兴化黄中庸之后彻，彻子府，府子安石，亦四代登科。”（见《鉴明录桂籍题名》）府为黄彻第三子，字用藏（一字大方），号东美，行火二十一。幼即敏慧，长更励志，天性纯孝，翕和昆弟，杜门嗜学，能慕父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府擢癸未科木侍问榜进士，授平江军签判。有惠政，士民德之。迁从政郎，改江南扬州府江都令。秩满以疏请乞终养而致仕归莆阳。府与兄廓，纯孝笃敬事其亲也。养志无违，竭力致敬，亲病，府衣不解带，汤药非亲尝弗进。与兄廓焚香祈天，愿以身代亲病，遂愈。后亲殁，丧葬尽哀，谨遵古礼，邻里敬重之。 府自军城西徙感德乡景德里金墩村（今黄石金墩），娶侍讲女陈氏，封长沙县君。及府卒，葬墓筑城关西门外对境北磨鸡峰山华岩寺东，南剑州沙县人秘书郎陈渊（字知默，世称默堂先生。）为撰《墓志铭》。族亲在水南金墩建黄府祠，祠背依小山之原，面朝九华山拜堂水，每年正月初四日，金墩黄氏裔孙诣祠拜谒先祖，香火鼎炽。孝宗隆兴元年（1163）癸未，彻长子丰（黄府胞兄），特奏名，监南岳庙。乾道五年（1169），中庸第三子翁原令修，修传子钟，擢己丑科郑侨榜进士，官漳州录事参军。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彻长子丰之子勋，擢甲辰科卫泾榜进士，官杭州教授。淳熙十四年（1187），彻长子丰之子焘，擢丁未科王容榜进士，官武冈军教授。府传子安石，字公介，学识之精，义利之明，拔出流俗之表。光宗绍熙四年（1193），擢癸丑科陈亮榜进士，官朝请郎，馆阁校勘，晋朝请大夫。人谓“簪缨继世，无如黄氏，绩学多才，惟公（中庸）为最。”故自高祖中庸至玄孙安石，相隔一百四十年，四代联登，一门八进士。 莆阳邑乘对黄彻仅有片鳞断爪之记载，无怪宋际春《咏䂬溪诗序》云：“闻邑令偕幕宾访䂬溪，或乃导游渔沧、枫叶，前辈治制之义弊至此！然亦由志乘不为黄彻立传，有以致之也。”其撰《䂬溪吊黄徹》诗云：“细数风骚地，䂬溪亦有声。群山环宅小，七子说诗清。族裔无闻久，邦人此道轻。白蘋洲好在，谁识柳浑名。”当代学者朱维干云：“吾辈后生八百年，颇闻西方人论艺术，分为两派：一曰为艺术而爱艺术者，黄氏所谓‘嘲风雪、弄草木’，而无预于比兴者也。一曰为人生而爱艺术者，黄氏所谓‘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讽谏而辅名教者也。使黄氏于今日，当列入后一派人，则其《诗话》之价值可知矣。”（见《莆田县简志》宋代儒林，附介绍《䂬溪诗话》）。 俗云：“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制胜，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黄彻居官为人处世待事，“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其生平事迹可见《䂬溪诗话》序跋、《莆阳比事》卷一、《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八闽通志》卷之五十三、《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卷之二十六、卷之四十三、《闽书》卷之一百十四、《游洋志》卷五、《全闽诗话》卷三、《宋史翼》卷二十、《宋诗纪事》卷四十七、《曝书亭集》卷五十二、《莆阳玉湖陈氏家乘》第八篇、《福建通志》卷三十六·循吏传，清黄邦士辑《莆阳䂬溪黄氏族谱》甲、乙、丙三辑、《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莆风清籁集》卷四、《抱经堂文集》卷十四、《鲁岩所学集》卷十、《滹南诗话》卷中、《药欄诗话》甲集、《萤雪轩丛书》第三卷、《金墩灵慈黄氏族谱》、《莆田渭阳系黄氏族谱》、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国大书典》文学卷、《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丛书综录》、《莆人著作存本》、《莆人著作提要》、民国《莆田县志》第二十五卷、《莆田县简志》第十三章、《莆阳黄氏通书》、周雪香《莆仙文化述论》。